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资料记载说她时常头痛，还有一种宿疾：“每个月经常有一次肚子痛，痛起来好几天不能起床，好像生大病一样。”
她先后与三个男人一起生活，却一直没有稳定的女性归属。第一个男人是父亲给她包办的旧军官的儿子。她逃婚出走后很快就没有了生活费，这个男人在路上找到了她，他们在哈尔滨
同居生活。后来因为欠了旅店一大笔食宿费用，这个男人回家取钱，一去不返。而这时候萧红已经有了八个月的身孕，旅店的老板要把她卖到妓院抵债。
萧红与《生死场》
清醒而又无路可走。这是萧红以及所有守着生存尊严的人们的悲哀。她唯一能做主的，也就是以平静的语调写出女人无力按自己的意愿决定命运的辛酸。
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是1932 年夏天，萧红在不久前挑战了父权的权威，怀着天真、幻梦和飞翔的激情寻找自己的独立的快乐，却在怀孕即将临产时被抛弃。同居的男人离开，债主要把她卖到妓院，这无疑是“娜拉”出走的失败结局。她想要飞翔的天空是如此暗晦，她不知道下面的大地上是不是有美丽富饶的大陆。
怀着复杂的心情，被困在哈尔滨东兴顺旅馆里走投无路的萧红于是给当时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写信求救。
这时就像传说中前方突然闪现出亮光，接着旭日升腾。她发现脚下真的横亘着一块新的大陆。
这封信给她带来了亮光。
这就是萧军的出现。萧军这个时候以三郎为笔名发表诗歌和小说，受《国际协报》副刊委派前来探望萧红。怀孕临产、穿着一双变了形的鞋子的女子的遭遇和才情震撼了这个东北大汉。在一个暴风雨的黑夜，趁着洪水泛滥，萧军救出了被当作人质的萧红。
半个世纪后，萧军回忆起当时的心情，还是那样刻骨铭心。他说： “这时候，我似乎感到世界在变了，季节在变了，人在变了，当时我认为我的思想和感情也在变了……出现在我面前的是我认识过的女性中最美丽的人！也可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她初步给我的那一切形象和印象全不见了，全消泯了……在我面前的只剩有一颗晶明的、美丽的、可爱的、闪光的灵魂！……我马上暗暗决定和向自己宣了誓：我必须不惜一切牺牲和代价——拯救她！拯救这颗美丽的灵魂！”
应该说，遇到萧军，是萧红生命中的大幸。他救怀孕的她于水火，并在接下来的日子为他们的生计四处奔波为她遮风挡雨，教她开始创作，携她去上海，来到鲁迅身边。并从此走上文学的道路，开始两人一生的大转折。
然而这同时却又是一场凄美的爱情。直到后来看到结局了，看到生命无可挽回地流逝，萧红才感到，他们曾经深切地爱过和被爱过。爱情让她曾经风清月朗，让她相信过
神话，让她真切地哭和快乐地笑。据在萧红临终时守候过她的作家骆宾基回忆说，萧红在死前曾经说：如果萧军在重庆我给他拍电报，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吧……
与萧军相爱的时光是萧红一生的奢华。奢华是雨后的彩虹，是最美，却要无可挽回地飘散。也如同春天的一树花，经历了长冬后开得惊心动魄，凋谢后的零落也是触目惊心。
“三郎，我们分手吧。”这是他们一起生活了五年后萧红对萧军说的一句爱情结束语。
这个时候，她的爱情早已经是一种奢侈，或者一种沉重了。
由于性格的差异和文学理念的不同等等原因，他们在生活中的争吵日益激烈，性格暴躁的萧军甚至动手殴打萧红。
萧红说：“做他的妻子太痛苦了！我不知道你们男子为什么那样大的脾气，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妻子不忠实！”
萧军则告诉友人：“她在处世方面，简直什么也不懂，很容易吃亏上当。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
后来的人们对比萧红和萧军之间的差别时说：一个多愁善感，另一个坦荡豪爽；一个是长不大的女孩，另一个是血性汉子。这样的两个人在一起，是很难有萧红渴望的平常夫妻生活的。
为了缓解两人的紧张关系，萧红于1936年去了日本。但那段“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的异国生活，萧红却有些不惯，无法忍受萧军不在身边。
不到一年萧红就回来了，她“神采飞扬，兴致甚高”，梦想再和萧军过平静安稳的生活。
但萧军这阶段政治活动非常活跃，行踪不定，对萧红日渐疏远，“根本没时间与萧红在一块，即使在家中的有限时间也有了问题”。萧红再次离家出走，在坐火车去北京的途中，萧红看到 “窗外平地上尽是些坟墓，远处并且飞着乌鸦和别的大鸟”。
从童年开始，寂寞就像烙印一样在她心里难以索解
呼兰河畔的家，度过萧红寂寞的童年，是她唯一可以把握的，尽管并不一定是快乐的。
我读到过一份资料，说萧红和萧军总是“一前一后地走着，萧军在前大踏步地走，萧红在后边跟着，很少见到他们并排走”。这种空间距离，我以为却是性别的不平等和不公在夫妻间不经意的流露，这对内心敏感的萧红肯定是难以承受的。
