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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言之，农民起义由于历史及阶级本身的认识局限性，起义也就是造反的目的，无非是“打倒旧皇朝，建立新皇朝”，因此“彻底的革命性”根本就不存在，成功的可能也极小。偶然的成功，造反者成为新的统治者，最后必然会发生质的变化：像朱元璋那样，从农民利益的代表变成了封建主利益的代表，不再关心农民的疾苦和利益了。甚至像李自成进北京、洪秀全进南京那样，其所作所为，比前朝的皇帝更坏更恶，老百姓的生活，也比前朝更艰难更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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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水浒传》是不是写农民起义（2）
因此，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去看历代的造反者，只要他敢反抗，不论他反的是贪官还是皇帝，就应该承认他具有一定的积极性。尽管这种积极性很不彻底，而且还有量和质的不同，但这正是历史的必然。
不论在任何一个时代，贪官总是被老百姓痛恨并咒骂的。尽管清官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封建王朝的统治，但是我们总不能说清官比贪官更坏。就是在今天，老百姓也还是痛恨贪官，拥护清官，喜欢看描写清官的小说和电视剧。因此，从任何一个角度说，反贪官，总比不反好。——“文革”期间，以文痞姚文元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们批判《海瑞罢官》，强词夺理地说：“贪官多了能够促使平民起义，清官多了只能维持封建统治，因此清官比贪官更坏。‘这简直是“混帐逻辑”！这些“无产阶级文史学家”居然会持有这种弱智的错误论点，原因是他们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社会发展史，不懂得社会的发展不是靠农民起义来“促成”，而是靠生产力的提高来发展的。贪官多了促使农民起义的结果，无非是换一个人做皇帝，所继续的，还是封建统治；而“农民起义”所带给老百姓的痛苦和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却是无法弥补的。
同样道理，对待欺凌和压迫，只要敢于反抗，就是好样儿的。这里面不存在阶级观点。我们不能说：农民反抗地主剥削是积极行动，工人反抗资本家压榨是积极行动，都属于“革命”范畴；而小地主反抗大地主、小资本家反抗大资本家、小官吏反抗大官吏或封建皇帝的欺压，就不是积极行动，就只能算是“狗咬狗”。这与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倾轧、争斗绝对不能同日而语。只要这个观点能够成立，那么部分水浒人物的抗争和反贪官，尽管他们不一定就是农民起义，但就其积极性来说，也应该得到肯定或部分肯定。
正因为以宋江为首的部分水浒人物“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对皇帝还抱有希望和幻想，因此才会导致后来的受招安，导致后来的全军覆没。《水浒传》的作者没有无限拔高这些人物，而是按照历史的客观规律如实地描写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应该认为这样的写法是现实的、成功的；是在暗示造反必须彻底，不能半途而废。反之，如果人人都像李逵那样大喊“反进京城去，夺了鸟（音diǎo）位，让晁盖哥哥做大宋皇帝，宋江哥哥做小宋皇帝”，不但不符合这批人的思想境界，退一步说，即便他们真的造反成功，也不过在中国历史上多制造一个封建皇朝、多增加一代封建皇帝罢了。——还是那句话：让李逵去当太尉，不见得会比高俅强多少。
只有运用这样的观点来读《水浒传》，才不会把这些水浒人物无限拔高或无限贬低；才能够正确地揭示中国封建社会中各路起义军的发生、发展及其失败过程的真实本质和社会意义。
我们说：《水浒传》出版几百年来，存在着误读、误解、误导，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作者施耐庵就有故意误导的动机：他口口声声把善杀人者作为“英雄”来歌颂，把假仁假义的宋江吹嘘为“义士”；其次才是没有读懂马列主义却以“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自居的文痞们，出于他们不可告人的动机和目的，再一次进行故意的误导。因此，我们要大声疾呼：给《水浒传》拨乱反正，还《水浒传》以本来面目，是时候了。
前面已经说过：从本质上说，农民起义是不存在真正的“胜利”的。何况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次农民起义的领导权根本就没掌握在农民的手里，而是掌握在“游民”甚至地主、官僚的手里。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不能不简单地说说阶级和阶级斗争史。
学过《社会发展史》的人都知道：社会制度的发展，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变，社会制度就不可能改变。多次惨痛的经验教训我们：这是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你不想让社会发展固然不行，你想让社会尽快发展也不可能。
八、《水浒传》是不是写农民起义（3）
原始部落社会，人们聚族而居，生产力十分低下，没有个人财产，过的是原始共产主义生活。由于部落战争的失败，一部分人从战俘沦落为奴隶，社会生产开始发展农业劳动，于是在人与人之间出现了剥削和压迫，出现了奴隶主和奴隶两个敌对的阶级。由于奴隶对自身地位、待遇的不满，不可避免地会经常出现怠工、破坏甚至武力反抗，于是人类历史中出现了“阶级斗争”。但是奴隶的反抗因为力量的悬殊及认识的局限（不知道打倒奴隶主之后，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所以从来没有得到过真正的胜利（即便成功，也是换了一个人来当奴隶主，敌对的阶级并没有消灭或变化）。只有在生产力逐渐提高的前提下，开明的奴隶主在不断发生的奴隶反抗下，逐渐认识到：如果给予农奴更多的自由，不但可以使农业生产力得到提高，自己也可以更加富足。于是一部分开明奴隶主迫于形势，同时也是出于自身的利益，率先解放农奴，让他们成为佃农：除了交出一定数量的地租之外，剩余部分，全部归佃农所有。——生产关系的改变，导致生产力有所提高，使奴隶制社会发展到封建制社会。
