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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处的设置是一件大事，但是问题症结之所在恰恰被他们说反了，说歪了，说崩了，说岔了。
西安变法，企图借此既达到保专制的目的，又钓取宽容的美誉，以蒙骗外界对其垂帘继续心存幻想。自庚子以来，慈禧逐年表演一次变法改制，实际上是年年强调祖制大于变法，以保朝廷稳定。各级马仔皆心领神会，坚持“挂羊头，卖狗肉”的做法，于是这班附膻于慈禧的顽固官僚，始终据有对开明派的话语权优势和行政优势。
清末最后十几年，改良派着迷于对牛弹琴的游戏，不惜对兽谈法，反复向一群*未改的低等政治生物吁求说法，呼叫着要改良立宪，抗议野兽动辄的撒泼，要法治、不要兽治。野兽们立刻用铁链把立宪之路锁住，并说，要保证野兽随时有马骑，要保证野兽对立宪的绝对控制权。
慈禧对待政体改良那种以不变应万变的僵持固守，表明了当局者对“变”的深深恐惧。这种临变的惧怕，既有来自对“前行”——推行君主立宪的恐惧，也有来自对“后退”至并非垂帘时代的恐惧。前行，意味着官僚阶层将逐渐失却特权及其护佑；“后退”至皇帝秉政，则意味着僭越者到手的大权旁落，这绝非将偌大中国当作沙盘驰骋的慈禧所能忍受。
慈禧在废立问题上，费尽了心机，她也确实大伤脑筋，清廷的亲贵的后人，曾回忆慈禧讲过：“小的听话。”就是说，小皇帝不懂事，可以由她垂帘听政，独揽大权。
清廷一直拒绝政治性的改良，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大踏步起来了，为什么中国没有？是谁造成了这一切，到底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是否在跟国际同步发展？没有，影子都没有。根源在哪里，就在于慈禧把持的清廷没有改良的意愿。在光绪帝借重康、谭、刘、杨的时代，仅仅提出了一个不痛不痒的改良方案，就引发了1898年的一场大清洗，整个改良方案全部被抹杀、禁止掉了。清廷从此以皮肤抓痒式的、极其表面的改动为自己寻求统治的合法性。慈禧及其拥趸仍然顽固地防守着自己的*政体，是他们自己并最终把自己推到了革命者的炸药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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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战争提醒清政府改革军事，日俄战争促其不得不往政改上挪移。从1901年，西太后在西安下诏变法算起，其间经过了成立督办政务处，筹办新政；立宪派人物从沉寂中复苏，要求君主立宪。1904年，张謇致信袁世凯，劝他促成君主立宪。维新人士的论点，以为日本蕞尔小国，在十年内，接连战胜中俄两大国，推求其故，政治制度的现代化乃为关节：日本因立宪而强盛，中国因专制积弱。中上层人士对此认识已没有问题，舆论上则形成声势。清大吏纷纷奏请立宪，一则，可缓和矛盾，阻止革命的怒火，稍加抑制；一则，可自强其体。革命派力主推翻专制皇权。可见革命之力，乃促成立宪之力，如金沙江三江汇流，故非表面。
1906年8月，清廷召开一次御前会议，大臣发言，讨论立宪的是非。还是铁良、袁世凯之流得势，无非是说，人们程度不够，对民众就是要管制，给他们立宪的政体，反而容易闹出事端。铁良说：“今未经国民要求，而辄授之以权，彼不知事之为幸，而反以分担义务为苦，将若之何？”他以为立宪的呼求是他们的赏赐，人民一定不会领情。袁世凯说：“天下事势，何常之有？昔欧洲之民，积受压力，复有爱国思想，故出于暴动以求权利。我国则不然，朝廷既崇尚宽大，又无外力之相迫，故民相处于不识不知之天，而绝不知有当兵纳税之义务。是以各国之立宪，因民之有知识而使民有权，我国则使民以有权之故而知有当尽之义务，其事之顺逆不同，则预备之法亦不同”，此公所说更跩，完全是价值观头脚倒立的逆动之言，读之让人汪然出涕，想去打烂他那颟顸无智的胖脸。
这次讨论，有一位张百熙，他的话倒是空谷足音。他说：“国民程度，全在上之劝导，今上无法以高其程度，而曰俟国民程度高，乃立宪法，此永不能毕之事也。予以为与其俟程度高而后立宪，何如先预备立宪而徐施诱导，使国民得渐几于立宪国民程度之为愈乎。”张先生时任邮传部尚书，早在1901年，他就上疏陈述五条革新大计：“增改官制，整理财政，变通科举，广建学堂，创立报馆……”提倡变法自强，他对变法的内在逻辑认识远超诸人之上。
集权的、帝王专制的统治集团，其所作所为，无一不是反人道，反人性，无一不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医学上讲一种放射痛，系指病人除感觉患病的局部疼痛外，尚可出现远离该器官的某部体表或深部强迫疼痛。临床上，有很多疾病都是以放射痛为首发症状出现，如不能及时确诊，极易酿成大患。如急性阑尾炎，它的首发疼痛部位是在上腹或肚脐周围，后位阑尾炎疼痛常向右腰及右下肢放射。又如急性胆囊炎除表现为上腹部持续性疼痛外，同时可出现右肩及右肩胛下区牵涉痛。
