从美国回来后，张纪恩又去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在那里也见不到张锡瑗的照片。
于是，张纪恩给出版《邓小平》画册的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写了一封信，认为《邓小平》画册应该补上张锡瑗的名字和照片。他的信，写得颇为尖锐，“但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他的性格便是如此，怎么想就怎么写。
据张纪恩说，他的信，由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的###之子杨绍明转给了邓小平。毛毛看到了这封信。
后来，毛毛由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沈玉琴陪同，前来看望张纪恩。
这样，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专门写了一章《张锡瑗妈妈》，记述了邓小平和张锡瑗的婚恋。书前，还印上张锡瑗的照片。也就是说，毛毛完全接受了张纪恩的意见。
张纪恩说起了那张张锡瑗照片的来历：
张锡瑗死得很早，何况当时从事地下工作，不允许随便去照相馆拍照，所以寻找张锡瑗的照片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不过，张锡瑗有个小妹妹叫张晓梅（原名张锡珍），也是中###员，由邓小平介绍，和徐冰结婚。徐冰本名邢西萍，是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的同学。解放后，徐冰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虽然徐冰和张晓梅都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但是从张晓梅在西安的亲属家中，终于找到了一张张锡瑗的照片。
张纪恩这才明白，在编《邓小平》画册时，确实是因为找不到张锡瑗的照片，所以没有印上去，并非什么“新人”“旧人”的缘故。不过，即便张纪恩的信，写得那么言词出格，但是邓小平并没有半点责怪他。
邓小平曾说过：“张锡瑗是少有的漂亮。”果真，那照片上的张锡瑗美丽动人。
这样，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也有了张锡瑗的墓和照片。
。。
一位特殊的历史老人（8）
张纪恩说，他去龙华烈士陵园，在张锡瑗的墓前，献上了一束鲜花。
张纪恩的阅历非常丰富。他劝我去采访一位阅历也很丰富的老人。他拿出一大堆名片，寻找起来。我看到他手中一一翻过去的名片，几乎都是高级干部或者高级知识分子，如###、薛暮桥等等。
我见到苏渊雷教授的名片，便说起我认识他，但是我只知道他是著名诗人、书法家。
张纪恩却告诉我，苏教授也是中共早年的党员，这很出乎意料。他劝我不妨去采访苏教授，请苏教授谈那段鲜为人知的经历，对于研究中共早期党史会是很珍贵的口碑资料。可是，就在我准备与苏教授联系时，年近九旬的苏老却在上海华东医院与世长辞了。
在张纪恩手头的名片中，最为奇特的是越南黄文欢的名片。那名片上除了印着汉字“黄文欢”三个字以及一行越南文“HOANG VAN HOAN”之外，什么都没有——既没有印“头衔”，也没有印地址、电话。
这一大堆名片，其实也就是张纪恩的特殊的交际圈的象征。
为戴厚英写《非命》（1）
1996年8月25日，著名女作家戴厚英和她的侄女在上海凉城新村寓所遇害，噩耗传出，上海为之震惊。海内外新闻传媒关注这一重大命案。上海市公安局成立了一百七十多人组成的“八二五特大凶杀案”侦察专案组。经过对两千人的调查访问，最后终于侦破疑案……
在戴厚英遇害后的第四日，香港《明报月刊》便打电话来，约我赶写纪念文友戴厚英的文章。
我找出多次与她谈话的录音带和采访笔记，还找出为她拍摄的照片、底片以及她送给我的著作，还有我在十几年前从报刊上剪下的许多过去“批判”《人啊，人！》 的文章，开始着手写作纪念她的长文。
我连夜赶写了一万多字，于翌日——1996年8月29日传真给香港《明报月刊》，题为《从〈诗人之死〉到戴厚英之死》（上）。
香港《明报月刊》1996年第九期本来已经上机印刷，停机补上此文。几天后，这一期《明报月刊》就发行了。
紧接着，我续写了两万多字的《从〈诗人之死〉到戴厚英之死》（下），传真给《明报月刊》。该刊在第十期发表了。
作为作家，我与新闻记者们的视角不同：他们关注的是侦破工作的进展情况，公安人员如何侦破凶手，凶手是如何杀害戴厚英，法庭怎样审理这一大案……而我呢？我所注重的是用我的笔，向广大读者介绍我所了解的戴厚英，她是怎样的作家，她坎坷的人生道路和创作道路，她的人品，她的作品特色……一句话，我关注的是她的“心路历程”。
香港《明报月刊》1996年第九期，为我的纪念戴厚英的文章加了如下编者按：
著有《人啊，人！》 、《诗人之死》等长篇小说的上海著名作家戴厚英，8月25日下午在家中惨遭杀害。
戴厚英是自1978年起开始小说创作，她的文学作品因为人性和人道主义色彩过浓，曾经一度在中国大陆受到批评。
戴厚英近年来在政治和文学创作上较低调，主要耕耘领域集中在文学理论等课目上，并且对佛学产生兴趣，著述颇丰。
戴厚英出生于1938年，后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60年到上海文学研究所从事文艺理论研究工作，1979年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第二年转入上海大学文学院。
