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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所持见解，虽然并不完全正确，但是不宜“以今天人的理想去阐发古人的理想”这一条，倒是值得参考的。
《水浒传》描写的是杀人放火的强盗，说他们崇尚、讲究、遵循“江湖义气”，勉强还说得过去；说他们“忠”，就实在太勉强了。从《水浒传》到《忠义水浒传》，有“内在”和“外在”两方面因素：内在因素，是作者施耐庵们的极力鼓吹，起了一个引导实际上是误导的作用；外在因素是嘉靖年间为了争取公开出版而人为地给它进行了外壳包装，以“忠义”二字来掩盖它鼓励造反的实质。关于这个问题，历代的评论家们不是看不出来。金圣叹在《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序二》中说：
观物者审名，论人者辩志。施耐庵传宋江，而题其书曰《水浒》，恶之至，迸之至，不与同中国也。而后世不知何等好乱之徒，乃谬加以“忠义”之目。呜呼！忠义而在《水浒》乎哉？忠者，事上之盛节也；使下之大经也。忠以事其上，义以使其下，斯宰相之材也。忠者，与人之大道也；义者，处己之善物也。忠以与乎人，义以处乎己，则圣贤之徒也。若夫耐庵所云《水浒》也者，王土之滨则有“水”；又在水外则曰“浒”，远之也。远之也者，天下之凶物，天下之所共击也；天下之恶物，天下之所共弃。若使忠义而在《水浒》，忠义为天下之凶物、恶物乎哉？且《水浒》有忠义，国家无忠义耶？……无恶不归朝廷，无美不归绿林。已为盗者，读之而自豪；未为盗者，读之而为盗也。
此外，王望如在《第五才子书水浒传·总论》中也说：
施耐庵著《水浒》，申明一百八人之罪状，所以责备徽宗、蔡京之暴政也。然严于论君相，而宽以待盗贼，令读之者日生放辟邪侈之乐，且归罪朝廷以为口实，人又何所惮而不为盗。……后世续貂之士，冠以“忠义”，盖痛恶富贵利达之士，敲骨吸髓，索人金钱，发愤而创为此论。……人死饥寒者什九，死盗贼者什一。盖人饥则死，寒则死，盗贼未必死。盗贼攫人金钱可救死，盗贼有官争护护持终不死。不死矣，而且小官之，大官之，执无侯非盗，无盗不侯以自解免，皆宋江之俑也。
九、《水浒》的成就及今天怎样认识（5）
余治①先生在《得一录》卷五中说：
① 余治——清代戏曲作家。江苏无锡人。多次应试不中。咸丰年间曾任训导。太平军进军江南时，他协助地方当局镇压起义农民。他一生多次向当政者呼吁禁毁“诲淫诲盗”的学说、戏曲，建议审定戏曲演出剧目和编写新戏。晚年，组织童伶戏班演出，采取当时新兴的皮簧、梆子腔剧种的音乐以及通俗、浅近的语言。一生共编写剧作28种 ，死后 辑为《庶几堂今乐》刊刻印行。
窃尝谓是非者，天下之定理，是非存而人心于以不死。自《水浒》戏文出，而是非颠倒，定理亡矣。夫英雄、好汉、义士，美名也，以之加于盗贼，颠倒孰甚焉。
这几位老先生虽然爱发迂腐之论，但这一席话，应该说还是颇为中肯的。
在武侠小说中，宣扬的是“侠意识”。侠意识不承认法律和王权，但是承认“天理人情”。行事的准则，主要按“天理人情”办事，因此他敢于抑强扶弱，敢于跟“国法王权”较量。而《水浒传》通篇所宣扬的，则是“霸意识”。所谓“霸意识”，也不承认法律和王权，但是行动的准则，不是“天理人情”，而是以自己的个人好恶为中心，做的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业”。
质言之，“霸意识”就是“强盗逻辑”。任何社会都排斥强盗逻辑，今天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当然也不例外。
正因为《水浒传》是一部内涵和背景都很复杂的小说，因此今天的读者阅读《水浒传》，必须具有正确的历史观。
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封建主义制度，至少属于封建主义体系的贪官污吏和官官相护、奸臣当道等现象应该不存在或很少存在了。但是咱们的社会主义社会脱胎于腐朽黑暗专制的封建皇权主义社会，而不是比较民主、比较开明的资本主义社会，腐朽没落的封建主义制度和思想意识还在影响着、控制着相当大一部分人；特别危险的是居然还控制着很多权贵。尽管帝王已经没有了，有帝王思想的人还存在；贪官污吏不但还有，而且数量众多，有的贪官职务还相当高，对人民危害极大。从理论上说，贪官的产生，根源在于封建主义：凡是贪官，几乎都是某个权贵任命或宠信的“亲信”，成为无人监督的“新权贵”，因为只有独断独行的大官，没有人民的监督，才有“贪污”的可能；如果是“民选”的官，那是人民的公仆，会受到人民的监督，即便他想贪污也办不到；一旦他有贪污行为就要被人民所罢免。《水浒传》告诉我们，像高俅这样的“奸臣”，因为他善于逢迎，才会得到像赵佶这样的“昏君”所重用；今天无数贪官的案例告诉我们，贪官的产生，几乎都是“昏君”们任用亲信的结果。
