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字母似头发般白袭击黑！
大学里不可避免的英语过级考验我们还清楚的记得，那份“痛苦”有谁忘记？虽然后来苏泉那么钟情于文学翻译，但是他当时也是非常痛苦。看着吊儿郎当，干了什么，想了什么，虽是老套的恐惧吧，但还是很真实。
2002年12月27日の日记
昨晚又忆张达芳，或可于别日电话告别。“他竟执拗地要送她上火车。最后他来到人山人海的候车室，看见了，寻找，看见了，寻找，她也来给他说了一句：‘你个死猪头，谁教你来的？’他送给她一包糖果食物，就在人山人海中走了！”有点浪漫，但却不真实！
梦及考四级，没有交成卷子，亏王敢救我，现我大表弟杨长江，恶我劣迹！真，好久不见，思念！恍恍惚惚还紧张了一会子，另与杨娜上一山中，有两孩童携，同归，而山木积路，竟不发声！
夜烂欢！
没想到苏泉还在想着愚蠢的爱情之事，可悲吗？各位看官？12月28日就是例行的CET…4考试了呀！可是所述之梦又是多么显出考试前的恐惧呀！考试是学生生涯中鲜艳的花，在“堪须折”的年代，总“须折”的。可是也象那嫩绿的草，学生时代是多么不在意这些草，只是农场主的“逼迫”才会去修剪草坪或者去整理的。到后来，“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
2002年12月28日の日记
上午进行了四级，很差，已成定局，似乎！中午上网，QQ上见张达芳，赠圣诞贺卡，还是没有彻底放手，永远不会！另问：四级考得怎么样？考完大多数人非常沮丧，不过考了之后，总要释一包袱，也无所谓了！出达师网吧而见张来明及侯美二人，避，我之潦倒至此，可叹，唯于学业上努力！
我想给徐德丽写信了，想念她！写一下我的生活吧，学着描写景物、人物，写清新的散文式，我不擅长的那种！
下午玩篮球，很舒畅！
我读伍尔夫的书信，是那样充实而美，而我怎么也写不出那样美的信，我决心多写，多写才能出成绩吧！我会努力的！
明天顾甘生日，我好想看见他见到我给他订的蛋糕的惊奇笑容，那会是多么美的一个时刻，我们都笑了，我们三剑客（大学宿舍中之顾甘＋苏泉＋张来明）都笑了！因为我们似乎成功了。我不得不在这些有限的篇幅旁边提到张达芳了，我已不知多少次在路边看到有人很像她的样子，但又不敢认，仔细认吧，又不是她，我只有去想象，那是很紧张，很痛苦的！
苏泉活在自己的生活里，对四级的控诉是否只源于自己能力的有限以至于抱怨四级对自己的限制，可是有时候倒真的会感到中国考试制度由于对英语能力的夸大而导致对真正中国文化的东西的忽略会有一种爱国传统的愤慨，难道因为这个原因而使得学生对文化课的偏离以及变得薄弱，终究影响真正意义上的国民教育。总之这种很多人眼中“不合理的东西”总是用“存在即合理”来漫不经心的打消反对者的激情和热心。苏泉后来过了四级，但在学术不盛，大学生皆趋四级之若骛的可笑场景下，仍极力反对四级对大学生的误导，对不知多少大学生人的戕害，或许是有其原因的。
英语算什么东西。这样的话还真可笑。没办法，谁叫郑和以后中国人不再去下西洋了呀，假如从那时起我们总是去西洋跑，以我们的智慧和品质，现在全球都可以是说汉语的人，如果成吉思汗的蒙古人可以象汉族一样占城而居而非掠物不胜的话，现在恐怕世界早已经是汉人的天下了，并非玩笑。
我记得当时我自己坐在考场里头，心不在焉，只因为自己的水平太差，才会有不当回儿事的想法。那些学习扎实的人，早把这考试当作手里的“小神童”雪糕了，接口吃，就是了，消消暑就是了。如果自己对什么事没把握的时候，常常也会出现不把这个事当一回儿事的态度和行为，但也只是自我安慰和自我欺骗罢了。我和苏泉那一代人经历了一种痛苦，仿佛是从过去的根里长出来的。
其实关于2003年的一些不平之事，我们总是有一种“花儿开又谢，春草秋已枯”的感触。不过生老病死的事，简直是平常得难有新意了。
关于张国荣在2003年4月1日奉献给世人的跳楼自杀的愚人玩笑我们还记得吗？那个时候，我们在想什么？真的是说不清楚。我们总喜欢附庸，不单单是风雅。渺茫和忧郁是大学病。
一个 “人”的代表，一个 “死”的阐释
略带激奋，为何要自己走向死亡？
不无可惜，演一场给自己的戏？
自杀，多么崇高啊，每个人都该如此
自杀，或者流浪；流浪，或者自杀！
我受不了这些苦了！我不愿意夹在
这么多人中间，我真的受不了！
每一件事情在刚刚发生的时候，我们总是无法去承认，不敢正视，总是觉得突然，但是过一段时间，习惯了事情发生后的世界和生活的样子，也便是如彼了。张国荣的弃世是多么富于表征世界的偶然和生活的蹊跷呀。
在一个愚人的日子里
开了一个真实的玩笑
也许是他的勇气胜过了他的名气，人们在喝彩什么。悼念他这个人，是徒劳的，对他的勇气的礼赞有谁听见过？如果活下去自己不快乐，为什么还要寄生？其中的哲学就是我们那些大学生的没有勇气的奢求。我们连死的勇气都没有，活着岂不是太贪婪了吗？我们每个人如张国荣一样，是自己生活的一个演员，我们也在演，有几人能投入到角色中去，或者把自己和角色融为一体，演戏却成为自己的真诚之旅，当自己娇艳无比的时候，带给花园的芬芳和艳丽；在花儿已谢之后，又那么惊喜的给人以启示，如果完美可以用遗憾和震惊来诠释，我相信这是一个典型，因为毕竟还有很多“‘生活是遭罪’派”的信徒。
