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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孤独地游荡在黑暗里，触摸虚无的空气——实际是日渐稀薄的氧气，越来越多来自地底的腐尸之气。我睁大眼睛，什么都看不到，仿佛绝望的瞎子……忽然，眼前闪过亮光，如同一万个太阳般明亮，那是世间最美最奇幻的景象，转眼让亘古寂静的盐化荒漠，变成月球般的彻底荒凉。我躲在观察掩体深处，举着沉重的军用望远镜，观察数十公里外的核试验。当周围所有人欢呼成功时，我看到父亲的眼里含着泪水。很多年后，我一直试图搞清楚当时父亲的泪水究竟是因为喜悦还是悲哀，如果属于后者，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妈妈，或者其他什么原因。
为什么会看到这些？我不是身处一百余米深的地底吗？不是在世界末日人类最后的幸存者之中吗？可是，无论我怎样揉眼睛，始终看到这幅将近四十年前的景象，被大脑掩埋如此之久的记忆——那是柴达木盆地最荒凉的中心地带，地球上真正的不毛之地。
父亲，我依然那么爱你！即便我年近半百。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你没有在世界末日中死去，你仍然好好地窝在躺椅里，头脑清晰地回忆着四十年前，那个美好寂静的夜晚，在清澈得几乎透明的荒野星空中，为我指出哪一颗是最亮的恒星天狼星，哪一片又是遥远依稀的猎户座星云。
我的儿时记忆中很少有父亲，他总是躲藏在某个邮政信箱背后——没有地址也没有单位，只有一个特别的号码，如果给他写一封信，要两个月后才能收到，在几千公里外的新疆或青海。当时没有电话，连发电报也不可能。有一回，父亲给我回了一封信，上面明显有被人涂改的痕迹，显然担心他泄露国家机密。
其实，父亲这封信只是告诉我，我家祖先是《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他的子孙默默无闻，直至乾隆年间有人进士及第才飞黄腾达。道光时我家先人做到翰林编修，四兄弟皆以诗词闻名。我的祖父曾留学日本，参加过辛亥革命，后来经商致富。父亲抗战后赴美攻读理论物理学，是爱因斯坦的得意门生。五十年代，父亲怀着一腔爱国热情，放弃了美国的高薪职位，追随钱学森先生归国，参与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自从我出生以后，他一直隐藏在沙漠中心，记录与研究每一次核爆炸的数据。至今，两弹一星元勋功臣名单里，还可以看到他的名字。
那一年，我的母亲自杀了。
我的外公是著名历史学家，我的母亲是北大历史系教授，研究中国上古文明起源。母亲的研究与众不同，她关注国外的考古发现，尤其是在非洲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当时中国学术界认为，北京猿人、蓝田人、元谋人是现代中国人直系祖先，我们单独在中国本土进化为人类。但母亲大胆地提出新观点，认为中国人的祖先与其他种族一样，无论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都来自十几万年前的非洲。而北京猿人早已如尼安德特人般灭绝，与现代中国人并没有亲缘关系。她的观点震惊了学术界，被定性为洋奴哲学、中国文明外来说翻版。她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北大学生告发她是苏修特务或美帝间谍，是帝国主义及社会帝国主义消灭中华民族的急先锋。母亲在被自己的学生殴打几小时后，爬到寒冬腊月的未名湖上，破冰溺水身亡——我亲眼看到妈妈的尸体从冰冷的湖水中捞出来，像永不醒来的睡美人。
那一年，我十岁。
我独自离开了北京，偷偷爬上一列运货的火车，饿了三天三夜，撑到了西宁。几个月前，数千公里外的父亲，突然被调离了氢弹项目，奉最高统帅的指示，深入柴达木盆地的荒漠，参与名为“101工程”的神秘项目——这是父亲邮政信箱的编号。
在寒冷的高山与草原间，我沿路乞讨求生，几次饿得昏过去。一户蒙古族牧民救了我，他们不知道什么“101工程”，只知道在荒野彼端，常有解放牌卡车出入。我跟随着他们，沿着卡车深深的辙印，穿越只有藏羚羊的无人区，来到一片真正的不毛之地，传说中的永久性地堡。荷枪实弹的士兵将我抓到地下指挥部审问，这才见到了父亲。
他没认出我来，我却认出了他。当我说出他和妈妈的名字，他惊讶地把我抱在怀中——他不知道妈妈已经自杀了。
父亲温热的泪水打在我脸上，从此我就住在“101工程”基地。
这里距离核爆试验场最近，有一个警卫连，父亲是唯一的研究人员。荒漠里有大把空闲时间，父亲不像其他人那样热衷于猎杀藏羚羊，他成为了我的老师，除了最擅长的数理化，还教授我语文、历史、地理。我在十二岁时，几乎已达到了物理学研究生的水平。父亲从不说他的研究内容，每到天黑就强迫我睡觉，而他钻进可以防御核辐射的实验室，一熬就是整个通宵。
有一次，父亲破例允许我参与观察一次核试验，他给我穿上全套防护服，戴上厚厚的眼镜，藏在坚固的掩体里，通过一个狭窄的口子，用高倍望远镜近距离观测核爆。核试验相当成功，第二天震惊全球，据说克里姆林宫的主人目瞪口呆，撤销了本已拟定好的毁灭中国的计划。永远不会忘记那巨大的光芒与火焰，似乎只要再等几秒钟，就可席卷到我脸上，进而摧毁整个世界。当我擦着父亲脸颊上的泪水，回想刚才那道光芒——就像新年焰火般绚烂夺目，忽然闪过一个念头：只有等到那一天，才是地球最盛大的节日。
