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过后，母亲似乎觉得自己过分严厉，为了表示她打骂孩子的歉意，她会恢复事前的慈祥态度，拿出东西要孩子们吃，或者带他们出去玩，另外，还会讲一些优美的故事，当孩子们沉浸于故事中的生动情节时，一场风波归于平静。
小孩是最容易忘事的，假如以后孩子们忘记了妈妈的训导，又发生相打相骂等类似的事情，母亲便再也不讲那些道理了，只是用严峻的眼光看着犯了错误的孩子，要他们讲述自己的过失及上次所受的教育，这种办法比打骂还有作用。
据陈果夫回忆：我们犯了过失，“经过第二次自己的回忆，或者看看母亲的脸，就不再犯了，渐渐地，也能够自治了”。
何夫人不许小孩到外面用钱买东西，她说，小孩子“长大了自会用钱的，小的时候，不可弄惯，要吃东西要用东西有大人管，不用小孩子自办”。
有一次，8岁的陈果夫拿了十个铜钱去买黄连头，被母亲发现了，母亲二话没说，将陈果夫按在床上，掀开屁股，便是一阵猛打，自那以后，陈果夫再也不敢自己拿钱买东西了。
在这种严厉家教下，陈氏兄弟到10岁时也不会买东西，不是不懂，而是没有经验，不敢去尝试。
何夫人还有个特点，就是对自己的孩子从来不当面夸奖，也不在别人面前称道他们的好处，只是每天不知疲倦地重复地唠叨一些要他们学好的话，好像这些孩子永远是那么调皮，永远也不能达到她的要求似的。
何夫人要求孩子们养成良好习惯，要谨慎细致，注重小节。
据陈立夫回忆，一次，有件东西掉在地上，他路过时并没有马上捡起来，母亲急忙过来，把东西捡起，并责备陈立夫说：“你的眼睛在哪里，怎么见到不应该在地上的东西不把它拾起来，以后不能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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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厉母亲（2）
”还有一次，扫帚倒地，陈立夫没有即时扶起来，母亲十分生气，责备他为什么视而不见。
从家有来客应让座倒茶，到剪刀用完应放回原处的唠叨；从坐有坐相、立有立相的规矩，到餐桌上不许有剩饭的絮语，天长日久，积少成多，对二陈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母亲认为，人应该随时留意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对任何事物不应任意放过。
母亲的教育，使得二陈兄弟后来养成了谨慎待物，处事细致，注意小节的好作风。
对于孩子们的吃、穿，何夫人要求更加严格。
按当时陈家的经济条件，虽说家道不如以前，但在湖州城里仍是望族，中国有句俗语：瘦死的骆驼比马壮，陈家虽然在衰落，但比起一般人家来说，仍然殷实得多，小孩们吃好一点，穿好一点，完全能办到。
但何夫人却不让孩子们吃得太好，穿得太漂亮，她认为这样对孩子们没有好处，从小吃好穿好，不知稼穑之苦，将来长大了是不会有吃苦耐劳精神的。
她要求孩子们穿得整整洁洁，干干净净，讲礼貌，习劳苦。
她最不喜欢孩子们身上弄得污秽，她每天都十分细致地对孩子们的衣服一一进行检查，如有脏的地方，是要挨巴掌的。
在母亲的严格要求下，陈果夫与陈立夫在小的时候，都有个良好的习惯，凡是恶浊的地方都不去，有时即使被小朋友拉了去玩，也只是站在旁边看，而不参加进去。
有时惹得小朋友们噘起小嘴生气，他们也不敢上前，因为一想到母亲那张严峻的脸，想到母亲要打、要骂、要严厉责备，他们纵使内心想玩一下，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何夫人虽然是个不通文墨的女子，却也颇懂得因材施教。
陈果夫生性好静，根据这个性格特点，在他长到六七岁时，母亲便常常教他做手工，以此来发展他的智力，在母亲耐心教授下，陈果夫小时竟学会了绣一手好花。
有一次，他外公到家里来，陈果夫将自己做的绣花油褡给外公看，外公看到油褡上绣的花绚丽多彩、栩栩如生，十分惊奇，内心不免有些疑惑，不相信自己七岁的孙子竟能女红，而且手艺如此娴熟，便要当面考他一下，陈果夫当着外公的面飞针走线，顷刻之间便绣出了一朵花，外公这才相信，一时十分欢喜，竟破例地当着他母亲的面夸奖了他。
而陈立夫却不同，他生性机灵，而且好动，因此，他母亲便不像对果夫那样，要求学习女红，而准许他出去与其他孩子一起玩，去见识外面的世界。
何夫人教育孩子最大的特点，就是实实在在，要他们堂堂正正做一个人，而从来不用所谓的“名”、“利”等来刺激他们，而且也并没有奢望她的孩子将来成为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她只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成为一个很普通的但对社会有益的人。
可以说，二陈兄弟的母亲是一个典型的旧式中国妇女，中国母亲的形象。
何夫人虽没念过书，但却很能识大体，也懂很多道理，讲起来可以滔滔不绝，她讲不出一套一套理论，但朴素的话语中却能蕴藏一些深奥的哲理。
她虽是个旧式妇女，但对外边的政治、形势很感兴趣。
陈果夫的二叔陈其美有时从外边回来，也极喜欢和这位嫂嫂谈论国家大事，谈论反清、谈论排满、谈论革命，而这位嫂嫂常在谈论中发表一些独到的见解，有时竟令陈其美也由衷地佩服，感到嫂嫂不同凡响。
陈其美后来回忆说：“我回到家里，只有嫂嫂可以和我谈革命，谈排满，其他的人都不能相谈。
”何夫人太爱自己的孩子了，她把全部精力都花在孩子们身上，她希望孩子们能正常生长，不希望有任何不好的东西来打扰他们、影响他们。
