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后各省政权大多掌握在军人手里，副总统黎元洪首先于4月10日上大总统及京外各机关电，提出了军民分治的问题。他针对革命后秩序混乱的现象，认为军人柄政流弊丛生，主张将军务、民政划为二途。这篇长达2400字的电报，是一篇没有标点符号的骈俪文字，指出军人柄政有“十害三无”。所谓“十害”，大体是指军事独裁和军队扩张形成的社会危害；所谓“三无”，是指在军事独裁情形下，军界“无道德心”、“无法律心”、“无责任心”。他强调面临的危险的局面：“莽莽神州，不亡于满清之亲贵，而亡于民国之英雄，不亡于专制之淫威，而亡于共和之初政。”这封电报，说实在的，也道出了当时的社会混乱，以及预测到了后来军阀混战时期的种种现象。从“公理”上看，似乎没有多少错误。例如，他说到司法独立问题，而军人柄政的结果，造成“自恃重兵在握，任意执行，假军法为护符，视民命为儿戏。”但是，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大江报》案，以及后面要谈的张振武案，黎元洪、袁世凯自己何曾尊重司法独立？同样滥用权力，草菅民命！这些“公理”是对人不对己的。民国史上这一类侈谈“民主”的现代“公理”，实在数不胜数，而衡量他们的实际行为，则差了十万八千里。黎元洪在民国初年的一系列主张，实际上都是在配合袁世凯压抑革命党人、由袁世凯统一中国的需要。袁世凯非常赞赏黎元洪的主张，并感慨地说：“西儒所谓暴民专制，不图今日乃亲见之。”当然，黎元洪自己也是军人柄政，所以带头在湖北实行军民分治。但事实上，在袁世凯强迫他去北京之前，他也没有把民政事务真正交给民政长官。
前清中国体制，总督、巡抚都是带兵官，当时是文人带兵，即使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样的军事将领担任总督重任，但他们都是文人出身，都有科举功名。辛亥革命后的形势有所不同，一批职业军人担任了都督职务，掌握了军事、民政权力，开始出现军阀割据的倾向。而所谓暴民专制，本来指的是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统治时期的恐怖统治。辛亥革命后，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暴力倾向，一些革命党人在社会政治活动中也动不动以暴力相向。不过，辛亥革命中的这些行为，小巫见大巫，同后来的军阀统治以及群众专政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了。袁世凯只是借用社会混乱作为口实，来对付各省地方势力，尤其是同盟会掌权的地区。从中国政治的发展来看，我们很难下一个简单的结论，就说同盟会都督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问题在于，袁世凯代表的是一种保守的利益集团，辛亥革命党人代表的是另一种希望更新和发展的利益集团，对中国社会的前途和发展有不同的政治理念。清朝灭亡了，社会出现了动荡和分裂的倾向，袁世凯希望凭借他在前清体制内发展起来的势力，独揽国家政权，但当前他自己的力量有所欠缺，必须和前清立宪派合作，才能对付同盟会的革命势力。同盟会则是从民间崛起，有着一股朝气，希望按照自己朦胧的现代理想去从事改革，但在实际政治生活和实际操作上，仍然摆脱不了军事独裁的局面，很难真正走向现代民主。这样的两股势力发生了冲突。我们决不可把中国社会的政治分野，简单地看成黑、白分明。
3．军民分治还是地方自治？（4）