那天以后，父亲开始向我开放他的研究成果，包括最新的地球物理勘探数据。怪不得每隔几天，荒野上就会响起巨大的爆炸声，并感觉脚底剧烈震动。核爆不可能如此频繁，肯定有其他原因——他们在用炸药引发人工地震，通过地震波向下传播，勘探地球深处的秘密。许多矿产资源就是用这种方法找到的，但他们并不找矿，而有更重要的目标。父亲制造的人工地震威力强大，可以达到自然地震的烈度。幸好方圆数百公里内渺无人烟，否则再坚固的建筑都会倒塌，而我们也只能住在地堡里。
有一夜，核辐射没有超标，父亲不穿任何防护装备，独自带我走出地堡。我们躺在一块高丘上，仰天看着清澈的星空，在海拔三千多米的高原，亘古荒无人烟之地，所有星辰都近在眼前触手可及。
“爸爸，这些星星将永远存在下去吗？”虽然身下是坚硬的岩石，气温冷得让人直流鼻涕，但我依然十分享受。我想，那是我人生中唯一感到幸福的时刻。
“不，虽然叫恒星，但也不是永恒的，跟我们每个人一样，有出生也有死亡。”
“星星会死吗？”不知为何，我的脑中浮现起了妈妈的尸体，从结满冰块的未名湖里捞起的妈妈。
“是的，偶尔运气好的话，这里还可以用肉眼看到超新星的爆炸——恒星死亡过程中的爆发。”
“我怎么看不到？”
“总有一天，你会看到的。”父亲微笑着摸摸我的头。
他的手好大好暖和，暖到了我的心窝里。可是，我悲伤地问道：“如果，连恒星都会死亡，那么地球也会死亡吗？”
突然，一串流星划破夜空。
父亲异常严肃地回答：“是，太阳必将死亡，地球也必将死亡，人类也是如此。”
“爸爸，我害怕。”
十二岁的我真怕了，比亲眼看到妈妈的尸体还要害怕，比流浪在饿狼出没的荒野还要害怕，我是害怕到了所有人都将死去的那一天，那些害死我妈妈的坏人，和所有的好人同样死去，死得没有任何差别！
父亲把我抱入怀中，口中呵出大片热气，自言自语道：“人生是什么？我们生下来，然后又死掉。”
不久，我从父亲口中知道了他的秘密——所谓“101工程”的研究对象，并非核武器或洲际导弹，而是地球将于何时毁灭。不是毁灭于美苏核战争，就是毁灭于万恶的资本主义对环境的破坏，或是毁灭于自然灾难本身。只不过，到时候不分什么东方社会主义阵营，或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也不分什么一小撮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或是世界上四分之三挣扎在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反正是一起灰飞烟灭。
父亲在观测核爆数据的同时，也发现最近十几年来，地壳活动越来越反常，各种灾变也因此不断，甚至预言到了几年后的唐山大地震。虽然，“101工程”只是最高统帅不经意间的一个指示，父亲却彻底迷恋上了这项工程，以至于数年间再没离开过柴达木盆地，日夜与人工地震和密密麻麻的数据，以及让人孤独到绝望的星空为伴——要不是有我陪伴，他早就走火入魔了。
父亲的研究不但深入地底，还指向了天空——上头给他配备了最先进的无线电设备，可以直接将信号发射到太阳系以外。他坚信自己接收到过神秘的电磁信号，只是限于技术障碍无法破译——简而言之就是外星人的信息。
那年，我十三岁。
也就是在那一年，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投入巨大的“101工程”，以及父亲的世界末日研究，都被当作荒诞不经的胡闹而被撤销。父亲不愿离开地下研究所，在所有人员都撤离以后，我们父子又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还想继续整理那些令人震惊的数据，直到消耗完所有补给，在大雪中等待死亡降临，才有一队军人把我们救了出来。父亲被强制送回北京，继续从事核武器研究，而他数年来艰苦采集来的数据，却被轻而易举地销毁了。
他疯了。
我本以为父亲活不了几年，没想到他在精神病院里活了三十多年，至今依然坐在躺椅里，从早到晚为病友们描述核爆炸的情景。半个月前，我专程去看过父亲一次，他差不多已认不出我了。我紧紧抓着他的手，看着他混浊的双眼，仿佛回到柴达木盆地的荒野，看着他遥望星空的目光——很遗憾我无法抱着老父的骨灰去墓地，因为他必将活得比我长久。
我的时光已所剩无多。
今年一月，我在美国参加世界末日学术研讨会时，晕倒在万人瞩目的讲坛上。美国最好的医生为我作了诊断，确认我的脑中有一个恶性肿瘤——运气好还能活半年左右。
最初的愕然过后，我从容接受了这个结果，嘱咐医生将病情绝对保密。我放弃了治疗，只是随身携带一些止疼药片。医生无法判断我得病的原因，而我自然想到了那片骇人夺目的光芒——是我十二岁那年，近距离观测核试验的结果？因为遭到核辐射而突患脑癌的病例很多，比如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中的救援人员，有人在几十年以后突然发作，但也不排除一辈子都安然无恙——比如观测过多次核爆，却健康活到八十岁的老父。
我并不遗憾生命如此短暂，也不遗憾没有家庭与孩子，甚至连真正爱过的异性也没有。令我自豪的是，从没有一个中国学者，能像我在全世界范围获得如此高的知名度——诺贝尔物理学奖我本就不在乎。我可以掀起一场影响数亿人精神深处的运动，各种肤色各种国籍各种阶层的人们，都对我崇拜得五体投地。他们尽力安排好自己身后之事，呼吁和平反对战争弘扬人类大同，这何尝不是我们对未来社会的憧憬？
在末日审判到来之前，我，便是他们的神。
我唯独有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