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他的肺病刚刚有所好转，吐血已愈。
但来武汉后，白天紧张的工作，晚上又睡不好觉，极少休息，渐渐身体支持不住了。
有一天晚上，他与部队一起运子弹到黑山，回来时，摇铁道上用的手摇车，十分吃力，但他还是坚持摇，忽然觉得天旋地转，倒在地上便不省人事，长达10余小时才醒过来。
他醒来后，二话没说，即投入工作，同伴们见他身体如此虚弱，都劝他回去休息，但他不肯，与大家一起，坚持下来，使其他士兵深受感动。
10月28日，冯国璋率清军向汉口发起总攻击，民军英勇拒敌，广大市民也积极参战，他们自动给民军探消息、送粮食、送军火，汉口商人也“出应箪壶，供给粮秣，所需款项，皆系解囊自助”。
军民同仇敌忾，奋力战斗，打破敌人数次进攻。
但由于军事指挥上的失利，汉口终于失守。
汉口失守后，汉阳便成了战争的前沿阵地，汉阳军民曾经几次组织反攻，均没成功，自己反受损失。
这时，清军也摸清了汉阳军事实力，即向汉阳发动强大攻势。
民军英勇御敌，战斗十分激烈。
。。
江汉从戎（2）
此时，陈果夫受命守卫设在汉阳兵工厂的民军司令部，他与其他士兵日夜坚守岗位，不敢懈怠半分。
一天，清军所派的奸细在民军司令部附近放火放枪，以策应清军大部队的进攻。
司令部人员以为敌军已攻进汉阳城内，有的急到军中亲自指挥，有的去组织救火，还有个别的竟临阵逃避。
司令部主持工作的几位头面人物一下子全走光了，只剩下陈果夫与四五个卫兵守着空空的司令部大厅。
有的士兵见此情况，也要离开，他们认为守着一个空房，不如直接投入战斗。
但陈果夫坚持不离开。
他认为司令部指挥官虽然走光了，如果卫兵在这儿，还可以唱唱空城计，如果卫兵都走了，那人们一定会以为司令部完蛋了，军心将会大乱。
于是，他让几个卫兵守在门口，自己选了一支最好的枪，带足了子弹，坚守在大厅里，演出了一场“空城计”。
不一会，民军及当地市民将放火放枪的奸细抓获，一个个送到司令部。
他们以为陈果夫是司令部指挥人员，便交给他处理，陈果夫只好假戏真做。
但司令部只有几名卫兵，他一人又不好审问，审问了也不好擅作主张处置，因此，他便装着严厉的样子说，今天时间已晚，明天审理，便要卫兵将这些奸细分别关在大厅旁的房间里。
几小时后，清军攻势退下，火也被扑灭，司令部的人陆续回来。
民军负责人听了陈果夫的报告后，对他在紧急情况下的机智与勇敢行为进行了表扬。
后来陈果夫想起这件事来，还真有些后怕。
他说：“幸而那些奸细没有知道我们虚实，否则我们虽扣着门，而窗子是洞开的，又没有将他们缚住，或者我们胆怯了些，就不会得到这样顺利的处置了。”陈果夫与革命军坚守汉阳一个星期后，当战局进入关键时刻，黄兴来到了武汉，任战时总司令，民军士气大振。
黄兴来汉后，遇到陈果夫，他见陈只当了一名士兵，觉得委屈了他，便把他转到汉阳府中的军政科办事。
军政科的任务主要是招募、训练新军，为保卫汉阳输送武装力量。
陈果夫到任后，经常到民众中宣传，强调保卫汉阳的重要性，动员群众参军参战，于是一些市民和郊县的农民都前来参军，很快便组织起了一支近千人的防城营和巡城营。
陈果夫每天对这支部队进行训练。
他将在陆小和陆中所学的军事知识都教给战士，训练十分严格。
短短的时间，这一千人的队伍便掌握了初步军事知识，能够应付战争需要了。
陈果夫的出色工作，令科长刮目相看，也对他十分信任。
科长常常有事到武昌，整个科的大小事情都托陈果夫代理。
11月23日，清军向汉阳猛扑，民军扼守的米粮山、锅底山、扁担山先后失守。
清军突破三眼桥防线，夺取汤家山，并与乙支队会合，进攻十里铺，汉阳形势十分危急，军政府各机关人员也纷纷上前线杀敌。
陈果夫将在汉阳的原南京陆军中学的学生集中起来，组成一支100多人的队伍，也拉上前线，配合大军战斗。
陈果夫与陆中同学作战勇敢，奋力杀敌，一些同学先后牺牲，鲜血洒在了江城。
26日，十里铺一线终被清军攻破。
27日，民军总司令部所在地汉阳兵工厂也被清军占领，梅子山、龟山相继丢失，民军的精华已丧亡殆尽。
在此情况下，只好退至武昌，汉阳终于为清军所占领。
黄兴悲痛地说：“汉阳失守，吾何颜见人，惟一死耳！”想以死殉职，后在同志的力劝下退至武昌。
黄兴撤退至武昌后，连夜召开军政紧急会议，认为武汉已连失汉口、汉阳两镇，武昌已成孤城，现在应顺流而下进攻南京，建立东南革命基地，到时再收复武汉。
黎元洪赞同黄兴意见，但多数革命党人都表示反对。
共进会领导人张振武当即拔刀而起，厉声说：“敢言放弃武昌者斩！”全体掌声如雷，一致决议守武昌。
黄兴见大家不赞成他的意见，开完会后即乘轮离汉东下。
陈果夫认为黄兴的主张不无道理，在武汉战事紧张的情况下，光复南京是挽救武汉危局、支持武汉首义的正确决策，可以起到围魏救赵的作用，因此在谭人凤的支持下，也离汉东下。
当他望着饱受战火洗礼的武汉时，那焦土余烟、断垣残壁似乎格外使他留恋。
武汉是他离开学校走上社会、参加革命的第一站，那历历晴川，还回荡着他的呐喊，那萋萋芳草，也留下他奔走的足迹。
短短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甚至没有来得及领略一下武汉的风光，便要离开了，但他又不得不离开。
