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最重要的变化是衣袖的废除。（那似乎是极其艰难危险的工作，小心翼翼地，费了二十年的工夫方才完全剪去。）同时衣领矮了，袍身短了，装饰性质的镶滚也免了，改用盘花钮扣来代替，不久连钮扣也被捐弃了，改用揿钮。总之，这笔帐完全是减法——所有的点缀品，无论有用没用，一概剔去。剩下的只有一件紧身背心，露出颈项、两臂与小腿。
现在要紧的是人，旗袍的作用不外乎烘云托月忠实地将人体轮廓曲曲勾出。革命前的装束却反之，人属次要，单只注意诗意的线条，于是女人的体格公式化，不脱衣服，不知道她与她有什么不同。
我们的时装不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实业，不比在巴黎，几个规模宏大的时装公司如Lelong’s Schiaparelli’s，垄断一切，影响及整个白种人的世界。我们的裁缝却是没主张的。公众的幻想往往不谋而合，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洪流。
裁缝只有追随的份儿。因为这缘故，中国的时装更可以作民意的代表。
究竟谁是时装的首创者，很难证明，因为中国人素不尊重版权，而且作者也不甚介意，既然抄袭是最隆重的赞美。最近入时的半长不短的袖子，又称“四分之三袖”，
上海人便说是香港发起的，而香港人又说是上海传来的，互相推诿，不敢负责。一双袖子翩翩归来，预兆形式主义的复兴。最新的发展是向传统的一方面走，细节虽不能恢复，轮廓却可尽量引用，用得活泛，一样能够适应现代环境的需要。旗袍的大襟采取围裙式，就是个好例子，很有点“三日人厨下”的风情，耐人寻味。
男装的近代史较为平淡。只有一个极短的时期，民国四年至八九年，男人的衣服也讲究花哨，滚上多道的如意头，而且男女的衣料可以通用，然而生当其时的人都认为那是天下大乱的怪现状之一。目前中国人的西装，固然是谨严而黯淡，遵守西洋绅士的成规，即使中装也长年地在灰色、咖啡色、深青里面打滚，质地与图案也极单调。男子的生活比女子自由得多，然而单凭这一件不自由，我就不愿意做一个男子。
衣服似乎是不足挂齿的小事。刘备说过这样的话：“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
”可是如果女人能够做到“丈夫如衣服”的地步，就很不容易。有个西方作家（是萧伯纳么？）曾经抱怨过，多数女人选择丈夫远不及选择帽子一般的聚精会神，慎重考虑。再没有心肝的女子说起她“去年那件织锦缎夹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
直到十八世纪为止，中外的男子尚有穿红着绿的权利。男子服色的限制是现代文明的特征。不论这在心理上有没有不健康的影响，至少这是不必要的压抑。文明社会的集团生活里，必要的压抑有许多种，似乎小节上应当放纵些，作为补偿。
有这么一种议论，说男性如果对于衣着感兴趣些，也许他们会安分一点，不至于千方百计争取社会的注意与赞美，为了造就一己的声望，不惜祸国殃民。若说只消将男人打扮得花红柳绿的，天下就太平了，那当然是笑话。大红蟒衣里面戴着绣花肚兜的官员，照样会淆乱朝纲。但是预言家威尔斯①的合理化的乌托邦里面的男女公民一律穿着最鲜艳的薄膜质的衣裤、斗篷，这倒也值得做我们参考的资料。
因为习惯上的关系，男子打扮得略略不中程式，的确看着不顺眼，中装上加大衣，就是一个例子，不如另加上一件棉袍或皮袍来得妥当，便臃肿些也不妨。有一次我在电车上看见一个年轻人，也许是学生，也许是店伙计，用米色绿方格的兔子呢制了太紧的袍，脚上穿着女式红绿条纹短袜，嘴里衔着别致的描花假象牙烟斗，烟斗里并没有烟。他吮了一会，拿下来把它一截截拆开了，又装上去，再送到嘴里吮，面上颇有得色。乍看觉得可笑，然而为什么不呢，如果他喜欢？……
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①的皮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吧？
（原刊1943年12月《古今》半月刊第34期）
诗性陆小曼
爱情只是绕指柔（1）
受过良好教育的小曼真正是多才多艺、有容有貌的大家闺秀。
不是诗人的陆小曼，生活却是十分诗性。
我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陆小曼的时光流转已是过经千山万水。埙的声音流动，在我听来如缤纷蝶舞。我便想起佛说过的五百年才换来的一次回眸：你怎就不懂得珍惜呢？
听埙的时候，常常有些分不清年代。埙是一种上古的乐器，用泥土制成，它萦萦绕绕的便是土的声音，以水火相和而后成声，不需要想起，也不需要忘记。那天是阴着天，一连几天都是这样，天空是连绵无涯的灰白色，这样的天气给人的感觉是很窒息的，那些与生命有关的东西仿佛都被埋住了，太阳似乎已经客死他乡，传递不来外面世界的消息。在满天满地的静谧里，我惶惑无措，就对自己说，听埙吧。这个时候，埙是一个救赎者，把几千年流逝的时光聚拢融汇变成一条河，我自然而然地漂在这河上，如同雁过长空，此去经年。
这样的情形很有些鬼魅，我在冥想中便想到一个曾经让我有过这种鬼魅感觉的绝代女子。那是在某个偶然里，我看到了一张这个女子的照片，她支着额坐在书桌前，似在读书，似在微笑，如水如幽香如初芽舒展的新叶，欣欣然却不惹尘埃。