问题在于：今天的读者看了《水浒传》之后，是不是也会以“反贪官”为由去“造反”呢？尽管在今天的治安状况下，“独坐山岗，自立为王”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但是借口“专与贪官为敌”而组织盗匪团伙的可能性却是存在的。从媒体报道中，我们已经多次看见有一些青少年就以“反腐败”为由，杀死有贪污嫌疑者子女的案例；也有一些“勇士”们则的确因为热衷于用个人的力量去反贪官而被贪官所杀，成了可悲的“烈士”。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水浒传》中除了对“英雄豪杰”的定义作了违心的却是必要的歪曲之外，还有不少糟粕部分。例如把这一百单八将说成是“妖魔转世”；调情的描写和杀人的场面太多（王婆说风情和潘金莲毒杀丈夫，简直是在教人如何勾引良家妇女、如何用毒药杀人）；宣扬天命、迷信和绝不存在的天书及呼风唤雨的本事等等，对少年读者肯定是不合适的。
由于人类的认识水平是逐渐提高的，今天我们多数人不相信神道鬼怪，但是在封建皇朝中，从帝王将相到平头百姓，几乎人人都相信“天命”：皇帝自称是“受命于天”，是“天命所归”，风不调雨不顺的遭难年月，官员们也只知道“哀哀切切，恳求上苍”；仅仅只要倒退几十年，像我的祖父母、外公外婆那一代人，几乎人人都相信“天命”，都相信鬼神。施耐庵时代，所写的《水浒传》中有关于“天命”和鬼神的描写，还奇怪么？从小说的描写看，宋江倒是一个不迷信的人：他先制造关于“天书”的神话，接着假造一块什么“上天降下”的石碣，上面刻着一百单八将的名次，从而取得了自己“领袖”的地位并避免了众弟兄因为“座次”高低而发生的内斗。不论这是施耐庵的主意，还是宋江的主意，都应该认定这是他们在利用封建迷信为自己服务，为“梁山泊集团”的利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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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水浒》的成就及今天怎样认识（6）
简短的结论：作为中国俗文学的《水浒传》，从它的发生、存在到今天，已经好几百年了。时至今日，我们对它应该有一个正确的、客观的评价：这是一部有缺点的“好书”。尽管它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有过突出的贡献，从今天的社会现实（贪官污吏遍地、官逼民反的“事件”层出不穷）出发，从避免青少年犯罪出发，我个人认为：像《水浒传》这样的小说，要否定它既无必要也不可能（“《水浒传》是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之一”的地位已经形成，许多“水浒”故事已经无法从人民生活特别是文学生活中剔除，就像许多人并不是基督教徒，但是要学西洋文学，就不能不读《圣经》，是一个道理）；但是出版之前，应该在书前写出有份量的“导读”，让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知道此书的成因及不得不这样写的原因，也许是需要的甚至很必要的。——本书的出版，就是我们身体力行的一种尝试。
十、几点说明
由于历史语言的变迁，《水浒传》所使用的文学语言，和今天法定的、公认的文学语言，已经有了相当的距离。
为了祖国语言的规范化和纯洁化，我所改写的、专门供应青少年读者阅读的《水浒（少年版）》，已经在2003年由朝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那个版本，我对故事和语言都进行了适当的洗刷和改正，删除了一些鬼神和淫秽的描写，使其与典范的现代普通话接轨，更适合少年儿童们阅读。这个版本，是供应非文学专业的成人阅读的，因此文字和故事内容都没有删节，我做的工作，第一是写一篇详尽的“导读”，指出《水浒传》的成因及作者不得不这样写的“不得已”的苦衷，尽量避免产生负面影响；第二从语言规范化出发，在尽量不改动原文的前提下，适当改动一些字句，以求尽量符合当代汉语的语法。此外，凡是古代的时代背景、称谓、官职、物品及不便改写的方言词语，也都尽量加上详尽的注解，冷僻字则加上注音，以利于阅读。
我这个想法，来自英国的两种《莎士比亚全集》版本：一种是十四世纪古英语的原文本，供文学专业的读者研究参考用；一种是当代英语改写本，供非文学专业的读者阅读。中国虽然也有大量的、不符合当代汉语语法的文学作品，但是不论政府还是文坛，似乎都还没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在这方面，我可能还是个“始作俑者”呢！
毛泽东曾经说过：“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这股反动逆流，总有一天会要被克服下去。”这就是从封建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所必然要产生、要经过的规律和结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公民，发现政府机构中有贪官，所采用的斗争方法，就不再是“上山造反”，不再是依靠个人或少数人的力量去把他们杀死，而是要依靠政府的力量、法律的武器，从政治体制上加以改革，把一切贪官污吏及其温床都彻底消灭掉。——不管今天贪官有多么猖獗，至少监察部和中纪委还没有烂掉，还牢牢地掌握在人民的手中。
这是一切阅读《水浒传》的读者特别是青少年所必须注意也必须做到的。
我这个版本，以金圣叹删改过的七十回版为基础。这个版本的最大特点，第一是把书内许多“赞”几乎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