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那么做，其实也是被逼无奈。这要从他的性格讲起。
战国时代有一种社会风气，上至王侯，下至将相，只要家里有钱，就喜欢恭敬地接纳一些有才能的人，让他们住在自己家里，好酒好肉地养着。自己的一些庶出的兄弟或者远房亲戚，反而当奴仆使唤着。这些被养的人叫做门客。战国养门客最有名的有四大公子，而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魏国的王室贵族魏无忌，他有一块封地在信陵（今所在地不可考），所以被称为“信陵君”。
陈豨从小就倾慕信陵君魏无忌的为人，所以一旦得到了权力，马上也开始招徕门客。他对客人的作风，也像魏无忌那样，恭敬有加，好像自己比门客地位要卑贱。这种待客方式是典型的战国时代贵族风气，在这样一种礼节中，宾主双方都可以从中得到极大的心理满足。因为高贵的人装卑贱，卑贱的人摆架子，要做到都有点难度，因此被当时的社会风气视为高尚。双方都做着这些高尚的事，自然心里快活得不得了。除此之外，这种风气的产生，也和当时的社会状况关系非常密切。战国时代，天下诸侯打得不亦乐乎，谁能最后胜出，就看谁手下的才士多了。诸侯们为了胜利，就得想方设法招揽才士，而要招揽到合格的才士，自然要装出一副礼贤下士的样子，因为才士都是有点清高、有点脾气的，和他们打交道，不能不小心翼翼。
但养门客的传统，到了天下一统的汉朝，已经不适用了。圣天子在上，你招揽才士干什么？想造反吗？所以陈豨的这种行径，只能算摆阔。能养得起门客，家里没钱不行。而且从心理学上讲，有钱人装卑贱，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摆谱。只是陈豨的谱摆得太大，有一次他经过赵国，跟从他的门客乘车竟有上千辆。一千辆车，在春秋时期算是大国，在战国时代也算个小国，也就是说陈豨俨然自己是一方诸侯了。赵国的相国周昌对此很警惕，看在眼里，记在纸上，马上上书报告刘邦，认为陈豨有谋反的实力，留下来恐怕是个祸患。
应该说，周昌的小报告打得也不是没有道理。人的道德真的不可靠，有实力而不造反的人太少了。就拿韩信来说罢，他拒绝蒯彻的建议，好像显得道德高尚，但这并不能保证他日后不造反。他感念刘邦的旧恩，所以不反。那刘邦死了呢？刘邦的儿子对他还会有什么旧恩吗？这点还是后来的贾谊说得好：“造反嘛，其实是有理论可以概括的：想法与实力成正比，谁有实力谁先起。在这个理论面前，任何亲情、道义都他妈的是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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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姓王国皆诛灭（3）
刘邦听了周昌的密奏，大为生气，当即派出官吏追查陈豨的宾客在代国所做的一些不法之事，自然想把陈豨牵扯进去。陈豨也不傻，知道自己被皇帝猜忌了，也偷偷派人联系外援，做好应付准备。
汉十年（公元前196年）的秋天七月，刘邦的老爸太上皇死了，刘邦召陈豨回来参加葬礼。有了韩信的前车之鉴，陈豨当然不会傻到重蹈覆辙。九月，陈豨通电自称代王，轰轰烈烈地举起了造反的旗帜。
刘邦不得已，只能再次离开长安，率兵亲征。韩信欣喜若狂，他在被封为淮阴侯之后，就心情不好，经常称病不朝，这次也一样自称有病，免得刘邦带他去前线。
在陈豨起兵三个月后，也就是汉十一年（公元前195年）的春正月，韩信偷偷派人和陈豨联系，建立攻守同盟，自己则和家臣商量，准备伪造诏书，赦免长安各个官府的囚徒，武装起来，袭击吕后和太子。