我一时便想，这样的女子，如兰的气息，值是入骨风情活色生香难掩，那没有雕琢之气的娇艳使她会是男人无法抵达的梦境迷宫，男人们怕是有梦也可以无梦，怔怔地就失了魂魄。
这个照片中的女子就是陆小曼。
后来看到一篇文章，写的是1963年在上海，一个叫东方芥子的人因朋友得到一张陆小曼的山水画，有“小曼”的款识却无印章，便找小曼想补个印。她带着画去找陆小曼——陆大姑（这时人们叫她陆先生或陆大姑）。门开着，一位瘦弱的老妇人怀抱只老猫悠闲地坐在屋里，阳光慵懒地照在她的身上，老妇人面色茶黄，眼袋低垂，一嘴焦褐的牙齿，还残缺不全。老妇人背后的墙上，挂着一张大幅的照片，一位二十来岁的少女身着旗袍，恬静地抱着只白色的小猫，少女扎着根粗黑的短辫，明眸皓齿，面若桃花。
就是这一篇关于美人迟暮的文章，以近乎鬼魅的氛围记述陆小曼晚年的某一日情形，突然就让我疼痛。疼痛像毕毕剥剥的雨点，雨打芭蕉一般，带我找寻上世纪二十年代花团锦簇的佳人陆小曼。
陆小曼不像是个历史人物。在堆积的时光中，她容易被我们找到，也正在于她与徐志摩的关系。在佛教看来，这就像蛛网上的露珠，凭借历史人物的生命之网，我们看到陆小曼在佳人云集的人海里从普通视角向独特视角的转换和放大，由此，我们便也可以透过时间凝结的露珠之眼，感受那个年代一个绝顶优秀的女子的命运，那也是过去、现在和未来女人们的某个片断，它们在我们的耳边回响，像罡风凛冽，猎猎飘动，让我们在千帆过尽、三千弱水中只饮一瓢亦若有所思。
陆小曼名眉，又名小眉、小龙，笔名冷香人、蛮姑，是江苏常州的富家女子，1903年9月出生于上海。据说这天恰巧是传说中观音菩萨的生日，而她恰又生得眉清目秀，肤白肌嫩，于是家里人又戏称她为“小观音”。用现在的眼光看小曼，她无疑是那个时代受到最好教育的女子。从小在上海上幼稚园，后来随母亲到北京与父亲一起生活。父亲陆定（陆建三）是晚清举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曾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回国后历任司长、参事、赋税司长等职20余年。他是
国民党员，也是中华储蓄银行的主要创办人。母亲吴曼华乃名门闺秀，多才多艺，更擅长一手工笔画。陆小曼是这个家庭的独女，自然是掌上明珠。小曼在北京先是进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女子附属小学读书，后转入法国人办的贵族学校北京圣心学堂，再跟英国教师学英语。小曼通英、法两国文字，还能弹钢琴，长于画油画，聪颖过人而又才华横溢。她还漂亮可人，能写一手蝇头小楷，能唱歌能演戏，真正是多才多艺、有容有貌的大家闺秀。当时的文化名流胡适先生就说：“陆小曼是北京城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
人们多以为，她后来的悲剧人生是她选择了与徐志摩的婚姻，其实是她自己的个性决定了她的人生。
陆小曼的个性决定了她的人生，让自己的个性自由迸发，走入极端，这就是陆小曼的一种任性。这份任性消耗了一个优秀女性的一生。
胡适先生说这话的时候，小曼在18岁左右，青春年少。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要圣心学堂推荐一名精通英语和法语、年轻貌美的姑娘去外交部参加接待外国使节的工作，小曼被选中。小曼虽然才18岁，但因她活泼、大方，气质非凡，又颇具个性，因此非常胜任这份工作。有一次顾维钧当着小曼父亲的面说：“陆建三的面孔一点也不聪明，可是他女儿陆小曼小姐却那样漂亮、聪明。”
从这些资料，可以一窥陆小曼青春年少的绰约风姿。据说，北洋政府外交机构当时常常举行交际舞会，小曼是跳舞能手，假定这天舞池中没有她的倩影，几乎阖座为之不快。就是中外女宾，也是欲与之一言以为快的。
这个时期的陆小曼，真是像春天的花蕾在积聚了生命的精华之后盛开，鲜艳夺目。北京许多大家子弟和少年得志的新贵，都想和她接近，求亲者来自四面八方。
被这样绚烂而又怡人的光彩包围着，小曼自然不似中国传统女性低调隐忍，她被父母纵容着融入了当时外来文明与技术照耀的现代社会之中，一个崭新的世界培育着一个超越时代的新女性。比如有一次，小曼在招待外宾看文艺晚会时，外宾对有些节目不客气地说：“这么糟糕的东西，怎么可以搬上舞台？”小曼回敬对方说：“这些都是我们国家有特色的节目，只是你们看不懂而已。”还有一次在节日宴会上，有的外国人为了取乐，将中国儿童的气球烧爆，然后捧腹大笑。小曼以同样的方法把外国儿童的气球也烧爆，使外国人和中国人都目瞪口呆。这就是陆小曼，别人做不到的事，她能做到。别人不敢为的行为，她做起来让人只能叹为观止。现在，穿越时光的隧道去看她，她的一生就是这样在很多时候让我们结舌瞠目。（参见张红萍文《陆小曼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女人？》）人们多以为，她后来的悲剧人生是她选择了与徐志摩的婚姻，但我认为是她自己的个性决定了她的人生。对一个个性鲜明的人，外来的一切不过是诱因而已，诱因会使得一个人的个性张扬，但不会改变个性。而这也正是我们解读陆小曼的意义。我以为，个性自然是人人都有的，在人生或短或长的场景中，个性如一的气质是绝顶重要的因素，它造就了一个人独一无二的气息。但个性的表现不过是一种外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