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蒋介石要查找一份文件，陈立夫到机要室，仅半分多钟就拿出呈上。
蒋介石十分惊奇，问陈立夫怎么一下子就能寻到，陈立夫即道出秘密，并就此宣传了“五笔检字法”的好处，蒋介石听了非常高兴，当即夸奖陈立夫：“你这是把科技知识运用于你的文书工作了。
”并鼓励他将这种方法推广，后来，陈立夫将其整理成书，名曰《五笔检字法之原理与运用》，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陈立夫除了忠实做蒋的秘书外，由于常在一起生活，有时对蒋的个人性格方面也提一些善意谏言，由于他提得比较策略，有些方面也能为蒋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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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非所用（2）
如蒋介石有时脾气很坏，特别是对军人，脾气来了大声吼叫，甚至谩骂。
陈立夫认为这种性格不好，影响人际关系，破坏个人形象。
一天，饭后他陪蒋介石散步，便开始谏言。
陈立夫先讲了德国兴登堡将军的故事，然后说：“兴登堡将军说过一句名言：‘发脾气是自己惩罚自己’，兴登堡这个人是从不发脾气的，他是一个天才军事家，他有一段时间处境也很困难，但他不发脾气，威廉二世下台后，人民便选举兴登堡为第一任总统。
”由于陈立夫的劝说很讲究方法，对蒋介石产生了一些作用，后来，蒋的脾气有所改变，特别是对陈立夫，20多年很少发过脾气。
陈立夫确实是“竭尽智能”、“忠心耿耿”为蒋介石效劳。
刚开始，他的想法还是良善的，以为这是为国家、为社会服务，但他并不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所以，当他把自己绑在了蒋介石的战车上后，当整个国民党违背历史规律的时候，他越是尽心、尽力、尽责地进行工作，献身于他的“理想”，那么，便离他最初的美好愿望相去越远。
二陈婚事（1）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每个中国人成年后所面临的一个不可抗拒的法则。
二陈兄弟当然也不能例外。
二陈的婚事与所有普通人一样，也极为平常，既没有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也没有曲折感人的悲欢离合。
但对他们自己来说，却是人生史上最美好、最值得珍视的一页。
就像秋天的云彩一样，虽然平淡，却隽永、深长。
陈果夫的婚姻是旧式的，即完全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成的。
还在陈果夫十二三岁就读沈若臣先生的塾馆时，因其相貌还好看，且聪明老成，另外家世也好，所以沈先生特别喜爱他，有意将自己的女儿许配他，将其择为东床。
但这只是一厢情愿，在当地颇算一富的陈家可能嫌沈先生只是个普通的乡村塾师，家庭也穷酸得很，觉得门不当户不对，便婉言拒绝了。
自此以后，镇上一些穷家小户再也不敢高攀陈家了。
后来，一家姓赵的富户来说亲，说媒的人极力夸奖其女如何貌美、如何贤惠，希望能玉成此事，但陈果夫的母亲却认为赵家风气不好，怕两家结亲后有辱门风，因此，也没答应。
不久，在湖南的三叔陈其采来信，说湖南有一贺家求亲，其女为大家闺秀，与果夫十分般配，而且贺家乃当地大富，与陈家门当户对。