或许只是惯性的某些事，在有些人是常态，在有些人或许就会因此而隔膜，这也是为什么人与人总是难以沟通或者难以维持沟通，为什么我们应该更加珍视既有的理解和共识。很多人也许没有想过：其实多从别人的角度考虑自己的言行并约束自己的个性，才是夫妻感情日久却能弥新的重要通途。
当然，人的行为在大多时候是无意识的。正因为无意识，才反映出一个人的固有内心或者说思维惯性。
亦有人说：这一前一后的形态说明了萧军的男权：萧军为主，萧红为附；萧军决定，萧红跟从。萧军也爱萧红，但这爱里有降格相从、居高临下。葛浩文先生指出，在“二萧”的关系中，萧红是个“被保护的孩子、管家以及什么都做的杂工”，她做了多年萧军的“佣人、姘妇、密友以及出气包”。这虽是愤激之言，却也说明了他们一起生活的一些状态。这种状态使萧红失去稳定生活的可能性，却也不是萧红或者萧军能够完全改变的。战乱和一直没有实质性改善的物质生活的贫困，没有提供给他们平和地理解和修正彼此的条件。
所以，在萧军看来，萧红的迷茫和哀愁是不可思议的。萧军记得有这样一件小事。有一次，他们终于又借到了一张床，可以不必挤在一起睡了；熄了灯，分别躺下后，萧军听到萧红在抽泣，一问，萧红说：“我睡不着！不习惯！电灯一闭，觉得我们离得太遥远了！”
跟萧军在一起后，一旦白天萧军出去了，萧红立刻就会觉得家变得可怕起来：“家，没有阳光，没有暖，没有声，没有色，寂寞的家，不生毛草荒凉的广场。”
萧红在
散文中如此述说自己的感受。而等萧军回到家中，再清苦再贫寒，家也是萧红的天堂。对此，萧军并不懂，他也承认，“所谓‘同病相怜’，只有‘同病’才能够做到真正的‘相怜’”，而他自己，顶多只能在理性上以至礼貌上关心萧红，而且很快就会忘掉这理性。
这是男人和女人的不同。萧军在自己的个体困境中也没有耐心去体悟一个女人的刚强与脆弱。
理性上有多少坚韧，感性上就有多少脆弱。这不仅仅是萧红，也是一个女性群体的性格特征。
借一个体育上的术语，夫妻生活其实也是一方与另一方的紧逼。是人盯人。问题是，体育赛事中的对抗是有限对抗，规定的时间到了对抗自然解除。夫妻却不同，时间长了，又学不会松弛的技术，一方或两方或许就会寻找新的感情对象来转移支付体力和心力的疲劳。
萧红和萧军的感情就如此出现了雨在对岸下的味道。雨在对岸下，不久对岸的花就吐蕾了，此岸的花或许就可能散落了。
萧军的感情首先出轨。
一般而言，好像大多是男人更容易移情别恋。或者因为男人在耐心、善良和随遇而安等等生活态度方面都不同于女人一些？
从一些资料和萧红自己的文字里，我还是多少可以推测一些萧红生活的感受和心情。虽然是隔了好几十年，她的快乐和失望、坚持和妥协、理性和感性等等性格特征在时间的濯洗中还是那么分明，这也说明了萧红性格上的率真和敏感。
率真意味着没有学会圆滑。在复杂的生存中也就是自我保护能力的缺失。在人群碰撞中，敏感的人又极易受到伤害，由此还因害怕受伤害而更加敏感。
特立独行和敏感脆弱，这种自我性格上的对立也主导着萧红的命运。她要改变命运就只有一直寻找，永远不知道结局，摇摇晃晃而无可信托地一再离开，一再开始。说到底，这样的人生，成本肯定是很高的，幸福和快乐当然也是可数的，这是萧红即使再有百倍千倍的顽强也无法绕开的“怪圈”。
生命就是这样，走呀，来呀，很寻常。快乐或者无可奈何地看尽沧桑都是过程。
与萧军相爱的时光是萧红一生的奢华。奢华是雨后的彩虹，是最美，却要无可挽回地飘散。
清醒而又无路可走。这是萧红以及所有守着生存尊严的女人们的悲哀。能忍耐却很难一直忍耐。这种尖锐，很多有独立思想的女人都意识到了。陷入其中的女人，最终的结局都十分的凄婉。这方面的案例，古今中外都有。比如美国女诗人普拉斯也感觉到了：“要么觉得世界在抛弃她、拒斥她；要么觉得世界向她紧逼，强迫她进入一个预定角色。”对这种截然对立、完全不能调和的空间，普拉斯反应激烈，后来是精神分裂，以崩溃自杀解决。
在今天，对这个问题的触摸，仍然是女性生存无法超越的边缘。何况对于好几十年前的萧红呢？
她唯一能做主的，也就是以平静的语调写出女人无力按自己的心愿决定命运的辛酸。
《生死场》中的妇女们体验不到为人妻为人母的快乐，人生视野的狭小使她们将希望寄托在男人身上，只收获到悲哀。小说的主人公金枝“出嫁还不到四个月，就渐渐会诅咒丈夫，渐渐感到男人是炎凉的人，那正和别的村妇一样”。最后金枝决定出家当尼姑。美丽、温和而又多情的月英，患了瘫病，在丈夫的痛骂和虐待中身体生蛆，牙齿发绿。在《小城三月》中，翠姨朦胧的性爱被现代都市文化唤醒，却又被
传统文化扼杀。她挣不脱传统的桎梏和心灵的枷锁，直到抑郁而死。
“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日本……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也不恨。”这是萧红笔下的女人的绝望和无言的抗争。
萧红以她深邃的自觉探索着女性的命运，质询着女性悲剧的深层的文化根源。这样的质询让萧红面向生存的现实，也让她笔下的人在生存中现实。她作品里的人似乎缺了一些七情六欲，少了喜怒哀乐，麻木地生活着、忘不了悲哀的女疯子隔三差五地到庙台上去哭自己死去的儿子，哭完了，仍是回家去吃饭、睡觉、卖豆芽菜。
萧红写作这些作品的时候才30岁，如此通透地运用写作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