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作结论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一些兽角和骨头也有明显人工加工过的痕迹，而这些发现同石器一样，都可能成为人类祖先的工具”的结论。
当安特生最初来到周口店时，他正是把收集到的石英碎片假设成用以切割兽肉的工具，才有了进一步推断地层中可能有人类遗存的结论。十年之后，安特生假设的事实终于被科学发掘所验证。
几乎就在同时，裴文中、步达生、步日耶三位天才的学者，根据周口店堆积层中烧焦的木头和碎骨的痕迹，得出了北京人已开始用火的结论。尽管这个结论一开始遭到了部分学者的反对，但最终还是以无可质辩的事实，得到了科学界的认同。
石器、骨器与用火遗迹的发现，使周口店的发掘又步入了一个高峰，裴文中本人也在这伟大的发现中再度辉煌。他在世界人类尤其是中国大众心中的声名，远远超过了当年的安特生博士。多少年后，中国的青少年仍然从历史课本上读到“北京人”头盖骨及其用火遗迹这一伟大发现的文字，裴文中也伴随这一划时代的发现而被后世人类所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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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山雨欲来（1）
达尔文的幽灵潜入远东大陆
1831年，自小被学校和他的父亲看作愚笨无能，“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查理·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年—1882年），毅然弃家离开英国本土，自费踏上了一艘海军勘探船贝格尔号（Beagle），开始环球旅行考察。五年后回到家乡，自此开始对考察成果进行总结。经过２２年坚持不懈的专心思考和综合研究，达尔文终于在 1859 年 11 月 24 日 出版了足以改变人类思想进程的划时代巨著《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籍此创立了著名的进化理论。这一以亘古未有的全新的进化观念，第一次把生物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人猿同祖，人是由古猿变化而来的学说。对千百年来根置于人类心中“上帝创造人”的学说以灭绝性地打击。《物种起源》的出版，如同冬夜的长空炸响了撼天震地的惊雷，瞬间使当时的西方宗教界、政治界、学术界以至整个社会陷于一片恐慌、茫然和慌乱。达尔文由此“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指责与非难，并被骂为“一个极端失去理智，丧心病狂的疯子。”
然而，这个“疯子”所创立的学说，却受到了当时两位哲学家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充分肯定与高度评价，称其为“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它在人类起源的研究上开辟了一条新的正确道路。”之后，恩格斯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在达尔文理论的基础上，更加深刻全面地提出了“劳动创造人”的光辉理论。恩格斯关于《劳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的发表，如同火上浇油，使原本对达尔文进化理论进行谩骂和攻击的宗教界以及反科学的西方统治阶级，越发感到恐慌和不安。他们以极度的愤怒、彻骨的仇视之情，死命抵制和消除这些理论在一切领域中的流传和影响。西方世界狼烟四起，迅速展开了一场科学与反科学的大搏杀。
正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拼杀难分难解之际，近代考古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严格运用地层学和类型学方法进行的田野考古，以创世纪的成果为“进化”理论提供了决定胜负的关键性武器。
就在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的同一年，著名地质学家查尔斯·赖尔和英国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地质学家等一起，踏上了阿布维尔实地考察的征程。三年后，他们根据发掘的遗迹，作出了“绝种的哺乳动物与旧石器时代人类的工具是共存” 的科学结论。
1868年，考古学家在法国多尔涅地区埃济附近，发现了与旧石器和绝灭动物化石同一时期的克罗马农人（Cro…Magnon Man）化石。
1891年，著名考古学家欧金·杜波艾斯（Dr。 Eugene Dubois）在印度爪哇岛特里尼尔发现了猿人骨骼化石。
1908年，在德国茅厄尔的海德堡河床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古人类下颌骨，被称为“海德堡猿人”。
1911年，在英国南部皮尔唐的河床中，查尔斯·道森（Charles Dawson）爵士发现了颇像人类的头骨碎片及其它猿人的碎骨。
稍后，地质学家在欧洲西部和中部相继发现了人类历史上早已灭绝的人种——尼安德特人的头骨。
所有这些发现，无疑地将考古学中无可辩驳的例证和人类进化的学说紧紧联系起来，从不同的更加明了的角度，开阔了人们对古猿和原始人类遗存、灵长目的比较解剖学以及生理学、旧石器时代人类工具和地质年代不断更新的视野，加强了对人类进化理论的认识和研究。
尽管如此，当时的宗教界和反科学的统治者，对这些重大科学发现却不屑一顾，甚至加以否定和抵毁。雅典的不列颠学院主任霍迦斯仍坚信物质证据的考古仅是“小考古学”，只有那些被文献所阐明的发现物，如玛利特、雷雅德、牛顿或施利曼发现和阐明的才是“大考古学”。也许没有必要提醒读者，这时的世界顶尖级物理学家牛顿、玛利特等人的研究，已进入了“神创造万物”的歧途。德国的“学术权威”、国会议员维尔和，为诋毁这一在他看来已超越人类想象极限的“进化”理论，干脆把尼安德特人宣布为“一个因患白痴病而成畸形的现代人头骨”，对爪哇猿人则认为“根本不是人，而是属于一种已经绝灭的大型长臂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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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山雨欲来（2）
达尔文的“进化”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劳动创造人”的学说，经受了暴雨雷电般的摧残、打击之后，最终未被扼杀在摇篮之中，它随着考古学界对史前人类历史的不断发现而逐渐跃出泥潭，开始为具有科学客观态度的世界少数知识分子所接受。