这样条件的家庭当然可以，但果夫的母亲又认为湖南与浙江分隔两省，山高水远，路程迢迢，有诸多不便，于是又加以拒绝。
这以后，又有几家亲戚来提亲，怎奈陈家不喜欢老亲加新亲，也不允许。
这样一来，都以为陈家门第观念太重、且条件太苛刻，一般是高攀不起的，便再也没人登门说亲了，陈家一度门庭冷落车马稀。
这样一直拖到了陈果夫18岁的时候，还是没有解决婚姻问题。
在当时的湖州，男子到了18岁，还没有说亲，就要被乡里议论，成为人们饭后茶余的话题。
所以到了这种时候，父母亲才开始着急起来，父亲一封封家书写给正在杭州读书的陈果夫，要他考虑自己的婚姻问题，说不可再迟了，一次比一次催的急迫，这使陈果夫不得不开始考虑婚姻问题，并把它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但自己远离父母，在杭州人地生疏，怎能解决这一问题呢，还是只得靠家里成事了。
不久，父亲又来一信，说现有朱家女朱明小姐，由沈、杨二老做媒说亲，该女祖母已见过，母亲也十分满意，而且冯家太伯母证明其家教很严。
现特来信征求陈果夫的意见，看是否同意。
陈果夫虽受新思潮熏陶，对旧式婚姻也颇为不满，但因自己年岁已大，还没说上亲事，给父母诸多担心，如此次再不答应，一定会惹父母生气的，便应允下来，他即给家中写信，云：“……其家庭情形，既经各位有信用之长者深信不疑，则可以不必再事调查，惟以后应遵照两个条件： （一）入校读书， （二）放足。
”由于所提两个条件很简单，也好办到，陈果夫的父母即向朱家提出，朱家均答应了，于是，“就照旧时的仪式定婚。
父亲寄给我一份对亲茶，和几只大定升糕。
我因为不愿给知己的人晓得，只分了一只给不相莫逆的同学吃，独自一个人，放在橱里，秘密吃了一星期。
”这样算是正式订亲了，既了了陈果夫一桩悬着的心事，也遂了父母亲多年的心愿。
朱明小姐，于1893年出生于吴兴县荻港镇。
父亲五楼公在上海创设福康钱庄，是上海钱业界有名的富商，朱明为其长女，系五楼公元配潘夫人所生，为五楼公掌上明珠，因其长期在外经商，因此对朱明的文化学习并不重视，另外，深受“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影响，所以，朱明长到17岁，只是简单认识几个字，念得一部女儿经而已，大好时光均在工习女红中度过。
这次陈果夫提出让朱明上学的要求，五楼公当然赞成，而朱明更是求之不得，于是，在家人的允许下，朱明即进入启明女校读书，她如鱼得水，在学校努力学习，虽然年龄大了些，但成绩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
这样一直读了5年，于22岁时才停学，确实收获不小。
虽然定亲了，但陈果夫并没有与朱明小姐见面，也没看到照片，对于自己未来的妻子，他只是一种“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的模糊感觉，于是，心中常常发生一种疑问，就是“伊的相貌怎样？”于是，在头脑中总虚构着一位女子的模样，是大家闺秀，是小家碧玉？是艳若桃李，还是柔如柳杨？有时，他觉得虚构的这些女子形象全像是自己的那个朱明小姐，有时，他又觉得完全不是，他很想见见这位朱小姐，但又不可能，只能让这种相思苦苦地煎熬自己，直到结婚的那一天，这个问题才得到解决。
1914年，陈果夫与朱明小姐正式结婚。
此时，中华民国已经成立，结婚礼节删繁就简，财用去奢从朴，大有进步。
江浙一带“旧式未改，参用新礼，往往有借旅馆及青年社行结婚礼者，此亦嫁娶从俭之好现象也”。
陈果夫作为革命党人，也采用了民国新定的礼制，即：奏乐，入席，证婚人宣读证书，新郎新娘交换饰物，相对行鞠躬礼，谢证婚人、介绍人，行见族亲礼，行受贺礼，来宾演说等。
