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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任这一状况继续存在下去，显然会引发诸多矛盾，对日常工作不利。作为新华社摄影部的领导，在何时、以何种方式结束“旧问题”的无谓争论，而开始“新问题”的探讨呢？这是需要动脑筋的事情。显然，摄影部的领导不愿以整个部门的名义，在这件事情上明确表示赞同谁，反对谁，赞同哪些，反对哪些。纵然总社的领导可以表态，讲一些大原则，但作为业务部门摄影部的领导，对这样一个涉及整个行业普遍存在的业务争论做最后评判，下出结论，显然是不明智的。得罪了那些“理论家”，会引来更多的争议，而得罪了一线“干活”的摄影记者们，那谁替你完成那些一次次呈送上去的摄影报道计划呢？
一位叫铁汉的讨论参与者适时出现了，时间是1957年7月15日。铁汉是新华社辽宁分社摄影部一员，他没有重复那些反复表白的观点，也没有站在任何一方，而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带着厌恶的情绪“建议取消对组织加工问题的讨论”：
对于组织加工与摆布问题的讨论，据我所知，已进行了数年之久。近半年来，又有机会详读几篇此类问题的文章。若问感受，有是有，只不过现在我很讨厌它。我建议从我们讨论题上把这几个字眼儿取掉。
摄影部“新闻摄影”编辑部是如何回应铁汉“建议”的呢？“编者按”又一次出现了：
铁汉同志因为讨厌“组织加工”这个词，建议取消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我们认为，目前如仍就“组织加工”的技术性问题来研究，确有很多同志已不发生兴趣，也没有再讨论的必要。
其实，这一年的5月底，铁汉就提出讨论“组织加工与摆布”问题“徒费口舌笔墨”。只是那时新闻摄影界的整风运动才刚刚开始，“取消讨论”的要求显然不合时宜。
铁汉认为，“组织加工”这个词，是新闻摄影界从文艺创作那里借来的，它没有帮助解决新闻摄影的根本问题。说它可以提倡，而记者根据实际情况却不专心致志去用它；说它可反对，记者仍在用它。在历次讨论中，没有人肯定地说它好，也没有人说它不好。因此，再用“组织加工”来解决我们新闻摄影的几个根本性问题，无疑是个束缚。
铁汉是在新华社辽宁分社举行的“摄影组座谈会”上提出这一问题的。这次会议的记录题目为“摄影部首先应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作为整风运动中所反映问题的一部分，记录只限于新华社内部传阅，并被要求“定期收回或销毁”。这次会上，铁汉就已经提出把“组织加工”与“摆布”——“这个不合理的提法取消”：
适时出现的讨厌声（2）
我建议把这个不合理的提法取消，把问题引申开来，提高到新闻理论上来讨论，否则套用文艺上的创作问题来讨论新闻摄影，是讲不清楚的，徒费口舌笔墨。
到此为止，一场持续近三年，范围涉及整个新华社总社、分社全体摄影从业人员的讨论，以一个人情绪得到编辑部认可的奇特方式，在形式上宣告结束了。
但争论并没有就此结束，回溯其后半个世纪的新闻摄影历程，甚至可以说这一切仅仅是个开端。
也是在1957年的11月份，距离铁汉等人表达的“讨厌”之情过去只有4个月，一位叫于云先的同事，针对报纸上、学术刊物上热烈进行着的“鸣”和“放”，到处充满着“百家争鸣”气氛而摄影界却在沉默的状况，质问道：摄影界是不是一家？为什么不可以开展争鸣呢？
于云先的身份是新华社总社摄影部采编室副主任，在“组织加工”与“摆布”问题上，由于身份问题，他显然没有受到“个人情绪”的影响。在他提出的“初步想到的、可以引起争论”的问题中，“新闻摄影的组织加工和摆布问题”被列在了首位。
这个问题在过去讨论得最多，而大家的兴趣也最大，但到今天还没有得到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应当多让记者们发表意见，因为他们对这个问题感受最深，经验最多。
于云先列举的问题，既是提问，又是总结，几乎囊括了“组织加工与摆布”问题争论过程中提出的所有问题：
新闻摄影的基本原则，新闻摄影和文字新闻报道有没有区别？
什么叫“摆布”？什么叫“组织加工”？这两个名词科学不科学？
怎样算作“摆布”？
怎样做是“组织加工”？
两者的界限应怎样划分？
新闻摄影允不允许“组织加工”？怎样“加工”对？怎样“加工”就不对？
“加工”是应当提倡，还是应当反对？
一般地说，“加工”的图片好还是不“加工”的图片好？
如果“加工”不好，现在我们记者“加工”拍摄的图片为什么又这样多？都有些什么原因？
如果新闻图片允许“组织加工”，那么它和拍摄其他图片（如所谓“小品”图片）又有什么差别？
……
这一切都显示，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新闻摄影领域，有关“新闻摄影真实性问题”的争论不但没有结束，而恰恰是刚刚开始。在以后半个世纪的新闻摄影实践中，这一幽灵仍不时出没，总被人们反复提及讨论，而对一些摄影记者来说，竟至灵魂附体的地步——不得，当然也不想摆脱。
与这场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个人兴趣、缺乏有领导地组织而开展的自发讨论比照，1958年8月至1959年年底，那场几乎波及整个新闻摄影界的“新闻摄影真实性及有关问题的讨论”，则是有组织的系统争辩。那次大讨论期间，在北京、上海、沈阳、西安、武汉、郑州、太原、南京、兰州等地共举办有关座谈会达19次，参加讨论人员来自21个省市摄影工作者161人（174人次），其中115人（128人次）发了言。人员来自新华社总社及21个分社，全国27家报纸，12家画报和杂志。
据统计，此次大讨论，各类摄影刊物共发表讨论文章39篇。①
