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对着段姜玩儿暧昧，我不想做花花公子，可我却一个又一个地换女朋友。我告诉我自己，那是因为我要逼着你当面对我说喜欢我，可是玩久了，连我自己都不知道那个理由究竟是不是真的。不能玩儿啊，把自己都玩儿死了！”他苦笑一声，声音涩涩的，“露露，我们是不是太幼稚？”
我只知道摇头，却说不出半个字来。以为自己已能够当机立断，挥剑断情丝，当真的看着丝丝缕缕的东西飘落，才知道自己还是受不了。电话传来长长的断线音，我终于坐在地上放声号啕……
毕业时流泪的季节，海边的雨季，天也流泪。
为了延长相处的时间，我订的后天的火车票，也就是说还有两天才走。公子润说要带我去角山转转，弥补他十根火腿肠的遗憾。
把最后的行李托运，外面飘起了蒙蒙细雨。托运站在男生宿舍的天井里，我撑着伞往外走的时候，碰见了三爷，“托运完了？”
“托运完了。”
“公子在楼上呢，你不去找他？”
“不去了，还有东西没拿，中午再说吧。”
他点点头，擦肩而过。
男生宿舍门口没有四舍那么夸张的台阶，但有一条路柳成荫的路在舍门口铺展开来。细雨之下，绿荫更浓，柳丝更艳，一阵风来，缠绵不绝。
回头看看四舍，我扶了扶肩膀上的小书包，那里有所用值钱的东西，宿舍钥匙已经交给管理员，从此无缘再在这里住。多少离愁别绪，都在这时候涌起，但人总要往前走。离开这里，还会走进下一所大学，然后不断地重复相聚和离别。
我撑起雨伞走进柳丝绿荫中。这把伞还是我和公子润一起买的，白底有紫花。当时，公子润说：“你适合紫色和白色，正好配你。”
那时，是大一的下半学期。
火车十一点半准时开动，我发出一条短信：“我走了。”关机，不再联络。
站台一点点地向后移，越来越快，那些熟悉的触手可及的景物很快变成一条模糊的影子飞驰而过……就如我这四年，抓不住，留不下，算不出……泪水瞬间倾泻而出。
在人声鼎沸的车厢里，没有一个人认得我，知道我，懂我。
我得以号啕……
坐了一天的火车，晚上回到家，老妈说有同学打电话找我，让我回来就打过去，电话号码我知道。应该是公子润吧？杨燃天没有这么弯弯绕。
我没有打，顺便告诉老妈，不管谁找我，一律说我不在，出去旅游了。后天我就去北京上班了，在家好好陪陪他们，别人就算了。
老妈的表情很怪，说是欣喜又算不上，说是担心好像还不够。算了，大人的心情也不好猜，我伸个懒腰，哭了一路，乏了，睡觉吧！
睡意朦胧的时候，我听见家里电话响，老妈的声音从客厅隐隐传来，“嗯，到了。……她说她不在。你是谁啊……”
这老妈，怎么拆我的台？
我一觉醒来，已经是第二天，才想起忘了开机。打开手机，不一会的功夫，蹦进来五六条短信，都是公子润的。要我回电话，问我为什么，然后道歉，说他喝多了，最后说这样也好，大家都冷静一下吧！最后一条的时间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正是我睡觉后不久。
陈总果然守信，没有对老娘老爹说我离职的事情。稍事休息，借口上班，我再次背起行囊奔赴北京。
穷家富路，我还没有独立到可以自己挣钱，也没有别扭到不肯花父母的钱。所以这次来北京，荷包里装得满满的。一部分是上学时攒下来的钱，还有出去打零工挣的，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爹娘怕我在外面吃亏硬塞给我的。即便如此，想起接下来的半年将会颗粒无收，手还是紧紧地捏住了包包。能少花就尽量少花吧！
考研的书装在箱子里了，沉甸甸的，先报了一个复习班，包住宿，算是初步有个落脚的地方。一天二十五块钱的住宿，不能算是便宜。我和其他有长期奋战打算的研友开始了漫长的找房之路。
其实也不算长，到北京的第三天我就接到公子润的电话，总不能老关机吧？我想起以前自己给谢亦清打电话的状态，有些戚戚。
“你妈说你到北京了？”公子润的声音有些不清楚，好像感冒了。
“你病了？”说好一年后见，只是一个电话，心里就刹不住闸。
“没事。毕业那天……”
“算了。不用提了，理解。”我打断他的话。
“我明天晚上的火车，去河南，要待一年。你有事可以找常沛，他会帮你。”公子润交代着。
“嗯。”
“你现在住哪儿？”
“我，好像是国图这边，我在这里报了一个考研班。上课就在国图音乐厅，条件挺好的。”
那边有人笑，“你总不会亏待自己，睡觉也很舒服？”
“是啊！”我乐出来，“不过现在习惯了，已经不要紧了。”
“嗯，那就好。”公子润顿了顿，“其实，唉，算了！”
他欲言又止，不知道想说什么。
天色已晚，我挂掉电话，嘴角咧了起来。唉，叫我怎么忘了他呢？那个约定是不是太蠢了！
在床上辗转了一夜，我纠结于一个问题：要不要去河南找他呢？
第二天一早，看着精神抖擞、信心百倍的研友们，那点儿小女人的心思立刻被抛到九霄云外。要充实自己，自己养活自己！
一天的课上下来，累得筋疲力尽，我万分感谢自己钻进了音乐厅的空调房，而放弃了大礼堂的吊扇——虽然那个更便宜。但以我偷懒的个性，会不会因为省下这点儿钱，而畏难地放弃整个考研计划，都是不可知的。