二陈婚事（2）
不同的是，朱明因家境富裕，所以嫁时妆奁甚丰，盛极一时。
总之，陈果夫的婚礼有新有旧，是新旧转换时期的产物。
陈果夫与朱明不是恋爱结婚，没有花前月下的卿卿细语，也没有互诉心迹的海誓山盟。
在婚前，陈果夫与朱明甚至一面也未曾见过，但婚后他们相处很好，感情甚笃。
陈家虽是富家，但陈其美奔走革命，陈其采服官外省，仅陈其业留守桑梓，收入微薄，三世同堂，一大家人口，只得事事节俭，朱明在家时养尊处优，现在到陈家，多有不适。
但她毫无怨言，尊敬长辈，爱护弟妹，使二十多人的大家庭融融一堂，实在难得。
二次革命后，革命党人为袁世凯通缉，生活多有困难。
朱明曾典卖首饰物品，以资革命。
护法期间，陈果夫在上海开展工作，朱明“尝津津乐道曾亲与秘密传讯等任务，意气甚豪，不让须眉”，特别是对陈果夫的照顾更是细致入微。
陈果夫体弱多病，长年偃病床褥，朱明服侍汤药，更换衣被，“数十年如一日，未尝假手于人”。
陈果夫每每提起夫人，总是充满恩爱与感激之情。
如果说陈果夫的婚姻基本上是传统的模式，那么陈立夫的婚姻则在旧式传统中点缀了些新时代的色彩。
陈立夫的父亲陈其业，十分热心地方公益事业。
当时在湖州有声望有地位的只有两家，一是陈家陈其业，一是孙家孙蓉江，孙蓉江从事典当业，家中十分殷富，与陈其业一样，也热心公众事务。
因此，乡里间有婚丧嫁娶等事，总是请他们两位作执事先生，家庭、邻里出现纠纷，人们也总是听他们一句话，便烟消火熄。
陈、孙二人在为地方办事过程中，相互信任，同心协力，处理了一个又一个难题，办成了一件又一件大事，二人关系越来越好，成为莫逆之交。
孙蓉江有一女儿叫孙禄卿，与陈立夫年龄相当，生得文文静静，知书达礼，陈其业很喜欢这个侄女，便提出与孙蓉江结为儿女亲家。
孙蓉江常在陈家走动，也很喜欢长得机灵清秀的陈立夫，于是满口答应。
这样，陈立夫与孙禄卿的婚事便在陈立夫13岁时由父母之命定了下来。
孙禄卿为孙蓉江次女，生于1900年，与陈立夫同庚。
孙禄卿从小喜欢画画，而且在绘画方面颇具天资，几岁时画的作品，就能抓住所画对象的特征，反映事物的内在美，一时为乡里称奇。
孙蓉江对女儿的爱好不但不压制，而且为其创造条件，让女儿发展自己的特长。
他曾带女儿去拜名画家王一亭先生为师，在王先生指导下，孙禄卿专攻山水画，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陈立夫虽然知道孙禄卿其人，但也仅仅是在乡间亲友举行的婚宴上远远望见孙蓉江带着他的女儿出席宴会而已。
他感觉女孩生得文静，颇有大家闺秀的气质，现在双方父母撮合，陈立夫也表示愿意，但双方一直没有晤面交谈。
直到1923年夏天，陈立夫要到美国深造，才有机会与孙禄卿见面，此时，孙禄卿已考入上海美专学习。
为陈立夫出国饯行，亲友们举行送别宴会，孙禄卿也赶来为陈送行。
在一处名叫沈氏义庄的私家花园里，陈立夫与孙禄卿第一次见面。
当时，两人都已20多岁，且已读了大学，受到新思想的影响，然而，传统礼教的约束仍像一堵无形的墙，将两颗跳动的青春之心隔开，两人仅说了些礼节性的客气话而已。
虽然如此，这次见面使两人都平添了对对方的深深爱意，“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陈立夫在美国留学两年，二人便是锦书相连，鱼雁不断。
有时，孙禄卿给陈立夫信中，如觉意犹未尽，总要拿起墨笔，在素笺上勾上几笔，或是疏影横斜，或是晓莺残月，流露出淡淡的离愁。
而陈立夫给孙禄卿的信，则是一手漂亮的书法，裹夹着一份真情。
1925年，当陈立夫从美国回来，风度翩翩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