回溯十年苍茫，从风生水起，渐至风云激荡，峰回路转。其间又跨越了“整风”与“反右”两个重要的历史阶段，更经历了“大跃进”时期新闻摄影的造假巅峰，这场讨论一波三折，一唱三叹，一直影响到50年后的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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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列松来了
1958年6月中旬，法国摄影家亨利？卡迪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来到中国大陆。中国摄影家学会发布的消息称，布列松此次来华是进行“摄影访问”，目的是拍摄一本“十年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画集。
朋友来了有好酒。6月26日，中国摄影学会主席、副主席等负责人接见布列松，并按照中国人的礼节设宴招待了他。布列松在京拍摄期间，学会还派人陪同。
布列松与中国的关系可回溯至1949年。那一年，他受美国《生活》杂志的委托，曾来中国拍照近一年。当时正值中国处在历史的转变关头，他拍了许多照片，一部分发表在《生活》画报上，回国后于1954年出版一本《从一个中国到另一个中国》大型摄影集。这本书的序言由法国存在主义的领军人物让？保罗？萨特撰写。
直到布列松这次来华，以学会领导为代表的大陆摄影界高层人士对他及画集认定为：“以中国的新旧对比，揭露了国民党的黑暗，并客观地报道了中国的新生。”这本画集在法国及西欧各国中有很大影响。
然而，在不少中国大陆摄影人评价中，布列松拍摄的一些照片“意图不鲜明”、“照片反映不出任何社会意义”①。但对于布列松这次来华拍照，中方接待者还是多有期待。因为还有先例可以比照。
1954年，布列松应邀访苏后出版了摄影集《莫斯科人民》。中国摄影学会负责人的基本判断是：这本画集反映了“苏联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也受到欧美各国的欢迎。来自苏联新闻界的反应可以为证。苏联《文学报》还著文介绍过布列松，对其赞誉有加，称他的作品为“最辉煌的杰作”，认为他是“属于当代世界上最好的摄影家之列”①。
身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特殊历史时期，不言而喻，布列松拍摄的《十年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画集也将达到、甚至超过这样的效果。接待方的期待不言而喻。
此时，这位“法国摄影家”在中国同行的称呼中有多个相近的名字：普勒松、布勒松、普洛松、勃洛松、布列森、布勒森等。译名的随意与混乱，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他受关注的程度。
学会会刊上，“简述”了这位来自法国的50岁摄影家的“简历及创作活动”。
布列松所受教育相当于美国中学的程度，或较高一些，学习过拉丁文及其他国家的语言，还学习过绘画：
因为他对于他所看到的有兴趣，所以他对于摄影开始有兴趣。
在这句想当然的介绍用语过后，“简述”中再一次介绍说，1933年，布列松第一次接受西班牙杂志职业性约稿，但他却很难讲清楚什么时候由业余摄影者转为职业摄影者。
他对摄影的见解是着重反映他所感兴趣的东西。
“着重反映感兴趣的东西”，这可以看作布列松的摄影选择，甚至取向态度之一。但把它不加分析地当作布列松对摄影见解的主要观点，却存在着明显的误读。
“简述”评价布列松摄影的特点是：善于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抓取人的各种动作，从侧面来反映生活，他这种风格在世界各国曾有相当大的影响。
“布列松是法国著名的摄影家，也是世界著名的摄影家之一。”学会会刊上的这份简述还称，他的摄影作品在各国，特别是资本主义各国流传甚广。1958年之前，他出版的摄影集有《从一个中国到另一个中国》、《莫斯科人民》、《决定性瞬间》、《布列松摄影作品集》、《芭蕾的舞蹈与欧洲人民》。
距离
1958年6月20日，按照接待方中国摄影学会安排，布列松前往北京十三陵水库工地拍照。学会安排陈勃作为陪同。那一天，布列松的拍照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几个钟头，但“他在摄影方面的特点”，还是给陪同人、同为摄影家的陈勃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陈勃在1958年6月24日写就的《一天的印象——随法国摄影家普勒松去十三陵工地摄影简记》一文中记述道：
布列松可称得上是个“机枪射手”。在工地上，他几乎看到什么就拍什么，而且每个画面要拍很多张。在那天不到四个钟头的时间里，他用去七个135黑白胶卷，和不到一个135彩色胶卷。
1956年11月号《摄影业务》刊物曾经介绍，布列松曾说过“为了选出一张，就需要丢掉几十张”这样的话，此刻，在陈勃眼中得到验证。
布列松为什么要拍这样多照片呢？
在陈勃看来，除了布列松有“多照”的习惯外，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民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对他的鼓舞。陈勃举例说，布列松一进入工地，就贪婪地拍，他说：“我好像看到金字塔！真了不起！”
还有一件事情对陈勃震动很大。布列松在工地拍照时，不仅没有任何“摆布”，不想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