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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能够做到的女人不是很多吧。而社会当然是既需要男人也需要女人的。
这也是我们解读林徽因的前提。
在生存和实现自我的过程中，林徽因寻求到了与男性社会完美的结盟。甚至可以说，她试探到了女性和男性完美平衡的边界。
这个名字后面鼎盛繁华过的特别女子，已经成为中国男人尤其是知识阶层的男人们对女性的一种理想。林徽因自己也许并不自知，但她营造出的是一个时代的惊喜。而且远比她自己留给世界的记忆更深刻、更生动鲜活，牵动着今天的我们对着时空长久地凝望。
她隐含的奢华，明净的优雅，静谧的吸引，她的智慧、美貌、能力，再过多少年也是时尚，是美丽，是与未来同等重要的情感欲望在美学意义上的自我救赎。
而男人在想什么，想要什么，女人们自然是要十分注意的。因为这世界原本就是男人被女人所激发，女人因男人而表现。
如此，这个已经故去半个世纪的女子便一直与我们生活在一起。始终没有随着时光远离我们。我们参加关于她的研讨会、纪念会，研读多个出版机构争相为她出版的不同版本的传记。从这些大量的回忆文字和资料以及影视音像中，点点滴滴的林徽因不但生动呈现，而且已经在我们喧嚣的生活中演变为一种审美，一种符号，一种在物质生活得以满足后的精神情调或者情结。
而一旦某个人、某件物事有了抽象的意义，这个人、这个物什也就脱离个体成了一种现象，一个目标，一种时尚和追求。
在这个背景下读林徽因，我便如同傍晚堵车迟归一样，在林徽因斑斓华丽的时光里迟迟不能找出这时光之长街的出口。
起风的窗外，是白杨树的叶子在发出沙子撞击一样的哗声。
天地苍苍。
我无语。我心里想：把徐志摩那首著名的《再别康桥》中的一些句子改几个字，恐怕可以表述我对林徽因的感受：那时光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这是林徽因离我的距离。是我们很多女人与林徽因的距离。
我研读了有关林徽因的大量资料，仍然不能把握。
但我一直在想，对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半个世纪都是不短的时光。我们在这不短的时光里碰到了很多人，遭遇了很多的事，岁月铺陈，很多人在来来去去，所谓遍地英雄下夕烟。为什么是林徽因这样深刻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又这样深刻地影响我们呢？
流行的说法有三：一是她的美貌与气质；二是她丰富而含蓄的情感世界；三是她多方面的才华。
但我以为，若仅以此论，她却并不凤毛麟角。这几条也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前提而已。我想，一定有一些更重要更实质的东西，这些东西如同某个元素放进去后，发生了突变，产生了一个全新的独立体。
我思考着这样的关节点。我以为，林徽因现象，说到底还是与中国的男性主流文化和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联系在一起。
先天优越而又后天自觉的林徽因受到这两种文化的培育，像黎明抵达，像岛屿浮出海面，以可感可触可视的真实个体和偶合的质感，满足了中国知识阶层的男人们精神意识的无限可能性：林徽因式的女子，是这个男性群体的精神寄托。
如此，又惹来众多女人生生不息的注视和乐此不彼的参与。
因为男人们需要这种寄托。而女人们幻想成为林徽因。
20世纪30年代，林徽因住在北京东城总布胡同时，她家的客厅名为“太太客厅”。
这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间著名的客厅。众多文章和书籍资料都有过记录。
从这些文字中我知道这间客厅坐北朝南，白花花的阳光照进来，有闲的时候，林徽因穿一袭白色绣花长袍，点一炷清香，对着满池荷花写诗。
这间客厅的名字，该是得于冰心写了《我们太太的客厅》的一篇小说。冰心写这篇小说是在林徽因生前，有说冰心以小说中那个热衷交际、手腕灵活的女人暗讽林徽因。还有说林徽因看到这篇小说时，正好从山西考察回来，于是带了一坛老陈醋送给冰心。如果真是如此，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众多关于林徽因的记载中少有的对她的不利或者叫挑剔。然而后来冰心对此事专门进行了解释和否认。
而这间客厅的著名，则是因为它在这个沙龙聚会中所盛载的内涵。它作为一种象征，表述的是当时知识分子的一种生活方式。在先锋与大众之间，这种沙龙形式，也把中国知识分子试图以文化的力量推动社会变迁的理想变得通俗而有效。这应该也是为什么在后来的回忆中，来过这个客厅的人几乎不约而同地对林家的“客厅” 特别赞赏的主要原因。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要从林家沙龙的主要参与者说起。
聚会的主体是男性，是当时各领域的佼佼者。比如政治学家张奚若、经济学家陈岱孙、逻辑学家金岳霖、物理学家周培源，以及名满天下的胡适、沈从文、徐志摩、朱光潜、朱自清、梁宗岱、冯至、郑振铎、周作人、卞之琳、何其芳、萧乾等。他们的名字在今天听到仍然如雷贯耳。而他们的学识、见解以及他们的精神贵族状态，我们今天的文化精英们，也没有多少能望其项背。
这些人大都少年时期饱受中国
传统文化的浸染，青年时期又接触到了“五四”的民主、科学意识，后来满怀抱负和理想出国
留学，在西方文化的滋润中固化了自己的价值观。
在时代的变革中，他们参与其中，充当作用不一的角色。但他们更多地是选择用自己的学识和理念来完成自己的使命和实现自己的价值观。
