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这位女子。
关于第一点，因为显而易见，不难理解。林徽因在建筑和文学领域都能达到别人在这个领域的专业水准，这说明她既有科学家的逻辑和钻研，又有文学艺术家的敏感和审美。换言之，理性和感性在她的身上结合得非常完美。这使得她不断具有挚爱和激情，而且有着执著和坚韧。无论是建筑理想还是文学理想，无论是在“太太的客厅”里，还是在抗战爆发后颠沛流离的日子里，她从不放弃自己的理想、追求和人生态度。对此，儿子梁从诫对母亲的评价是：“在现代中国的文化界里，母亲也许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多少带有一些‘文艺复兴色彩’的人，即把多方面的知识和才华——文学的和科学的、人文学科和工程技术的、东方的和西方的、古代的和现代的——汇集于一身，并且不限于通常人们所说的‘修养’。而是在许多领域都能达到一般专业者难以企及的高度。”
梁从诫对母亲是理解的。但林徽因在许多领域都能达到专业水准，则与她不断进取的人生态度紧密相关。她是一个非常坚韧和刚强的女子。林徽因身体不好，患有肺病。肺病在那个年代很难治疗。她因此经常抱病卧床，但表现出难以置信的激情和生命力。在抗战期间艰苦的生活中，她贫病交加，却抱病阅读二十四史，为写作《中国建筑史》做资料准备。后来她写了该书的第七章（五代、宋、辽、金部分），并承担了全部书稿的校阅和补充工作。在被医生断言最多只能再活五年的时候，她躺在床上写作《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介绍欧美国家的经验，为低收入者设计住房。
正是这种坚强所孕育出的一种精神力量，使她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她永远像奔涌的活力之泉，面向社会和生活作出欢欣的奔赴。
由于她同时还是一个诗人和作家，她具有极其丰富准确的表达力和活跃的思维。
她反应敏捷，妙语连珠，语言中的锋芒和闪烁的智慧、学识引发着共鸣，感染和影响着他人。如此，她作为“太太
客厅”永远的女主角是不难理解的。她那永不熄灭的激情，是一种足以使任何阻碍得以破碎的力量，是一种灵魂的飞扬。
关于第二个问题就复杂一些。为什么这么多顶级的男人集体默契，做她忠实的倾听者，愿意纵容这位“女主角”呢？
这个问题说起来，就跟中国的知识分子文化相关了。
不怕有极端，只怕是虚无。这是中国
文化人的精神脆弱。从某种普遍性来说，中国文化讲究以自省、自励、自悟为主的修身养性，中国的男人尤其文化人大多认同入道高僧面壁思过式的个体沉湎来修身。表现形式就是很善于把内心的风云激荡外化为表面的不动声色。内向、沉默、含蓄、内敛。所谓一字千金，沉默是金。所以，在这个阶层，人和人之间的沟通一向很困难。
而林徽因身边的那些男人，他们所学横贯中西，在两种文化的撞击中裂变。社会责任感和社会理想在内心燃烧。但又终为知识分子的矜持和清高缚住。在现实的失望中他们洁身自好而又内心失落。如此循环，挣扎不脱。他们便在心里背了包袱。
而心里背了包袱，世界就退到心的边缘，却永远无法抵达。
如此，也就很容易虚无和精神苍白。
这样的虚无和苍白是一种孤独。
这种孤独不是寂寞，而且跟寂寞有本质的区别。这是一种来源于灵魂的感受，是精神的孤独，通过精神表现或者表达出来，又是一种自己也说不清楚说不出来的渴望。
总在渴望什么，又不知道是什么。你向人群走去，他们把脸转向你，却没有看见你。然而孤独却生发出光芒，照见了这个世界的五光十色。
中国的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就受着这种孤独之累。男人尤甚。而且随着学识、阅历的增加而增加。
寻求解脱便长久以来都是他们的哈姆莱特式拷问。
能够遇上林徽因这样令人愉悦的异性进行精神交流，这是一种精神温暖。这种带有精神元素的对话，在同性之间是很难进行的。男性之间互动交流的语言和内容是酒和女人。关系再近些的男人们，也就再延伸到赚钱和工作而已。
而女人之间，互动交流的话题则是家庭琐事多些，或者延伸到衣服佩饰之类。
由此出发让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林家
客厅里的聚会缺了林徽因机敏而锋芒的语言加入，缺了她激情而优雅的温润，一群矜持的成年男人的聚会会是怎样的情形和局面呢？
而且从人类现象来看，异性之间互相的给予和沟通往往容易达到最大的愉悦体验和幸福状态。而真正可以进行心灵交流或精神对话，能够相互袒露内心和感知内心的朋友，肯定是在异性之间。所谓知己。
林徽因这样一个才情并茂的女性，以智慧的冷静和无顾忌的热情进入到男性群体，又如此可爱如此有见解有内涵，男人们如何会不欢喜呢？而且不仅是欢喜，而是使这个群体变得激情而充满趣味，他们蕴蓄的热情得到释放，沉默里有了期待和向往。
这样的变化通过这么一种美感而进行，就产生了新的模式。或者说，达到某种境界，它们构成了推动内心丰富的一种力量。
这就是寄托了。
在这一场场的沙龙聚会中，到底有多少当时年代顶级的男人参与其中，我不得而知。但我想，恐怕是林徽因自己也没有想到，她其实是这个沙龙聚会中最大的受益者。很多对于她想象不到的收获由此发生。
一切都在不经意间发生。不经意间，在语言的交锋中，这些见多识广的男人们的思想被开掘出来，这个世界的光怪陆离使她读懂生活的惆怅与欢欣，她在这个优秀的男人圈子里接纳新东西和思考新问题，走的是比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求学深造更优化的途径，她走的是直径。