按当时湖州风俗，孩子很小的时候便要对上亲家，但何夫人认为这种习俗不好，会影响孩子的正常生长，因此，二陈兄弟在几岁时，虽有很多人上门提亲，何夫人均予拒绝。
她说：“孩子们年纪太小，大家不知以后怎样，长大了再说罢。
”这在当时的湖州，确属一种离经叛道的行为，它使幼年的二陈能健康地成长，也对他们今后的生活道路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尽管亲戚朋友恭维陈家，说这兄弟俩相貌清秀，将来定成大业，就连常存革命之慨的陈其美也夸奖说：“果夫，吾家之龙也。
”但何夫人却从来没有企望二陈将来会成为什么了不起的人物。
她只希望自己的儿女成为能够自主的普通人，成为对社会有用、为社会欢迎的正直的人，这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妇女的心愿，也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母亲的心愿。
陈果夫与陈立夫的幼年，正是在这位严厉的母亲的严格教育下度过的。
母亲给他们以良好的教育和母性的爱护，给他们以启蒙的知识和生活的能力，当然，有些教育的不当也给他们留下了不良的后果，但总的来说，母亲给予他们的教育本质方面、主流方面是好的，因而陈果夫与陈立夫彼此都感到：“我们的母亲是非常慈爱的，始终怀着依恋和感激的情绪，而在这依恋感激的成分中间，我们更抱着一种敬畏的心理。
”陈果夫曾追怀说：“我母亲的胆量魄力见识都有过人之处，她的意志非常坚强，什么人不能动摇她的，她教训我们从来不像别人用名利来教，她只要我们做一个‘人’。
严厉母亲（3）
”1911年，二陈的母亲怀孕在身，正月里的一天，她走过黑街巷，正好一位亲戚也路过这儿，因为光线很暗，看不清面孔，以为是二陈的祖母，便扑通下跪，给她拜年。
何夫人吓得惊叫一声，掉头疾跑回家，因身体虚弱，又受了惊吓，回来后便一病不起。
虽请名医诊治，也不见效，病情愈加严重。
在病重之时，她特别想念自己的孩子，总是要顺夫、敬夫、立夫站在她的床前，久久地望着他们，并常念及远在外地读书的陈果夫，希望能与陈果夫见上一面。
此时，陈果夫正在杭州读陆军小学，据他回忆：“2月25日晚，余忽不能成寐，念母病已重，当告假回湖一视，翌日遂乘舟赴湖，母病果十分沉重，而家人对余之回家，各以为必有人通知，母意父当有函催归，而父以为必另有人催余速归者。
事实上关于母病不好消息，固未尝有人来函告余也。
”可见陈果夫对母亲感情之深。
何夫人望着兄妹四人，态度十分安详。
她知道自己的病是不会好了，惟一难舍的是儿女，他们还小，还需要母爱，这种爱是世界上任何人都不能替代的。
但她不愿增加儿女的痛苦，又觉儿女们都很懂事，她能够放心了。
面对全家亲人，何夫人内心难割难舍，她凝望每一个人，十分平静地说：“我恐怕活不下去了，我最担心的就是我这两个女儿，我死后就没有人能照顾她们了，她俩须得自爱自立；对于果夫、立夫，倒没什么可挂念的，因为他们对人对事都将会应付和处理得很好，我很放心，相信他们不会出差错的。
”母亲的话，敲打着二陈兄弟的心，他俩默默立下誓愿，将来照顾好姐妹，应付和处理好自己的事，走好自己人生的路，让母亲放心。
2月27日晚，何夫人病情转危，再加难产，不到10分钟便咽气逝世了。
这一年，陈果夫20岁，陈立夫才12岁，对于母亲的死，他们悲痛万分。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母亲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给了他们，而他们却不能报答于万一，他们只是在心中永远地、深深地刻下母亲的形象。
陈立夫到了90岁以后还说：“我永远不会忘记母亲在产后临终前所说的那一番话。
”陈果夫也在《我的母亲》一文中说道：“她的一切萦绕在我的脑际，并不因为时间久远，而稍有淡漠。
”母亲逝世后不久，父亲陈其业又娶继室黄氏，黄夫人又生了两男一女，两男一名祖蒸，字民夫；一名祖烈，名夫。
一女名祖思，字赞夫。
其中，陈祖烈后来成为全国知名的篮球健将。
这样，陈果夫、陈立夫，加上顺夫、敬夫、同父异母的民夫、夫、赞夫，共兄弟姊妹七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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塾馆残梦（1）
人生识字忧患始，虽然忧患不是好事，但人们还是要认字、要学文化。
陈氏兄弟的父亲陈其业是前清秀才，可以说是书香门第了，虽然此时，陈其业已厌恶走读书仕进的道路，但他毕竟是在封建文化的熏陶下长大的，一方面，他对清王朝的黑暗、封建制度的腐朽十分痛恨与不满；但另一方面，对传统的封建文化却别有一种滋味在心头，他始终认为孔孟思想永远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虽然半部论语并不可能治天下，但仍然是人们做人处事的指南针。
陈其业也没企想自己的儿子将来能治国平天下，但他觉得齐家还是需要的，陈家一定要后继有人，因此字还是要识，孔孟的书也还是要读，他要陈果夫、陈立夫都好好念书，在儒家学说中去寻找深刻的微言大意。
二陈兄弟的启蒙教育，首先是从家庭开始的。
陈果夫说他最初识字是父亲教的，他回忆道：“父亲教识字的时候并不很凶，不过我不识得字的时候，见了父亲，非常害怕，因为父亲不用手打我，是用最响的声音从我耳朵里打动我的脑筋，所以每次遇到一个字不认识的当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