戴厚英一生坎坷，在文学创作和个人情感上遭遇过多重创伤。上海著名作家叶永烈是戴厚英生前好友，曾数度采访戴厚英。如今，叶永烈那些采访戴厚英的录音已成戴厚英留在人间最后的声音。本刊独家约请叶永烈撰写三万字长文，追踪戴厚英在世时的音容笑貌和她此生走过的心路历程。文章将由本期开始连续刊出。
香港《明报月刊》1996年第十期，又加了如下编者按：
上海著名女作家戴厚英8月25日在上海家中惨遭杀害，此事引来海内外各界人士的震动。本刊独家约请戴厚英生前好友叶永烈撰写的缅怀文章已自上期开始刊出，并受到读者关注。戴厚英生前极少接受访问，近年更少曝光；叶永烈是少数被接受的采访者。叶永烈多次访问戴厚英，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精心整理成本文；追寻戴厚英的心路历程，行文真实、细腻，生动地刻画出一个历尽磨难的女作家的一生，可说是戴厚英第一篇完整的传记。
本刊为满足读者要求，在本期内将叶文余下的两万字刊出，以此与各地读者共悼戴厚英在天之灵。
我出席了戴厚英的追悼会，还参加了对残杀戴厚英的凶手的庭审——她的一位中学老师的儿子，为谋钱财，丧心病狂地杀害了戴厚英以及她的侄女。
我在《从〈诗人之死〉到戴厚英之死》一文的基础上，加以补充、修改，写出了《非命——著名女作家戴厚英的心路历程》一书，奉献给文友戴厚英在天之灵，也奉献给众多关心她的读者。
我曾说过，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作为作家，采写过诸多人物，但是我几乎不写同行——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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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戴厚英写《非命》（2）
即使不得不写作家，我几乎不写同地同行——上海作家；
即使不得不写上海作家，我几乎不写年龄相仿的作家——中青年作家；
即使不得不写上海中青年作家，我几乎不写异性作家——女作家。
我采写戴厚英，是唯一特殊的例外。
她只比我大两岁，而且是上海女作家，本来我是很忌讳写这样的同行。但是，对她的命运的同情，使我决定采访她：她是右派分子的女儿，她在“清污”运动中遭到“左”的排炮的猛烈轰击……
那是1985年5月21日，在北京返回上海的火车上，我一口气读完了戴厚英的长篇小说《诗人之死》。我知道，她写的诗人的原型便是闻捷，而小说中的“向南”便是她自己。
小说毕竟是小说，是虚构的。我想及写一篇报告文学——《闻捷之死》。
我大致知道戴厚英的处境。尽管复旦大学在上海东北角，我家在上海西南角，到她那里去必须斜穿上海城，光坐车来回就要近四小时，但是我还是未在事先写信与她预约——
因为这样的采访话题她会回避。6月4日上午，我朝复旦进发，七点多离家，到达她那里已九点多了。
她住在一幢六层宿舍大楼的第四层。环境很安静。我担心她不在家。敲门之后，她来开门，双手水淋淋的，正在洗衣服呢。
房子不大，一长间，小小的卧室、灶间，唯一宽敞的是书房，占了一半面积。几个玻璃书橱里放满了书。
她戴着金丝框眼镜，五十岁模样，脸上皱纹已很深。非常健谈，口齿清楚，讲话很有条理。烟瘾很重，一支接一支地抽香烟。桌上放着电话。
一听我的名字，她就知道了。我们无拘无束地交谈着。
我说明来意之后，她沉思了一下，然后说：“写这样的报告文学，你会得罪人的。下午我有课。我上课，一向需要平静的心情。现在谈闻捷之死，会使我激动难以自制。我们另约时间谈吧。不过，我先可以把我的一些情况跟你谈，你心中有底，然后你再考虑写不写。”
她异常坦率，又异常倔强。她是个性很强的女性。
她说，她的父亲是右派，叔叔被镇压。她是一个没有“后台”的普通的人。
1960年，她从华东师大中文系毕业，分配到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工作。
后来，她结婚了，生了女儿。由于意见不合，与丈夫离婚。
“文化大革命”中，她曾参加造反派，成为闻捷专案组的成员（她强调说，她不是组长——她不是党员，不可能当组长。小说中写成组长）。连她自己也意想不到，在审查过程中，她读了闻捷的作品，被深深感动，爱上了闻捷。当时，闻捷的妻子因受迫害而亡故。
她与闻捷的爱情，受到工、军宣队的干涉。她被送往东北，闻捷自杀离世……她，蒙受了第一次沉重的打击。
“文化大革命”后，她以自己的生活为素材，写出了《诗人之死》。上海文艺出版社决定出版。上海某些人闻讯，视为猛兽——因为闻捷之死与那些人有关。此书停了下来。不久，上海文艺出版社还是决定转印，打了纸型。这时，上海某人又借用夏衍之口，压此书。终于此书无法在上海印，转到福建人民出版社，上海又派人追到福建。关键时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给予支持，使此书问世。上海新华书店原订六万册。印成后，受到某些人干涉，上海退书，一本也不让进。后来，总算进了一点点。有人看了，说：“写一个专案组长跟专案对象的恋爱？！”
《人啊，人！》出版之后，戴受到了“密集性”的“批判”。她知道原因何在。可是，声势浩大的“批判”，反而使这本书一下子引起注意。美国出了烫金精装本，香港出了两种版本，法国出了译本，日本、联邦德国也在翻译出版……可是，她不仅得不到版税，连样书也没拿到。她对我说：“就像一个女儿，穿上了各种各样的衣服。我作为母亲，多么想看一眼呀！”
为戴厚英写《非命》（3）
戴厚英还告诉我，外国出版社编辑来沪，要求会见作者。复旦大学党委请示上海市委宣传部，未予同意。德国波恩大学马丁教授求见，也遭拒绝。里根总统访问复旦大学时，复旦大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