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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对《水浒》的评论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认识和评价，则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认识。历史上大致可以分为这样三个阶段：一、写忠义的英雄豪杰；写为非作歹的强盗；二、写农民起义；三、写投降派。此外，也还有人认为是写“四海之内皆兄弟”的。
（一）此书作者在下笔之初，就秉承了元曲杂剧中对水浒梁山好汉的基本定义，把土匪强盗当作英雄豪杰来歌颂。在明代第一次出版，就堂而皇之地连书名都定成了《忠义水浒传》，后来再版，书名曾经改为《京本忠义传》、《江湖豪客传》，仍然不离“忠义”和“豪杰”。而说它坏的，则认为它颠倒黑白，把为非作歹的匪徒恶霸吹捧为对国家“忠”、对朋友“义”的英雄豪杰、好汉义士。总的倾向是：凡是“扯旗造反”的“英雄好汉”们，包括张献忠①、孙中山、毛泽东，都认定或曾经认定宋江一伙儿是他们的“开山祖师”，要求“弟兄们”都像“梁山好汉”们一样以忠义为重，特别强调要忠于像宋江这样的领袖。而“身登大宝”之后的“帝王将相”如朱元璋们，则因为此书鼓励造反而很不喜欢。明清以来，封建皇朝就曾经多次以“诲淫诲盗”为由而将其列为禁书②，不许出版发行阅读。即便解禁以后，民间也有“少不读《水浒》”的说法。为什么呢？因为少年人思想认识比较单纯，对是非好坏的分辨判断能力不是太强，容易拿书中的“霸道”和“匪气”当作“英雄业绩”去模仿学习，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成了少年犯。
一、《水浒传》是一部奇书（2）
① 清代刘銮的《五石瓠》里说：明末农民起义军的张献忠“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
② 历代朝廷和地方官署禁止出版、传播、阅读《水浒传》的禁令极多，仅目前可查到的就有十几件。原文见本书附录。以下是摘要：1．据东北图书馆《明清内阁大库史料》上册记载，明崇祯十五年（1642）六月曾颁圣旨：“着令地方官，设法清察本内，严禁《浒传》，勒石清地。”各地“大张榜文，凡坊间家藏《浒传》并原版，尽令速行销毁，不许隐匿”。2．《钦定吏部处分则例》卷三十：小说淫词《水浒传》，严查禁绝，版与书尽行销毁，违禁刻印者，革职；买看者，罚俸一年。3．《大清高宗纯皇帝圣训》卷二百六十三：《水浒》、《西厢》等小说，俱着查核严禁，将原版销毁。4．乾隆十九年，《江西按察使衙门定例》：《水浒传》以凶猛为好汉，以悖逆为奇能，金圣叹妄加赞美，市井无赖慕好汉之名，启效尤之志，以聚党逞凶为美事，则《水浒》实为教诱犯法之书也。敕下督抚学政，将《水浒》一书名体严禁。5．《大清文宗显皇帝圣训》：咸丰元年，湖南教匪充斥，该匪有《性命圭旨》、《水浒传》两书，蛊惑愚民，着该督抚严行查禁，将书版尽行销毁。6．《江苏按察使条约》：如有将《水浒》、《金瓶梅》、《来福山歌》等在园演唱者，立将班头并开戏园之人，严拿治罪。7．《江苏省例藩政》：《水浒》等书，借放纵为任侠，以犯上作乱之事，视为寻常。若不严行禁毁，流毒伊于胡底。
（二）新中国成立以后，“无产阶级文学评论家”们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把水浒一百单八将划到了“农民起义”的范畴中去，给他们涂上了“革命”的色彩，成了正面人物。①不但全面解禁，而且描写李逵、武松、鲁智深的一些篇章，还被选进了中学的语文课本里。甚至还有人把《水浒传》吹捧成“农民革命的史诗”，是“农民起义的教科书”。建国后的十七年中，这样的论点，占据了各种讲坛和书刊媒体，成了不许碰撞的“禁区”：谁敢说《水浒传》不好，就要受到批判。
①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水浒传》，在“出版说明”中就明确指出“《水浒》是我国描写农民战争的著名古典小说”。
（三）1975年8月23日，“文化大革命”后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根据毛泽东的主要观点，写出了一篇评《水浒》的文章《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给《水浒传》下了这样的结论：“一部《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最后接受招安。它既不是什么‘农民革命的史诗’，也不是什么‘农民起义的教科书’，而是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水浒》的要害是投降，它的好处就在于可以使人民知道什么是投降派。” 8月28日，《红旗》杂志登出短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 30日，《光明日报》发表梁效的《鲁迅评〈水浒〉评得好》①；9月1 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短评，并发表竺方明的《评〈水浒〉》；9月4日，发表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5 日，发表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文章《投降主义路线的赞歌》。——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按照江青的指示，在文章中说，宋江“上山之后，他却处处排挤晁盖，扩大自己的势力。每当有重大军事行动时，他总是假惺惺地说什么‘哥哥是山寨之主，如何使得轻动’，实际上是架空晁盖。到后来，连口头上的谦让之词也没有了，像分派山寨各种任务这样的大事，也由他擅自决定。”
① 其实这是一篇实用主义的文章，对鲁迅的文章断章取义。其实鲁迅对《水浒传》发表过许多精辟的意见，其中还不止一次谈到对李逵的看法。他在《流氓的变迁》一文里说：“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他在《集外集·序言》一文中明确表示对“不问青红皂白，抡板斧‘排头砍去’的李逵”很“憎恶”。“憎”是痛恨，“恶”是厌恶，也就是很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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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浒传》是一部奇书（3）