江西都督李烈钧率先起来反对军民分治，争取地方自治。他认为现在社会秩序混乱，如果都督不能掌握财政大权，一旦有事，无法集中力量平定事变。他强调：“总之，革命方法，原分三期：军政、约法、宪法是也。今日中央政府由军政时期进而为约法时期，各省现状则尚在军政时期中之时。都督一官，日后固不可久存，惟目前决不能骤废。”至于军民分治，则要等到秩序稳定，正式宪法和各省官制正式制订之后才能实行。广东都督胡汉民支持李烈钧的主张，他更详细地论述了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问题，要求袁世凯应该授予各省都督以军政、财政两权，让各省自行裁遣军队，整理财政。针对袁世凯向六国银行团的借款计划，他批评说，中央不应该大举借债，想用财政权力来操纵、控制各省，结果是让列强用财政权来操纵中央。孙中山赞成地方分权，强调：“民权为天经地义，专制恶风断难久存于二十世纪。”
李烈钧和胡汉民不仅公开联络各省都督反对军民分治，而且还秘密联络南方革命各省，企图组织都督联盟，与袁世凯掌握的中央政府对抗。李在秘密发给起义省份的电报中，希望组织一个最稳健的政治、军事团体，如果中央政府能够以国利民福为前提，则维持拥护，互相协助；而如果中央政府挟有私心，借统一之名，施专制之实，只有大家一起起来抗争，纠正中央政府的错误。总之，要以地方监督帮助中央政府，不让中央政府操纵地方。只有这样，才能不让中国的权利被外国人夺去，不使国家重新沦为专制的国家，目前发生的种种危险的局势，或许可以平息下去。
同盟会地方政府和袁世凯的中央政府的纷争，与言论界激烈派对袁世凯的批判，并不是一致的。激烈派并没有什么实力做自己的后盾，而地方都督则是以军事实力为后盾来说话的。粤、赣地方政府与中央对抗的政策，激起了亲袁党派的攻击，社会上也不断传出诸如广东独立、七省独立之类传言。在梁启超系统办的《时报》上，1912年8月2日就刊发了《论李烈钧之野心》一文，露骨地攻击李、胡说：民国成立后，各省都督之中，有两个人抱有野心，一个是粤督胡汉民，一个是赣督李烈钧。二人的手段都是专制的手段，他们的目的都是要反对中央。胡汉民反对中央集权，李烈钧亦反对中央集权，胡汉民反对军民分治，李烈钧亦反对军民分治。他们二人又互相联络，一旦中原发生事变，有人认为胡、李二人就各自抱着一个割据地方的思想。李凭借胡获得出海口，胡又凭借李获得进入长江渠道，他们二人构成了犄角之势，前进就可以逐鹿中原，争夺天下，后退亦仍然可以成为一方的霸主。为袁世凯笼络的粤中军官黄士龙写信给胡汉民，公然辱骂说：你的种种举动，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还需要我来造谣吗？可惜你没有这种力量，所以也没有这种狗胆。你的野心哪里是仅仅以独立就可以满足的！
袁世凯为对付粤、赣的异己势力，通过收买两省军事将领来达到控制两省的目的，致使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日益尖锐，即使没有后来发生的宋教仁一案，对抗也很难避免。当时，原江西第三旅旅长余鹤松，本是李烈钧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但李烈钧任都督后改编了余的部队，由李烈钧的另一同学欧阳武统率，并改派余为都督府代表（有3名代表）前往北京。余失去军权，对李十分不满，就在北京走袁世凯的门路。袁乘机给了他一笔经费，让他回江西活动，只要他能推倒李烈钧，袁世凯就任命余为江西都督。12月10日，余鹤松在南昌发动旧部兵变。当天，李烈钧即迅速调兵平叛，枪杀了100多人。余兵变失败后逃回北京。