还有关于梅艳芳。对我们说说，他们是因为演员的身份，人们的谣言的招牌受到关注，但他们的事迹却是值得深思的。如果我立马死去，有几人得知？我们是凡人，可是名人除了一个名字，又有什么？这样的想法年轻人不是总可以用来安慰自己的不平之心吗？疾病会带走任何一个人，死亡和疾病是人人平等的忠实记分员，随时都在记数，不过“名人”和“凡人”终归是需要区别对待的。
我记得在网上看见有人这样说；今天是2003年12月30日，已经有太多人离我们而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份？且不要说非典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巨大恐慌，只说娱乐和文化领域就有多少人离开！4月1日，张国荣跳楼自杀；11月9日，柯受良死于哮喘（据说）；12月27日凌晨1时35分，著名表演艺术家、翻译家、前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先生因患肝病导致的呼吸和循环系统衰竭辞世；12月30日，就在这一年马上要过去了的时候，梅艳芳又因癌症与世长辞，终于没有能够迎接在传说中美好的2004年！我不明白他们的死，不相信他们的死。
我忽然想起了1997年，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逝世了，几个月后，我的外祖父也离世而去，他们都没有赶上香港回归，可是我的外祖父只在我心中长存，而邓小平同志则在中国人甚至在国际上享有盛名。这又怎么去权衡？
“我也经常想到死，几乎崇拜那“早逝”的人们。似乎爱看花落，但是却一直没有勇气。”苏泉对我说。他这么来讲述自己的故事。
有一天他决定去死，或者在熟悉的地方消失。先是离家出走，然后死在他乡，他要写遗书，写了有一个礼拜，怎么也不满意，总是添添补补，又总是没有满意的时候。他总是想起自己的演员之梦，竟然想在遗书里写定如果有亲戚看见了他的遗嘱，希望能将亲戚中的某个后人培养成一流的演员，或者至少像某位大歌星一样唱一首经久不衰的歌曲，算是对他的遗志的最好完成。他在写遗书的一周里，脑子里总是装着远走他乡的计划，既然去意已定，那么生死置之度外也必然可以洒脱的计划行程了。一面对未竟的事业心有余悸，一面又对湮没的理想有所顾虑，还有自己的亲人，尤其是关心自己的大姨，他怎么舍得让他们为他的生死操心―――操碎心呢？可是为了一个“功德完满”，只好用自己的体肤来升华“干将莫邪”的铸造了。
我来到火车站的人群中，以为谁也难以找到自己了。我要赶紧买票，坐最近的火车离开这个没有诗意的城市，尤其是这没有诗意的生活。日后，我将在衣锦裹满全身上下的时候回来，那时，误认为我多年以前已经自杀的人们会张大嘴，忽然看着一个显贵的苏泉。一面如此想着，我匆匆去排队，在我慌张中撞了两个人，没看清楚，我说了声“对不起”就排队。队伍已经排到了售票窗口，刚才还长长的队伍竟然一下子变得如此之短。
“最近一趟去广州的车，是几点？”我并没有思索，自己还在纳闷如此的坚决，就说出了口，那是我说的吗？是我说出广州两个字，还是它自己蹦出来的。怎么会是广州，而不是九龙，或者海口，或者北京，还有多少美丽的地方可以让我去闯啊。南方，只要是南方就行了。本来可以象堂&；#8226；吉诃德一样信步地出走，沿路的浪游，也会不妄美好的远走之理想的。但是我很急，一旦静下来，不着急了，或许我会改变主意的。
“下午四点二十二，北京开往广州。”
我看看表，现在才三点。一会儿再买票。还能够走的。真的能够走吗？我真的要离开竹二日吗？哪个角落？谁个收留？
火车站那大钟表下，有人坐在台阶上，有人四处站着。去往哪个方向的人也有。太阳的光很温和。我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麻烦给我拿一张！”
这费劲的勇气鼓起来了。
“对不起，票买完了。”
我还在掏钱的时候，一下子愣住了。心儿还没有接受到这个信息，神经开始松弛，是真的吗？为自己的胆怯留一个后路吗？
只感到我被人从队伍里挤出来，我呆呆站在了火车站大钟表下。对了对表，四点就要到了。时间竟然还在动。
两个人站在了我面前，仿佛是义务兵。我并不认识。
我急忙躲，很本能地，我朝台阶下走着，一面还跳着，假装数着台阶数，“7”，我几乎不敢转身。我又掏出手机，四点五分。
哦，还有似乎一刻多火车就要走了，我的梦也会带走。是我没勇气去争取。
“小伙子，要车票吗？”
我一抬头，哦，又是那两个“兵”。难道又来抓我。
“不，不要。”我只好回应了一句。但是他俩还是紧跟我不放，他们的衣服我倒看清了，一定是从哪里捡来的，明显得不合身。
“小伙子，我看见你了，你要去广州，可是没票，呶，我这里有一张，便宜给你吧！”
我倒大彻大悟一般。这个时候，我听到广州这个词，竟然恶心得要吐了。只觉得心里在翻江倒海，我强忍住，勉强蹲下来。
“不，我不去，那会儿我只是随便问问的。”我捂着嘴勉强给他俩解释，“我，我要去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