1896年，中国著名的学者、翻译家严复，开始着手翻译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并于1899年以《天演论》的书名出版。这部被视为中国翻译文学的成功之作的皇皇巨著，使绝大数中国人闻所未闻的在西方争论不休的“进化”概念，比其它科学概念更早地传入中国，并对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产生了极大的震动。
1918年7月，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恩格斯理论学说，他的传播导致了一个决定中国命运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一系列“北京人”骸骨及其遗迹的发现，客观上为“进化”理论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事实根据。它以无容质疑的客观存在，使西方“进化”的反对派不得不迅速闭上诋毁、谩骂的嘴巴。因为，在所有先于尼安德特人的古人类发现中，正如众所周知的是在宽阔的冲积层内，这样的地层结构对于人类遗迹只能渴望偶然的发现。当西方“进化”与“反进化”的思想搏杀进入到白热化状态时，考古学家企望能在特里尼尔、海德堡、皮尔唐等地发现更多的化石，但最终收获甚少。欧金·杜波艾斯在特里尼尔发现被命名为“爪哇直立人”的骨骼化石后，希望能在这里有更大的发现，但所有的努力只是捡到了一只牙齿。而在海德堡和皮尔唐几乎没有一点新的发现。这就导致了“进化”派的论据难免有些捉襟见肘，力不从心。而事实上，在英国发现的皮尔唐人，确实是一个丧心病狂的骗子精心设计的一场世纪骗局，这个骗局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才被科学界揭穿。
周口店的发现却与之大不相同，在那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山野洞穴中，发掘出大量的人类牙齿和下颌骨，以及后来被定为“人类工具”的石英碎片和已绝迹的上万块动物化石。尤其是“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以活灵活现的事实，让“进化”的反对派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并开始确信，“猿人”的确是已发现的最早的原始人类。
近一个世纪来，学者们一直乐此不惫地探讨“北京人”及其遗迹发现的学术意义，却忽略了它对于世界人类特别是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所起的重大催化作用。“北京人”的发现在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起源的论断和达尔文学说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同时，在客观上为这些理论的传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而使这一理论与思想观念更快、更普遍地深入到大众之中。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北京人”的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达尔文的学说，如此迅速地被人类所普遍接受几乎是不可能的——尽管这些学说仍属一介书生之见，同样有其阶级与历史的局限性与违背天地人事的缺撼。
神秘的东京帝国大学教授
然而，就在周口店发掘出现第二个辉煌顶峰的同时，世界政治格局已发生了急剧变化。1931年9月18日夜，盘踞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以中国军队炸毁铁路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奉军首领张学良严厉命令不准抵抗，几十万东北军一枪未放退入关内，沈阳沦陷。随后的三个月内，东北三省全部沦陷，膏药旗在白山黑水四处飘荡。这就是中国人早已熟知的“九一八”事变。
1933年1月，日军占领山海关，3月，占领热河省会承德。4月，占领秦皇岛，5月，占领通州。中国最大的城市和战略中心北平、天津被日军三面包围。
1936年，日本军队向华北大量增兵。对中国内陆形成乌云压顶之势。
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在这乌云密布、刀光剑影的政治风云中，跨越了近7个年头的艰难历程。尽管开始几年的发掘一度走进了低谷，并令当时的多数学者心灰意冷，甚至感到绝望，但最终还是迎来了中外合作计划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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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山雨欲来（3）
1936年11月15日，继裴文中之后主持周口店发掘的贾兰坡（裴文中于1935年赴法国留学），在一天之中连续发现了两个完整的头盖骨。这是继裴文中举世闻名的发现之后第二次发现完整的人类头盖骨化石，也是周口店发掘在徘徊了6年之后，几乎是在一无所获的萧条境况下，一次具有历史的意义的重大突破。两个头盖骨同时出现的事实，再次让关注周口店发掘的悲观者看到了灿烂前景。
尽管战争的烟云几乎遮住了人们对其宏观世界事物，特别是科学文化关注的热情和视角，但这两个头盖骨的发现，却例外地得到了世界性传播，当时的中外报纸纷纷报道了这一消息。据英国伦敦弗利特街110号国际剪报社于1937年6月向贾兰坡提供的信息，该社拥有欧洲、美国、英国、爱尔兰等地区发表此消息的剪报达2000条。如此大规模和大面积的信息传播，就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而言，是任何一项其它考古发现所无法匹敌的。
就在这个消息于世界广为传播并使科学界为之震动之时，11月26日，贾兰坡再度从周口店那个近似魔术师道具般的山洞里，发现了一个更加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它的发现，无疑于火上加油，使沉浸在惊喜中的科学界几乎陷于迷狂。当时在协和医学院的德国著名古人类学家魏敦瑞（Franz Weidenreich），对三个头盖骨发现的重要学术意义作了这样的评价：
“现在我们非常荣幸，因为北京人在最近又有新的发现。10月下旬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