李烈钧虽然知道这次兵变的特殊背景，但他没有力量与袁世凯决裂，当时也没有决裂的形势，全国都在提倡调和。于是，李烈钧希望缓和与中央政府的矛盾，就发生的兵变事件，向袁世凯引咎自责，并且请袁任命民政长，以便自己专心治军，同时，特意推荐汪瑞辏УＨ蚊裾ぶ拔瘛Ｍ粑扒褰魑浔秆米芗啵钊胙保褪峭袈既〉模蚨惺ι橐辍Ｍ粜愿裎潞停钕肜盟椿汉陀朐揽某逋唬裕辉俣厍胪舫錾桨锩ΑＫ挥辛系剑舯臼乔扒骞俪≈械娜耍恢雷龉伲涣私飧锩蟮恼涡问啤Ｍ羧衔疃厍胱约撼錾剑鞣矫娴比幻挥形侍猓绻玫皆揽闹С郑约旱牡匚黄癫痪凸塘耍坑谑牵羧痍＇就直接到北京谒见袁世凯，请求袁世凯直接任命，不要由地方大吏推荐，这样就更好地体现了国家的统一。汪主动上门投靠，袁世凯求之不得。12月16日，李烈钧请简任民政长的电文到达北京才4个小时，袁世凯就发布了汪瑞辏髅裾さ娜蚊睢�
李烈钧下错了棋子，陷入被动，不能不图谋补救。于是，他在暗中主持，由江西广饶协会、国民党支部等团体出面，纷纷通电历数汪瑞辏г谇扒宄鹗痈锩闹种至蛹＃硎炯Ψ炊裕牟怀腥贤羧蚊裾ぃ笤窒肿矗灰涓髡郑栈爻擅５揽衲芊牌饷春玫幕幔克仁智坑玻康魅蚊馕奈渲霸笔谴笞芡车脑挤ㄈΓ⒁盍揖罱鞲魍盘灞匦胱袷胤伞�
12月20日，汪瑞辏Р恢览盍揖扔斜洌砸晕嫌性揽蚊掠卸级酵萍觯稣飧雒裾さ墓俸芾慰浚焕砘峤魍盘宓姆炊裕橙坏执锬喜先巍＠盍揖砻嫔媳虮蛴欣瘢笄诮哟鞴埠偷橙艘约笆∫榛岫酝舾鞘只队Ｈ欢盍揖牟渴羧捶追赘粢灾种帜芽啊Ｋ沧芗嗖倘聆魑浔秆醚蛟硕锩煌艨Ｋ室饨送羧痍＇，当面对汪讥讽讪笑，语带威胁。汪行馆差役莫名其妙地纷纷离去，迫使汪称病闭门谢客。
12月 29日，江西军警两界数十人召开拒汪大会，由水巡总监蔡锐霆、警察总监陈廷训主席，军界高级将领欧阳武、刘世均等出席了会议，大会揭露汪过去在江西任官时的种种丑态，主张武力驱汪出境，勒令其两日内离省。夜半，南昌广、惠两门“匪徒”暴动，全城戒严。汪惊恐万分，逃离行馆藏匿。第二天即写信给李烈钧，声称赴沪就医。李派员表示挽留，但汪不敢再待在江西，于当日午后5时，就乘轮船离开南昌，经九江、武汉，前往北京陈诉，并先行致电袁世凯称病辞职。
袁世凯当然不愿善罢甘休，1913年1月3日，国务院电传袁世凯命令给李烈钧，准汪病假20天，责令李从速筹备划分军政、民政事宜，敦促民政长尽快养好病，限期到任。当时，各地省议会选举已经完成，正式国会选举也即将完成，李烈钧不理会袁世凯的命令，于1月5日回复说：“现在正式议会行将成立，于此数月内，拟即勉为其难，于军民要政担任完全责任。”公开拒绝汪瑞辏Щ厝巍�
李烈钧的反对派当然也不甘就此罢休，他们等不得合法议会制订什么省官制。江西临时省会、教育总会、商务总会、共和党、民主党五团体，自汉口联名发电，针对江西军警界的###，要求袁世凯派遣镇抚使率领军队到江西，“协助”李烈钧剪除凶暴，安靖地方。他们总算给李烈钧本人留了点面子。袁世凯先后考虑派遣张勋、孙武、岑春煊前往，但都怵于调兵困难，未能实行。一时舆论纷纷扬扬，形势十分紧张。结果如何，就要看正式国会召开前后###的大趋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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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梁公高足：云南都督蔡锷（1）
蔡锷是1915年底护国运动的发动者，反对袁世凯称帝，“再造共和”的英雄。但是，在民国初年他却是袁世凯集权的推手之一。当时，他担任云南都督，在西南与川、黔、桂四省都督联合，成为一派，独树一帜。
蔡锷，生于1882年12月18日（清光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