他要到南京去，他希望能亲自参加光复南京的起义，以南京的胜利解武汉之危。
他是匆匆地来武汉的，现在又匆匆地离开了武汉。
沪上讨袁（1）
当陈果夫离开武昌，匆匆东下的时候，南京已在沪军与江苏、浙江等地民军联合进攻下光复，他为没能赶上这一战斗而深为遗憾。
这样，他干脆直抵上海，找到二叔陈其美，希望能参加一些实际的革命工作。
陈其美根据陈果夫的身体状况，便分配他去做接待工作，因为当时汉口、汉阳被清军占领后，很多革命党人纷纷东下，云集上海，这些人来后，需要有人接待并安排适当工作。
陈果夫接受任务后，便在上海望平街租了一间房子，作为招待所，专门接待东下的革命党人。
他态度和蔼，诚恳热情，每当有人来时，先安排住处，发给生活费用，然后弄清每个人的专长并征求其对工作的要求，最后才将他们介绍到军队及革命机关中去工作。
这种接待工作并不如战场上的斗争轰轰烈烈，却十分麻烦、艰苦。
陈果夫的细致工作，使从首义之区东下的革命党人来上海后如坐春风，感到十分温暖，都更加努力地去参加上海的革命，这对上海的光复起了很好的作用。
11月3日，陈其美领导上海的同盟会发动工人、防营、会党举行起义，次日攻克江南制造局，占领上海，起义取得胜利。
在上海影响下，江苏、浙江也宣布独立，这就稳定了全国的形势。
1912年元月，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通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
也就在这一年，陈果夫第一次见到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
对于孙中山，陈果夫早就十分景仰，还在当学生时，就总是听他二叔陈其美讲到孙中山是一个伟大人物，说“此刻中国有世界眼光，有建设计划，有坚忍不拔精神的，除了孙中山先生以外，再没有第二人”，但却一直没有见到孙中山，亲睹伟人风采，更没有聆听孙中山的讲话。
民国成立后的一天，陈果夫与一位同志到沪军都督府办事，第一次见到了孙中山。
据他回忆：“总理正和一位廖君谈话，用广东话，我听不懂。
但他慈祥而又沉着的态度，使我肃然起敬。”但此时的陈果夫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瘦小青年，孙中山不认识，他也不可能与孙中山谈话，只能是在一旁多看几眼这位伟人。
不久，陈果夫再次见到孙中山，并且有幸聆听了他的讲演。
他说：这次见到孙中山，“是在上海南京路国民党本部。
总理对世界各种社会主义分析批评，至为详尽。
他演讲的姿态、声调，非常动人，那次留下的印象，永远没有淡忘”。
后来陈果夫又多次见到孙中山并聆听训示。
如有一次，听孙中山详细地讲解瑞士的地方自治制度；还有一年元旦，陈果夫和许多同志去给孙中山拜年，总理见面的第一句话便是“恭喜发财”，然后又借题发挥，谈“大家发财”的民生主义，这些都令陈果夫难以忘记。
他从孙中山的演讲中受到教育，也为孙中山的革命意志和人格所感动，因此，陈果夫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意志更坚定，思想也日趋成熟。
民国成立后，整个社会一度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革命党人认为革命已经大功告成，可以刀枪入库了，于是有的去从事实业，有的重新进入学校读书，有的要出国留学，似乎一个建设新中国的时期已经到来了。
这时，陈果夫原来所在的南京陆军第四中学已恢复正常学习，好多同学都返回学校，继续学业。
陈果夫原也想复学，但经医生检查身体后，认为他肺部有病，不宜再学军事。
他本来对军事兴趣不大，也就放弃了。
不久，又有人建议他到法国去勤工俭学，他接受了这一建议。
他向往那产生过卢梭、伏尔泰、拿破仑的地方，那雄伟的埃菲尔铁塔和凯旋门，那美丽的塞纳河，那神秘的巴黎圣母院，对他有极大的吸引力，他决定到法国去。
他收拾行装，告别亲友，欣然西行，但还没走出中国，肺病加重，法国之行也只好取消。
这时的陈果夫心情坏极了，国家百废待举，极需人才，而自己却成了个废物。
他认为“这是生平最难过的事”。
在他最痛苦的时候，二叔陈其美给他很多鼓励，并劝他到日本去养病，待病愈后到美国去留学。
陈果夫似乎又看到了很多希望。
为了到美国留学，他决定先养好身体。
1913年3月，他东渡日本，即进入东京杏云堂医院诊视，结果是心脏先天偏左，肺之左尖部分衰弱，便以注射法治疗，然后到海滨休养一月。
此间陈果夫的游踪遍及东京、箱根、大阪、神户、长崎、名古屋等城市各处的名胜古迹，还考察了一些工厂，阅读了日本一些工业管理书籍，精神上愉快了，身体逐渐好转。
他准备过段时期再去医院复查，如没什么大问题，便准备直接飞入美国留学。
但就在此时，陈果夫接到了陈其美的电函，告诉他，宋教仁在上海被袁世凯派人刺杀，国内震惊，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认为“非去袁不可”，正在各地兴师讨袁。
上海方面正积极准备，希望陈果夫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