李健吾曾说：“林徽因的聪明和高傲隔绝了她和一般人的距离……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做仇敌。”
对此说法，我深以为然。
身边多是男性朋友，同性无论怎样的妒忌或者敌视，也没了制作闲言或者是非的依凭，这就像即使是拿着武器对着谁，但枪膛里却没有弹药，无论如何也是构不成真正的伤害的。何况从整体来讲，男性中出类拔萃者是多于女性的，女
性感受这些男性，是可以取长补短的。
如此，其实是男人们直接开发了林徽因的天赋和潜质，给了她不断提升自己的视野、经验、方法和信心的源泉。林徽因在这个过程中构筑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心灵世界，她有了思想，有了自己的道德观、价值观，有了自己的判断。
而有了这些，女人就可以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女人的心便少了许多茫然和焦躁，就有资格寻求生存的独立和情感的独立。
从从容容地，她就可以观察着别人的世界。不再通宵达旦地伊人寂寞或是纵酒消愁。在烛影摇红中，女人婉约有致，内涵丰富，微笑留香，一曲舒缓的音乐里轻轻举杯，朋友相对。
林徽因就是如此成长为中国知识阶层的男人们的红颜知己。
一个又温婉又可以愉快对话的女子，当然是可以成为一种精神安慰的，是可以倾心倾诉的。
林徽因身边的异性朋友多是知识阶层的
文化人。他们既有话语权又有影响力，本来就是社会的或者是某个领域某个群体的偶像，因为他们或者通过他们，本来就很优秀的林徽因于是变成了完美。
在岁月的流逝中，后来的人们没有面对林徽因本人的可能了。而关于林徽因的一切却一直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在流传。这种流传只能感受，就多了神秘和想像，也就更加审美。就成了一种情结和成了一种文化理想，并因此构建起男人和女人联系中一种文化符号意义的时态空间。
林徽因对于这些男性，就好像天幕打开了，“哗”地一下，这份灿烂就是如此。
而这些社会主流的男人如此惜爱她，女人们有多少不甘也只有放在心里嘀咕了。
又有多少女子能自视自己有这份实力，可以公然与她一敌呢？
我作如此的诠释或者感慨，是因为想起了一句关于寄托的话语。
那句话这样说：所谓寄托，是我拿你来丰富自己。
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人：男人和女人。
男人和女人是互为寄托互相丰富的。所谓男人培养了女人，女人培养了男人。不过是有些人不懂，而有些人懂得却又难以为之罢了。
比如林徽因，即使我们懂得她，也是做不了她的。且不说有多少顶级的男人参与打造了她并口口相传。更有那关键的四个男人，相对于绝大多数女子都是水中月、镜中花。
首先自然是她的父亲林长民。林长民是民国初年闻名士林的书生逸士，又是倡言宪政、推进民主政治的著名政客，年轻时师从加拿大籍教师和日本籍教师，后来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经科，与梁启超是至交好友。
从一开始，林长民就把林徽因当成家中的女公子培养。
林长民以这种新
文化人物的气度，让林徽因从很高的起点上得到了开放的自由的全面发展。
1916年，林徽因入北京培华女子中学读书。1921年春，林长民到欧洲出席“国际联盟协会”的会议，林徽因伴随父亲前往。从1921年3月至1922年11月的一年多里，林长民带着林徽因游历伦敦、巴黎、日内瓦、
罗马、法兰克福、柏林、布鲁塞尔等地，在欧洲的文化名胜、博物馆，还有工业革命后迅速发展起来的一家家工厂、报馆里感受人类的文明成果。当时16岁的林徽因原本对工厂报馆这些地方没太大兴趣，但林长民却认为，恰恰是这些地方体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可以给中国社会今后的改良做参考，故“不可不观”。
这期间，发生了徐志摩与林徽因的爱情，但开明的父亲进行了非常妥善的处理。
当时同在伦敦的徐志摩对林徽因产生了爱情，就写信表示，林徽因见了信交给父亲，林长民并没有大惊小怪，也没有责怪女儿，他自己给徐志摩回了封信。信上说：“阁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惊，徽亦惶惑不知何以为答，并无丝毫嘲笑之意，想足下误解了。”
林长民如此处理，是一个负责任的父亲对女儿的爱护，也使尚处在未成年人阶段的林徽因对爱情、对男人有了初始的健康的颖悟。这对她后来得到爱、理解爱、学会爱很是重要。
在林徽因后来的人生中，她一直在爱的滋润中享受人生的悲喜，她得到了爱也付出了爱。她用爱包容一切的情：爱情、亲情、友情以及对民众的同情。她认为被爱是幸福，爱人是责任。她不忘却她得到的幸福，并具体分析这些因爱而领会到的幸福。在致沈从文的书信中，她说：“如同两个人透彻的了解：一句话打到你心里，使得你理智和情感全觉到一万万分满足；如同相爱：在一个时候里，你同你自身以外另一个人互相以彼此存在为极端的幸福；如同恋爱：在那时那刻，眼所见，耳所听，心所触，无所不是美丽，情感如诗歌自然的流动如花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