他们追求自由，挑战自我，特立独行，却不激进也不标榜另类。他们懂得享受生活，却不铺张奢靡。他们事业有成，却不追名逐利。他们试图在生活品质和灵魂自由中寻求到最为超然飘逸的态度，注重精神生活和关注精神状态，但却内敛而有分寸。
简言之，无论是面对时代的变迁还是透视生活的光怪陆离，他们都有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在他们衣食无忧时，同时也梦想灵魂富裕。他们是一个精致而有格调的群体。在任何时代，他们都是先行者，是文化消费和社会潮流的引领者。
在林家的客厅里，他们聚在一起，并流连忘返。因为这里的一切同时满足了他们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审美，是一场记忆的盛宴。所聚会的对象多是鸿儒雅士，共同的经历和情趣使他们彼此相认。雅舍中，女主人阳春白雪，美丽优雅和聪慧才情如披香。这肯定是让他们十分愉悦的事情。而以沙龙的形式站在一个时代变化的前沿上，提出社会集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可以海阔天空地畅谈社会发展的未来。这又让他们的思想得以冲破自己的禁锢，在宣泄的快感和认同的满足中，他们不再感到精神的寂寞，并且还可以引发和完善自己的思考。
后来抗战爆发，这个群体的成员或流落云南西南联大、或流落到山城重庆、或流落到四川
宜宾。他们不为物欲所动，不随波逐流，在困境中坚守心灵的纯净。无论穿长袍马褂还是西装，同样有黄钟大吕、中流砥柱的感觉，有金石气质。
关于这个群体在林家“太太客厅”聚会的情形有很多文字记述。几乎是每一个到来的人都兴高采烈而有所期待。上门来的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孩子和佣人跑来跑去的，还有各门亲戚和大学生们穿进穿出。他们在这里常会遇见一些当代著名的诗人和作家，聚会的人们在这里流连忘返。
当时的外籍学人费慰梅（即费正清）在《梁思成与林徽因》一文里回忆说：“我经常骑自行车或坐人力车在天黑时到梁家去。红漆双扇大门深锁，佣人把庭院入口的门闩打开，我就径自穿过内花园去找徽因。在客厅舒适的角落里坐下，泡上两杯热茶，我们迫不及待地把那些为对方保留的故事和想法讲出来。我们有时分析比较中国和美国的不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但接着就转向彼此在文学、艺术和冒险方面的许多共同兴趣，谈谈对方不认识的朋友。”
张奚若，一个讲原则、直率而给人印象深刻的人；钱端升，尖锐的中国政府分析家，对国际事务很感兴趣。陈岱孙，高个子、高贵而不苟言笑的经济学家。还有两位年长一些的教授，各自在其领域峥嵘头角：哈佛出身的人类学和考古学家李济，带领中央研究院小组在安阳发掘殷墟；社会学家陶孟和曾在伦敦留学，是中研院社会研究所所长。这些人如同建筑学家梁思成和逻辑学家老金，无一不是现代主义者。立志要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过去和现在的现代化主义者。到了星期六，他们有些人的妻子也会出席，参与热烈的谈话。
让人琢磨或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就是在这样一间出入均为鸿儒雅士的客厅里，在那些见识非凡并在各个领域崭露头角的男人群体中，林徽因永远是“太太客厅”里的“女主角”。她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垄断了整个的谈话。据费慰梅回忆：“每个老朋友都会记得徽因是怎样滔滔不绝地垄断了整个谈话。她的健谈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使人叹服的是她也同样擅长写作，她的谈话和她的著作一样充满了创造性。话题从诙谐的轶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她总是聚会的中心人物。当她侃侃而谈的时候，爱慕者总是为她那天马行空般的灵感中所迸发出来的精辟警语而倾倒。”
著名作家萧乾也在《一代才女林徽因》一文中回忆说：“那天，我穿着一件新洗的蓝布大褂，先骑车赶到达子营的沈家，然后与沈先生一道跨进了北总布胡同徽因那有名的‘太太的客厅’。 “听说徽因得了很严重的肺病，还经常得卧床休息。可她哪像个病人，穿了一身骑马装。她常和费正清与夫人威尔玛去外国人俱乐部骑马。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她说起话来，别人几乎插不上嘴。别说沈先生和我，就连梁思成和金岳霖也只是坐在沙发上吧嗒着烟斗，连连点头称赏。徽因的健谈绝不是结了婚的妇人那种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我后来心里常想：倘若这位述而不作的小姐能像18世纪英国的约翰逊博士那样，身边也有一位博斯韦尔，把她那些充满机智、饶有风趣的话一一记载下来，那该是多么精彩的一部书啊！她从不拐弯抹角、模棱两可。这样纯学术的批评，也从来没有人记仇。我常常折服于徽因过人的艺术悟性。”
如此众多的成熟优秀而有素养的男人集体默契，让一个女子站在男性群体的塔尖，并甘愿用柔和的光线烘托她的眼波灵转，文思如瀑，欣赏她的妩媚婉约与思想才情交相辉映。这只能说明两点：一是这位女子确实优秀，是他们的伙伴和哥们，是他们的精神对话搭档。二是他们愿意纵容这位女子。
关于第一点，因为显而易见，不难理解。林徽因在建筑和文学领域都能达到别人在这个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