北京此说一出，上海立即呼应。《文汇报》以选评方式，对《水浒》的第六十回晁盖不听宋江苦谏，要亲自打曾头市一段情节这样评说：“宋江这样做，并非尊重晁盖，甘受劳苦，而是想以此排斥晁盖，架空晁盖窃取实权。宋江用两面派手法夺取革命队伍中的领导权，今天的修正主义者也是这样做的。”——他们的目的，是要挑拨周恩来、邓小平和毛泽东的关系，诬陷周恩来、邓小平架空毛主席，夺取领导权。
就这样，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由文艺评论变成了###，一场评《水浒》、批宋江的运动开始发动起来。并从而发动过一场全民评《水浒》、批宋江的闹剧：凡是工农兵，不论年龄大小，也不问是不是看过《水浒传》，一律要求“拿起笔来做刀枪”，“把投降派批倒批臭”。四十岁以上的人们至今记忆犹新，在全国造成了很大影响。直到八十年代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播出，还有人反对它得奖，原因就是指责它“是非不明”，歌颂了为非作歹的坏人，有负面作用。
毛泽东多次把自己带队伍上井冈山比作是“被逼上梁山”。他在不少文章中引用了《水浒》故事。例如，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引用林冲踢翻洪教头的故事，说明战略退却的作用和意义；在《矛盾论》中，引用三打祝家庄的故事，分析矛盾的特殊性。1944年1月9日看了京剧《逼上梁山》，深夜给作者写信，祝贺他们写出了“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个主题，“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使“旧剧开了新生面”。他还跟人讲，《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他从梁山泊把来自各个山头的队伍统率起来成为一支武装，引申出我们革命也要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到消灭山头，克服山头主义。如此等等。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对《水浒》的评论，着重赞扬它的反抗；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在75年8月对《水浒》的评论，主要就着眼于它所写的投降了。他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等等。他认为《水浒》可以“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四）除此之外，还有少数人认为《水浒传》就是写“四海之内皆兄弟”，是写“江湖义气”，也就是歌颂“团结”的。当然，这个流派理论根据不足，没有形成气候。
可以这样说：从明清以来，对《水浒传》的评论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太多了。我觉得，所有这些评论，虽然文章连篇累牍，甚至铺天盖地，有的还拉虎皮做大旗，声势汹汹，不可一世，强迫人家接受。但是却都没有说到“点子”即“要害”上。因此，到了今天，尽管它“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之一”的身份已经是“铁板铸定”，无法更改的了；再说，水浒故事，也已经家喻户晓，政府不可能再一次下令严禁，就好像虽然我们不信宗教，但是为了看懂西洋小说，却不得不去读《圣经》一样。但是，也仍然有必要对《水浒传》这部书做一次全面深入的重新评定。不但要把历代封建皇朝强加给它的不实之词推翻，也要把没有学通马列主义、却以马列主义革命家自居的姚文元之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批判家”的溢美之词洗刷掉，还它一个真正的本来面目。——这，就是对《水浒传》的第四次认识，也是最新、最到位的认识。
社会是不断发展的。人们的思想认识，也应该跟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作为一个“今天的人”，就应该用“今天的”唯物历史观和是非观来对《水浒传》作出恰如其份的评价。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标准也就是“条条框框”，当然是应该有的。不然，“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也就无法客观地评价。这个标准，既用不着搬什么什么大部头的书来引证，也用不着听什么什么“家”的御笔钦定。照我看，人人心中都有一杆秤。这杆秤的最低标准，就是“是非善恶”四个字；最高标准，则是以国家、民族、社会为前提，凡是维护、发展国家、民族、百姓利益的，都是好人好事，反之则否。当然，任何人都是“立体”的，一个人的一生，不一定天天干好事，也不一定天天干坏事。甚至所干的某一件事情，其中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但是总还有一个“主流”或曰“重大事件”作为评价的依据。在某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这个人所做的事情，对国家、民族、百姓是好是坏，应该是“是非分明”的。但是分析历史人物，其前提必须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这才叫做历史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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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浒传》是一部奇书（4）
例如关于“投降派”的定义，绝不能根据他是否“投降”来判断他的是非好坏。中国今天是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但是倒退几百年，清兵入关以前，满族建有自己的“后金国”，和“中国”已经断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