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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十八岁眼中的中国法律 上
我对中国的法律没做过什么研究，我只是知道法律是一个国家的兵器，一个惩戒坏人的利器。为此写这本书，我还是多番看了下中国的法律史，和一些罪犯史。其中我发现了很多不公平的事，而且不公平的非常离谱！
其中有一案为“中国第一刑侦要案…白宝山案”而为什么单说这个案件呢，因为它太有名了。也是大多数人都该知道的。因为它被演绎成了电视剧“末路”这个电视剧出来的很早，我还记得看它的时候我才七八岁，那时候我的脑子还是一片空白，根本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意思，而当我再大了一点，电视上又重播“末路”。我才明白。而当电视剧演到结尾的时候，我却有非常同情白宝山的感觉。也许你现在还不明白我说的意思，慢慢往下看，以下是我从网上查来的资料，因为我人在北京，为此我也做了亲身的调查，资料其中都是真实，可是资料就是资料，现在的人是看不到过去的真正的场景，有点失真。但是我觉得不应光看表面。其中的问题有很多。
白宝山案件资料、事件概况
“白宝山
白宝山是一个在中国刑侦史上有坐标地位的杀人犯。
1996年3月至1997年8月，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刚因盗窃、抢劫罪出狱后不久的白宝山在北京、河北、新疆等地袭军袭警，先后抢枪3支，抢钱100多万元，打死打伤15人。
下面是白宝山的一些谈话片断：
他仅仅因为盗窃了人家几件衣服，就被判了4年徒刑。在服刑期间，被揭发出另一件事：他因喂鸽子，入院盗窃人家一穗苞玉米，被主家发现，追出来，他用木棍打了对方头部一下——结果，他被冠以抢劫罪，加判了有期徒刑10年。
“我想过了，法律这样判我，我服刑出来，就去杀人，杀死那些受法律保护的人。如果法律判我20年，我出来杀成年人；如果法律判我无期（徒刑），减刑后我出来年纪大了，没能力杀成年人了，我就杀孩子，到幼儿园去杀，能杀多少杀多少，直到杀不动为止……”
“我出来并没想重新犯罪，我给自己设计了两条道路，如果我能够正常地生活下去，我就不再犯罪；如果不能，我就去抢。”
“我回到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跑户口，先后跑了六七次，他们就是不给我办。我认为，我已经从监狱里出来了，起码也是个公民，可派出所不给我办户口，我吃什么？我不能靠父母养我一辈子？我这个要求不过分，我要生活。我对我母亲说，派出所要我送礼，我连吃都吃不上，拿什么东西送给他们？”
“我犯了这么大的罪才有权利在这儿讲几句话，这个代价太大了，多少人的鲜血换来的今天……我对无辜死亡的人……（哭）……说声对不起……（哭）希望以我为诫，不要做一个对社会有害的人……”（法庭上的最后陈辞）
“每次作案前，我都要把可能出现的问题想过几遍。包括作案的方法，行走的路线，允许的最长时间，在作案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意外，我怎样处理等等。我想好一件事，就把它定下来，全部想好之后，我觉得有把握了，再行动。”
“我对如何防备公安的调查做过专门研究：第一，我抓住正常人的心理。平常的人，在碰到突发事件时，第一个反应就是先保护自己。由于内心恐慌，对当时发生的人和事，一般都记不住。甚至连打过几枪，打枪的人多高，什么模样，都记不清楚。第二，我自己要克服心理障碍，抱着这次出去干事，就回不来的打算，不考虑自己的得失，这样；我就什么都不怕。第三，我事先准备得很充分，不允许自己有一丁点疏漏。别人可以犯错，我不能犯，一个小错，就可能断送掉自己的性命。我是个冥思苦想的人，先往最坏处想，做好应付最困难的局面的准备。第四，我主要是于抢劫的，我比较主动，抢劫时我有准备你们没准备，反应过来需要一段时间。我在行动中尽量减少所用时间，在你们反应过来之前，把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完毕。所以我不怕你们调查……’”
“买枪不如抢枪，买枪更容易暴露。”
“枪是一定要开的，而且一定要打死人，不然没有震撼力，谁也不甘心巨款被抢走。”
“我劝过吴子明，我说那些钱不能花，一花非丢了性命不可。他就是不听，总惦记着分钱。那时我就想了，为了保全我自己，我必须杀人灭口。”
白宝山被捕后，他认为一定是谢宗芬出了事，把他供了出来。否则，公安局不可能找到他的家。可是入狱后却没有抱怨谢宗芬，无论在公安局预审阶段，还是在法庭上，他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但涉及谢宗芬却很犹豫。后来说：“这些事以她所说的为准吧，我记不清了，说乱了我怕害了她。”
“我本来想拿枪打死他们，可是，我母亲进来了，我就不能打了。我不忍心当着我母亲的面杀人，我做不到……”（“他们”指去他家带他走的警察）
……