政治中枢若病象日笃，则其放射性危害更擢发难数，且由于私心自用的阴谋家窃得大位，一意孤行，极易发展到以中华文化为敌，以中国人民为仇，甚至演绎专制迷信、引进外来邪说，入主出奴，*专制。这样的政府——无论是晚清朝廷，还是袁氏内阁，革命党与之绝无信义和平可言。
晚清社会，步履蹒跚如病骨支离的病夫，而其肢体（各部门）却各自恶性进补。这种进补并非*、自由、法治的医疗，而是各自为政，大肆掠夺民间资财，孜孜与小民争利，贪污腐化，徇私舞弊，一时间弥漫泛滥，官官相护，更极逾常。官场正途无望，保举捐官，多如过江之鲫，“部夺额外司员，少者数十，多至数百，补缺无期，各省候补人员较京中倍蓰，捐一县丞佐杂，不数月即正印也……他省岁计亦不下千人。时吏部投供月多至四五百人，分发亦三四百人，吏途充斥无轨道至此，官方如何得振”（钱穆《国史大纲》第八编，第46章）。政府法令对照社会情形恰为尖锐讽刺。中枢不能调整一切活动，等于瘫痪。作家萧乾先生《未带地图的旅人》曾谈到西方国家的福利从下往上做，东方国家之福利反而从上边开始，西方国家的低薪人员可以住进政府盖的廉价房，而在中国，官做得越大，福利越多。这是极有见地也非常沉痛的思索。当时社会，也即如此，小民噍类，略无喘息机会；人命形同草芥，毫无保障。而清廷治国之术，完全违反天赋*和人类本性，人是万物之灵长，但在诸多方面，又远较禽兽更为卑劣。基督认为君王及其手下“地位较高的，更像服务员”（路迦福音，22章）。这在清廷的官吏看来，真幼稚可笑。他们标举立宪的诱惑，只仿佛主人手中逗狗的骨头，晃来晃去，永远不让沾边，有眼光胆识的知识分子深知他们同特权阶层决无蜜月可言，愤而踏上采取特殊手段不归之路，为着人的价值与尊严，去做断其恶补、剜除毒疮的险峻工作。英人威廉葛德文《政治正义论》尝试暗杀之性质“暗杀的存在，人与人之间就不会有任何信任”。而这种不信任的人际关系，实因国家不能维护基本的*自由以造成。
清朝末年，经过四五年的预备仿行宪政，资政院粉墨登场，立宪丑剧走马转灯，复规定九年完成立宪准备工作，而其“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依然享有神圣不可侵犯之尊严。筹备宪政的名义下，变本加厉编练新军，收拢各省督抚的军权财政，假立宪之空名，以涂饰天下之耳目；大小满族人，握有绝对之特权，实际参政之事丝毫不容假借。
社会大环境在逐渐发生变化，形势有形无形地威迫。当局似乎隐约有所感，然而他们的承诺实际和约定之间一开始就产生差距，并逐渐扩大。中国的政治远景只是梦幻，证据显示，愈来愈多的政改契约，最后的收场是令人失望的。
当专制下的精神*殃及一代又一代人以后，政治上的撒谎已经成为生存必要条件，道德的堕落就成为一种社会环境。在这样的社会里，磊落自守、政治上坚持原则的人是活不下去的，生活中诚实的人是活不好的。那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社会，是罪恶和狡诈肆行的社会，是助长机会主义，助长市侩哲学的社会。
袁世凯搞宪政不如说是家政（1）
袁世凯长得一副莽撞的样儿，眼鼓欲出，脸胖如豕。但他的心眼极细。
那是一个讲究文章的时代，他的幕僚群中，能文之士多如过江之鲫。恰值张之洞七十岁寿辰，要送寿屏十六幅，每幅上头都有文章，他命幕中张一麐先生执笔撰文，张孝谦书写。张先生初不解，文章比他好或至少不在他之下的大有人在，何以独独选中他呢？他的同事某某就对他说，这还不好理解吗？张之洞是文章泰山北斗，又善骂人，不好的文章敢在他面前露吗？你张一麐和张孝谦都出于张之洞的门下，寿屏送去，假如他要给文章挑刺，那就是自骂其门生，那就和袁世凯无关！张一麐恍然大悟。心想，袁世凯如此细小的事情尚且钩心斗角深入骨髓，那他用于政治角斗的精力可想而知（《古红梅阁笔记》）。
考察政治的大臣回国后，一时间舆论界莫不希望尽快立宪。
张謇将他自己比作小室信夫，而将袁世凯比作大久保。
张一麐一天到袁世凯办公室，直接对他说，各国潮流均趋向立宪，中国若再拖延，恐怕在国际上的地位更加艰难。假如实现内阁制度，皇室处于无权地位，就不会有什么隐患。但必须有非同一般的实力人物来主持这个事情。袁世凯就拿人们教育未能普及这个话头来敷衍，说是流弊多多。张一麐当下表示不同意。他说，专制不可久恃，民气不可遏抑，只怕悔之莫及。但袁世凯不为所动，张先生抑郁退出。过了一天，袁世凯又找他去，叫他草拟预备立宪各款各条，和昨天的言行判若两人。张一麐退下后，召集同事金邦平、黎渊、李士伟诸君，就救时、政治、法律等方面撰成草案，后来，张一麐见到缮写完毕的北洋与考察宪政大臣联合奏请预备立宪稿本，就是他们几位的草案，没有改动一个字。
自从预备立宪的奏稿送上去以后，编纂官官制入手，舆论界的意见很大，引起轩然大波，一般北京的官僚阶层都认为北洋系统权力过重，纷纷上书要求加以削弱。官制局设在北京的海淀，牵头的是孙宝琦、杨士琦，底下有周树模及张义林、金邦平等十几个人，这些公务员都是东西洋的毕业生，崇尚孟德斯鸠三权分立至上的宗旨，草拟了议院作为立法机关，以及资政院及各省的咨议局的章程，后来辛亥革命就是从咨议局里面爆发的。他们也主张司法独立，但是行政系统的人认为司法、立法分去和削弱了他们的行政权力，唇枪舌剑，争得不亦乐乎，说他们搞立宪的人是图谋不轨。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