拎着沉重的书包，几乎都要拖到地上了，我一步一步地迈出音乐厅。
北京的初夏明亮干净，六点多了，阳光依然耀眼地投射在国图对面的大厦上。白瓷砖反射着夕阳，挑逗似的撩拨着国图楼顶绿色的琉璃瓦。
我习惯性地望远，不远处的过街天桥是我在眼睛的助力下能看到的最远的风景。然后……
“累吗？”有人接过我的书包，就像临毕业那几天一样，每天把我的书包放在自己肩上。
我傻在那里，费了很大的劲儿才转过自己的眼珠，“你，你怎么来了？”
“我要早西客站上车，正好就在这附近，所以过来看看，看能不能碰到你。”说话间，已经没了往日的张扬，似乎这一场毕业也把他的什么带走了似的。
“什么时候来的？”
“下午。吃饭了吗？”
我摇摇头。他看了看表，“我看天桥对过有个成都小吃，去吃点儿吧，然后我送你回去。”
他手里拖着一只拉杆箱，那一瞬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是来北京打工的乡下人，有点儿好笑又有点儿可怜。“去西客站容易堵车，我陪你去吧。到那附近找点儿东西吃，晚了误了车就不好了。”
他点点头，带着我打了一辆车，“公司给报。”
那个公司，不提也罢。
吃饭，进站，我们一直都相对无言，彼此都变得很陌生，也很客气。直到开始检票了，我拉着他的衣角：“总算也让我送你一回。”
这句话好像触动了什么，他苦笑了一下，抬起我的下巴，低头吻下。
这个吻，等了很久很久，久得我以为自己再也等不到了时，它来了。
“如果有更好的，你可以不用等我。”放开我，公子润低低地说，“但我等你一年，我一年后回来找你。”
有人说男人的话不能信，除非猪能上树，可是，我信。因为女人总相信男人是那种天生能爬树的猪。
公子润拎着行李走开，我的唇上留着他的味道、他的摩挲，哪里会有更好的呢？
公子润走后不久，一天中午，我刚下课打开手机，正翻着有没有他的短信，打进了一个陌生的号码。我接通之后竟然是熟人——常沛。
“孟露？上课呢？”
“嗯。刚下课。”
“我在国图门口，你方便出来吗？一起吃个饭？我正好来市里办事。”
白吃谁不吃，不吃是白痴！
我连跑带颠地滚下台阶，跑到门口，一辆切诺基喃喃地响了两声喇叭，抬头一看，常沛这尊佛爷正坐在驾驶座上。
看见他我就高兴，拽着书包，几乎是冲的速度过去，“去哪儿，吃什么？”
“看你，饿了几天了？常沛指指副驾，”上来，带你转转，顺便找地方吃点儿。复习闷坏了吧？“
常沛开着公司给他配的车，载着我在白石桥附近转了几圈，吃了些东西就离开了。
我以为事情到此为止，自己复习自己的就好了。
没想到见面后的第三天，常沛给我打电话说在北大附近找了一处出租屋，是半个地下室，价格也合适，问我愿不愿意周末去看看。
我这才想起来，中午吃饭的时候说起最近的事情，提到过找房子，想不到他真的上心了。
周日下午难得没课，常沛开车载我过去。一处老小区，房子都是八十年代的，说是半个地下室，其实也算地上了，只是周围的道路太高，看起来像是地下而已。
房东是个女的，斯斯文文的很客气，价格在这附近比起来算是适中，最重要的是房东好清洁，希望只租给一个人，不要很多人聚居在一起。
我看看屋子，不大，只有十几平，卫生间在外面，这倒不是太难解决的问题。
常沛说：”如果你觉得有个卫生间比较好，我们可以再找找，附近都是租给学生的，应该还行。”
我已经交了一个月的住宿费，时间上还来得及，向房东道了谢，跟着常沛出来，无论是不是租这一处，总是要谢谢他的。
“我请你吃饭吧！”我说，“太贵的不行，就来，马兰拉面。”
常沛也不客气，拉着我还真找到一个拉面馆。一人一碗面，吃着还挺香。
临走的时候，常沛突然说：“露露，不用那么客气，帮你……是应该的。”
天色已黑，我看不清他的表情，但还能听出话中的忧郁。他在犹豫什么？
我想问问秀秀现在在忙什么？想问问公子润在公司混得怎么样？甚至还想知道，他什么时候能调回来？也许常沛可以帮帮忙？
但是，可能吗？工作中结识的朋友，谁也不敢完全放心地结交。一如，常沛话中的犹豫。
晚上短信公子润，说跟着常沛去看房。他回电话，细细地问了看房的过程，包括怎么去的，说了什么，房子什么样，大概多少钱，问了个够，才说：“常沛还说什么了吗？”
我想了半天，觉得都交代清楚了，“没有了。我谢他，他说是应该的。”
公子润道：“嗯，他是应该。如果不是因为他，你现在应该还在公司。”语间憾意，令人莞尔。
“怎么补说话了？”公子润声音低低地问，“不方便吗？”
“没有，方便，对了，你怎么样？又喝酒了吗？”
河南很有酒文化，做业务没有不喝酒的，什么“三中全会”、“八项注意”，一度把我说得晕头转向，觉得自己那点儿酒量根本不算啥。公子润不知天高地厚，第一次喝酒，被人灌了个底朝天，但也拿下来一笔小小的单子。电话里，我们权衡了半天，决定还是不能按照这个路数做业务。
他说：“这样做业务不行，就算挣到钱也没命花了。我还得回北京。”
我知道公司就是这个氛围，即使回北京，这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