因此，从奴隶社会发展到封建社会，绝不是被压迫的奴隶们“武装革命”的结果，而恰恰是开明的奴隶主进行“改良”的结果。——从效果看，革命派失败了，改良派成功了。
这里顺便还要说明一下：斯大林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郭沫若等人秉承斯大林的见解，全盘继承过来。但是具体到中国，到底是哪朝哪代从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的呢，历史学家却众说纷纭，争论了许久，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除去国内外许多“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观点暂且不提，单是近现代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历史学家，结论就颇不相同：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等人为代表的主张“西周进入封建社会”；以李亚农、唐兰为代表的，主张“春秋进入封建社会”；以郭沫若、杨宽、吴大琨等人为代表的，主张“战国进入封建社会”；以白寿彝、金景芳等人为代表的，主张“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进入封建社会”；除此之外，还有以侯外庐为代表的“西汉进入封建社会说”、以周谷城为代表的“东汉进入封建社会说”、以尚钺和何滋全为代表的“魏晋进入封建社会说”。甚至有人根据《孟子·滕文公上》：“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认为夏商周“三代”农业劳动者都是交十一租的、相对自由的农奴，不是被镣铐锁着强迫劳动的奴隶。因此说中国的原始社会瓦解以后，中国人就“跳级”直接进入封建社会了——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中居然没有奴隶社会。
我是个当兵出身的“草根”作家，没有上过“正规大学”，更不是学历史的，没有研究，当然没有发言权，也就没有自己的“学术观点”。但是根据个人对社会实质的粗浅认识，从“封”和“建”这两个字的本义着眼，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似乎应该开始于周朝建立后的“分‘封’天下，‘建’立诸侯国”，而结束于秦始皇的废除封建制，建立以皇权为中心的郡县制。换言之，中国的封建主义社会，有点儿近似于“联邦社会”（把诸侯国看成是“邦”）；而秦始皇的皇权主义，恰恰是“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但是刘邦推翻秦朝，建立汉朝，一方面继承了秦朝的郡县制，实行中央集权；一方面又恢复了周朝的分封制，把他的儿子们封为王，分驻各地，形同诸侯。这样一来，中国历代的皇帝一方面推行中央集权的专制皇权主义，一方面又继承封建主义，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只是“诸侯式”的分封地域和权力逐渐缩小而已。因此，从政治体制着眼，中国的纯封建制一共只存在了八百多年，就结束了，而从秦始皇一直到近现代的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的政治体制并不是封建制而是中央集权的皇权制（如果仅仅从生产关系而言，依旧是地主和农民两个阶级对立的“后封建制”）。我这样说，似乎有些标新立异，不但和斯大林的论点完全不同，而且不能被历史学家所认可。反正我不是什么“家”，所以连“一家之见”也算不上。不过，只要知道中国的封建主义社会后期，政治体制其实是皇权专制主义，虽然也还有“封”和“建”的残余，势力分明已经逐渐式微，不是主导力量，笼统地把周朝以后的中国社会说成为封建制，也未始不可。
八、《水浒传》是不是写农民起义（4）
在封建社会中，因为还存在着压迫和剥削，对“顺民”们来说，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忍耐”，而对“暴民”们来说，则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因此阶级斗争虽然只是“部分地”存在，但依旧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农民起义历朝历代不断发生，但是因为生产关系没有改变和生产力的无法解放，农民起义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成功。所谓的“造反成功”，无非是改朝换代。也就是“把你打下去，我来做皇帝”。有的时候，改朝换代以后的新皇帝，比原来的旧皇帝更坏。为什么呢？因为在皇宫中长大的皇帝，他所能够倒出来的“坏水儿”，无非是吃喝玩乐、宠爱美妃、偏听偏信、任用小人、不理朝政等等，而一个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杀出来的像刘邦、朱元璋、洪秀全那样的痞子、流氓，一旦做了皇帝，他所能释放出来的坏能量，可就不是一个“宫廷娃娃”所能够比拟的了。
在封建社会中，如果生产力不发展到一定程度，哪怕发生一千次农民起义，其结果只能是改朝换代，倒楣受苦的，还是老百姓。从封建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农民起义的结果，也不是打倒皇帝的结果。因为农民头脑中没有资本主义思想，不懂得资本主义工商业。只有开明的地主阶级本身（包括其知识分子）认识到从佃农手中一升一斗地收取地租不如经营工商业更发财，只有地主阶级因为从事工商业、改变了生产关系、发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