个人的性格扭曲，思想极端不仅仅是个人的过错。体制或者社会应该负有更大的责任。白宝山当时跑户口，要是顺顺利利的办下来也许会少出很多事。妥协，我们的政治的最大的标签。从上到下，从高层到低层，一个模子出来的。这三首唱白宝山的歌会让人处于一种反乌托邦的氛围之中，不是盘古反，而是听者反。从木鱼伴奏的《白宝山名言》，到有电子成分的《白宝山教导我们》，到拨弦演奏的《白宝山思想》，无一不让人心惊胆战。这三首歌都像在向毛泽东和之后的执政者的话语进行致敬或者解构，“名言（语录似乎更贴切）”，“教导我们”，“高举某思想奋勇前进”……这些话语像皮肤一样伴随在我们的周围，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这些话同样在白宝山的周围，白宝山的案例并不仅仅反映了白宝山是个混蛋。犯罪和歌曲的联系，我们能想到的或许只有迟志强，那时候我真的很喜欢听迟志强，因为在监狱里能发出声音本来就是一件无论在艺术，政治，经济上都有重大意义的事。但是现在想想，那些悔恨的歌曲有几首真正是犯人的心声，大多还是其他的词曲作者写的。对于监狱里的真实声音，我更相信廖亦武，他把监狱里极端残酷的事实给披露了出来，监狱不是我们电视中说的互助，学习的好地方！那里是地狱！
一、电厂武警战士和装甲兵司令部哨兵遭袭击
１９９６年３月３１日至４月２２日，北京市连续发生袭击解放军哨兵、袭击
人民警察的恶性案件，震惊了北京市公安局，震惊了国家公安部，引起了党中央、
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
一、电厂武警战士和装甲兵司令部哨兵遭袭击
１９９６年３月３１日晚上，石景山高井热电厂像平日一样，厂区里非常宁静。
晚上２１点４０分，值勤的武警战士范龙泽接电厂西大门岗。与他同时换岗的还有战友杨志明。杨志明负责电厂的内部巡逻。在西大门岗亭值勤的只有范龙泽一个人。范龙泽接过上一班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和子弹袋，扎好。子弹袋是空的，枪里也是空的。按照纪律，哨兵值勤不带子弹。这时，他听到岗亭里的电话响。电话是支队长打过来的，例行公事，询问哨兵位上有无反常情况。他报告说，一切正常。
放下电话，范龙泽提着枪走出岗亭。大门外没有情况。他转过身，向厂内的方向走了几步。不远处是备件库的夹道口。那儿伫立着几根粗大的暖气管道。他恍惚看到有个人影晃动了一下，消失了。
当他走过来时，黑影在暖气管道底下仰望着他，并不慌张。范龙泽朝远处看看，并没发现异常，返了回去。
电厂大墙很高，那条黑影是从东边翻高墙进来的。他在电厂外选择了一处靠近大墙的屋顶，从那里爬上高墙。跳下来后，他沿着墙根的暗影，迂回着向西大门靠近，选择了这个离哨位不到２０米的夹道口，隐藏下来。黑影没携带武器，只带了一只大号手电筒。
范龙泽没有想到，他自己会成为袭击的目标。他今天胃口不好，腹胀，肚子一阵阵疼得厉害。他终于忍受不住了，就在他返回哨位后不久，胃里向上翻，他紧跑两步，蹲下，呕吐起来。
夹道内的黑影认定这是个极好时机，回身走到备件库，从一个木箱上抓到一根粗铁棍，迅速回到夹道口。
哨兵范龙泽仍蹲在原地，呕吐不止。
黑影悄悄从他身后走来，恶狠狠地举起了铁棍。
范龙泽眼前一黑，栽倒在地上，昏了过去。头上血流如注，染红了岗亭前的水泥台阶。
黑影迅速从他的怀里抽走了“五六”式步枪，打开大铁门上的侧小门，跑出电厂。
三分钟之后范龙泽醒过来，挣扎着走进岗亭向中队报警：“我是西大门哨兵，我遭到了袭击……”
中队长迅速带领武警战士赶到现场，问明情况，向大门外追击。
那条黑影已逃得无影无踪了。
行凶用的粗铁棍斜躺在距岗亭不远的地面上。它是备件库里的备料，上面没留下指纹。
岗亭内的电话、登记簿、手电、灭火器等均未翻动，范龙泽值勤用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被抢劫，枪号为９２２７３５９。
范龙泽马上被送到医院进行抢救。
装甲兵司令部留守处的位置在石景山区金王府附近，距西山八大处不远，周围有矮山和松林环绕，风景优美。
４月７日晚上２１时３０分，哨兵余启明接戴少伟的班。余启明是四川省巫山县人，身体结实，爱好运动。他的上哨时间为晚２１点半至２３点半，两个小时。
在哨位上，他没发现可疑情况。
２３点１５分，余启明准备去哨岗。这时候有几名外出人员骑自行车进院，他做了登记，然后进营房叫醒下一班的哨兵尚国玺，又返回哨位。等待接岗时，他在院内运动了几下，然后走到大门外。
余启明走到距小松林最近处向后转。这时他的位置是面对岗亭，背向松林。刚刚走出两步，就听见“砰”的一声，像打枪的声音。很近，仿佛就在他身后。他感觉到子弹从身后射过来，并看到子弹穿越他的身体射到岗亭上，迸出了火花，一块砖头掉了下来。他觉得他中弹了，但不知道子弹打在什么部位。他还能跑。他喊了一声，立刻朝大门里边跑去。这时又听见一声枪响，并再次看到前边的铁栅栏上冒出火花。这次他感到自己的右臂被击中，木胀胀的。所幸他没有倒下，坚持着一直跑到大门里边，跑回营房。营房里的战友敖祥军被惊醒，问：“你这是怎么了？”他捂着手臂说：“我中弹了，被打了两枪。”敖祥军没弄明白，追问：“谁开的枪？”
余启明说：“我也不知道。”敌情来得突然，敖祥军、徐健几个战士立刻起身，摸到大门口。
余启明因抢救及时脱离了危险。
余启明回忆不起值班时有什么异常，直到被击中，他也只听到枪声，看到子弹打在岗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