这也是不得已的办法。因为韩信只是个列侯，没有兵。而长安的官府几乎个个都有自己的监狱，当时中央直属衙门三十六个，只有一处没有监狱。不伪造诏书，根本搜罗不到宝贵的人力资源。这是很多造反者常用的办法。
不过我对韩信的这个策略感到怀疑，因为就算搜罗到足够的人力还不行，还得有武器。长安最大的武器库在未央宫和长乐宫之间，他用什么办法能夺到武库的武器呢？史书上没有讲，可能因为这件事还没干成就失败了罢，否则真可以让我们后人惊心动魄一番的。
导致韩信失败的是他的一个舍人谢公。所谓舍人，也就相当于前面我们提到的门客。门客吃主人的，喝主人的，一分钱不交，但主人危急的时候得为主人卖命，这也是战国以来贵族养士的初衷。按照传统，一般当贵族门客的人都要首先交纳委质状，表示自己这一百多斤，从此就是主人的了，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但人家养客给自己卖命，韩信养客却给自己索命，他做人真够失败的。
话说这个谢公曾经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得罪过韩信，韩信把他关起来，准备杀掉，还没有来得及动手。谢公的弟弟救兄心切，就去告发韩信想谋反。吕后大惊，当即想召韩信觐见，但又怕韩信不肯来。韩信打仗的本事之大，显然让吕后心有余悸，她不敢打草惊蛇，于是找来萧何商量对策。
萧何曾经是第一个认识到韩信非凡的军事才能的人，如果没有萧何卖力地举荐韩信，韩信或许一辈子默默无闻，刘邦也很可能当不成皇帝。所以刘邦后来坚决把萧何的功劳排在第一，还算有点良心。就私交来说，萧何和韩信肯定是不错的。但私交在利害关系面前，几乎一钱不值。显然，如果萧何仍旧袒护韩信，则自己的前途也会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他几乎不假思索地就决定了自己的立场，为吕后献上了一条毒计。
接着他驾车跑到韩信家里，说皇帝已经剿灭陈豨，班师回朝了，要群臣都去祝贺。
听到皇帝胜利回朝的消息，我想韩信那一刻心在滴血，他强忍失落地表示：“我病得很重，不能去了。”萧何恳切地劝道：“我知道你病得不轻（竟敢造反），可是这么大的喜事，不去表示一下，只怕皇上会有看法。”这话说得很诚恳，韩信只好答应了。他竟然没有想到平生知己会出卖他，其实萧何为这么件事专程来通知他本身就不正常，这说明他缺乏足够的警惕性，毫无当领袖的素质。在军事上，他是一个天才；在政治上，却几乎是个白痴。当然，这也是古往今来很多天才们的共同特点。
韩信的两只脚跟刚踏进长乐宫的门槛，大门就咣当一声关上了。躲在门背后的武士们蜂拥出来，把他淹没了，按住了，捆好了。他像一个粽子似的被迅疾地抬到长乐宫中悬挂编钟的房间，吕后已经在那里笑眯眯地迎接他，问他还有什么遗言。韩信这才知道自己被萧何出卖，骂了一句：“唉，后悔没有听蒯彻的话，搞得今天死在一个女人手里。”
吕后命令把韩信的遗言工工整整地记下来，然后手一挥，刽子手咔嚓一声，韩信那颗睿智的脑袋滚到几丈远，撞到编钟上，发出铿锵的金属响声。继而大队士兵把韩信的淮阴侯府第围个水泄不通，凡是和韩信本人或者他老婆的DNA有一丝瓜葛的动物，都被杀得一干二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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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姓王国皆诛灭（4）
一代军神，就这样滑稽地死在歹毒的女政客手里，虽然让人浩叹。然而，这是历史上英雄们普遍的命运。
远在洛阳的刘邦听到韩信蹬腿的消息，心里放下了一块大大的石头。不过刘邦究竟也是个英雄，史书上说他“且喜且哀之”，把他的矛盾心里刻画得很生动。韩信是和刘邦在炮火中相依为命的亲密战友，刘邦与之惺惺相惜是免不了的，但垂老的刘邦，更看重的当然还是怎么保住自己身后的秀丽江山，对于亲密战友的死，他更多的还是开心。他要是不开心，那才怪了。
接下来他要除掉的是两个更大的眼中钉：梁王彭越和淮南王英布。
贰
征讨陈豨的时候，刘邦心里肯定已经打定了主意，天下的疆土只能由刘氏一家瓜分，异姓诸侯王绝对一个都不能要。彭越和英布都是身经百战的骁将，自己活着他们还会装装老实。有朝一日自己归天，只怕自己的儿子立刻就成了他们屠刀下的羔羊，他放得下心吗？
他需要的就是找一个借口，而借口这东西永远都像忠实的奴仆，是召之即来的。
在邯郸征讨陈豨的时候，刘邦发下了鸡毛信，向彭越征兵。彭越这时正好生病，或者确实不想去，装病，就派手下代替自己率士卒赶赴邯郸。刘邦心中大喜，借口来了，嘴上却假装怒道：“我操，梁王好大的架子，连老子都请他不动了。”
这句话立刻反馈到彭越耳朵里，彭越自然吓得不轻，他决定抱病亲自到邯郸走一趟。下这个决心不容易，要知道那时候没有飞机，也没有柏油马路，一路颠簸对一个病人来说非常不容易的，可见为人臣的不易。彭越的大将扈辄脑子比较清醒，劝道：“开始他叫您去，您不去；现在他发脾气了，您再去，不是送死吗？您想想韩信的下场罢，依我看，您还不如趁机发兵响应陈豨将军算了。”
彭越为人还比较忠厚，或者是觉得自家实力不够，没有采纳这个明智的建议，不过也打消了去邯郸谢罪的念头，继续称病。可是隔墙有耳，他和扈辄的密谈被人听去了。
这个人是彭越的太仆，也就是专门给他驾驶马车的，相当于交通部长。这位太仆先生之前也犯了点罪，怕受到惩罚，于是逃亡到洛阳，告发彭越谋反。刘邦就等这张状纸呢，当即派使者去梁国的首都定陶，出其不意地捕获了彭越，押到洛阳。
刘邦命令有关部门审问彭越，平时效率一般的有关部门这时效率却很高，很快奏报：“彭越造反的证据是白简黑字，无可抵赖，臣等请求诛杀他的九族。”
但是刘邦还有一念之仁，考虑半天，赦免了彭越的死罪，将他流放到蜀郡的青衣县（今四川雅安县北）。
于是在这年的早春二月，彭越坐着囚车，迎着料峭的春寒，孤苦伶仃地被押着往西走，不知道走了多久，走到了郑县（今陕西华县）。他遥遥看见对面来了一支盛大的队伍，等队伍走近，他悲凄的脸上终于有了一丝苦涩的笑容，原来他看见了吕后的车马，可能因为夫妻分居太久，吕后打熬不住，正要赶去洛阳和刘邦会面，此刻途经郑县。这个场景很震撼，彭越和吕氏，同样是圆颅方趾的人，可是命运就这么不同。当一个满怀孤苦朝不保夕地赶去发配之地的时候，另一个却为了精神生活的满足赶去和老公团聚。这种强烈的境遇对比，显然会让普天下所有善良的人民动容。
女菩萨到了，两辆车相会的时候，彭越当即眼泪汪汪地向吕后诉冤，说自己这个梁王也不想当了，只是希望组织上能够放他回到故乡昌邑县当一个普通平民，工作安排不安排都不要紧，城市户口解决不解决也不要紧，医疗保险更不敢奢望，他四肢齐全，老而弥健，完全可以干点老本行，比如打鱼卖钱混碗饭吃，绝不仗着革命经历倚老卖老，向当地政府要这要那。需要说明一下，彭越参加革命前在家乡的巨野泽中就干着打鱼杀家的买卖，如今天下太平了，解甲归田了，重新回乡经营渔业，为政府贡献余热，为国家GDP的增长略尽绵薄，也属顺理成章。吕后，不，吕奶奶很慈祥地听完彭越老将军的哭诉，笑着安慰他说：“很好很好，老将军，您受的冤屈太大了，陛下和国家对不起您啊，您看这么办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