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没有权利。”老米曾提出异议，“生活没有权利，让我们成为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钉。失去个性、面目模糊的自我，并不是我们想要的形象。”
我作出一副无奈的样子：“但我们别无选择。”
“不，选择总是有的，只要我们付出代价。而这正是大多数人所害怕的。”
“可是你凭什么要求别人这样牺牲呢？”
“这——”
“你知道人是理性动物。既然任何一种生活都要付出代价，这不过是一场代价的博弈罢了：人们在既有的选择中挑出他们眼中性价比最高或‘最值得’的生活模式，选定它，并把自身纳入它的轨道。有所选择，必然会有所放弃。毕竟，人类不是生活在真空中！”
老米抬起头，看着我，目光里写满诧异。我无谓地耸耸肩。
“我一直以为你是体制的反叛者，子渊。然而你不是。”
“不错。但你记住，我也不是体制的捍卫者。”
这是真的。
反叛也好，捍卫也好，并不是自我标榜的方式。我厌倦了拿这一类旗号作为噱头。生活的力量过于强大，与之相比，个人脆弱得不堪一击。鄙视体制？很好，你要有鄙视的资本，某种体制内的资本。作为高考体制内生存的一员，只有遵守规则的人，才能获得更好的生存。毕竟，它是我为未来争取多种可能性最有效的——或许也是最公平的——方法之一。没法子啊，我们都是在这样的教育下长大的，起码我知道，未来的一切要靠自己。吃老本的人多没意思。
这是之前的想法了。那时的我，当然不懂自由与公正的真正含义，只是凭借一份简单的直觉，我以为这是最接近正确的：竞争依靠实力，实力又是天分和努力的综合。现实一点的老师（实际上人人如此）会告诉你考试的技巧，例如顺应出题人的心思是如何重要。但他们都不会谈及最重要的一点：运气。
而眼下就是命运给予我的回报。
我居然错了吗？错在哪里？多年来的流水线生存经验告诉我，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努力一定会有回报。好啊，我遵守了你们说的规则，三年来保持着有望进入一流大学的成绩。稳定，除了稳定还是稳定。从学校到家庭到社会，人人都在谈论它，把它视为头等大事。我这样一颗微小的原子自不能外。稳定地学了两年稳定地复习一年稳定地考了两次模拟稳定地报了志愿并期待着一个稳定的高考成绩。填的是一流学校不错，专业中等，并未奢望超常发挥。所有人都说，只要稳定，就没有问题。
结果是一脚踩不到底的虚空。虚空背后，再没有可以任我选择的将来。
是承认失败的时候了。无论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代表日本在“密苏里”号上签订投降协议的重光葵外相有多不情愿，太平洋战局已经到了非如此不可的境地。历史之于国家、偶然性事件之于个人，大概并没有什么分别。
不必排列高中历次大考的名次了。我已心知肚明，高考果然是最差的一次。就像一出舞剧，每一次彩排都气势高昂、雄浑壮美，到正式演出的一日，领衔的女主角却在彩色的灯光里、在众目睽睽之下，因一个高难度的旋转摔断了腿。这一悲剧原本无关世人；观众们尽可嚷着退票，而跳舞的女伶，却得舔着伤口，退缩到世情冷落的墙角里去。她做了手术；生命中最重要的也最为珍视的一面从此破碎了。
真是史无前例的讽刺。
作为失败者的我，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中央，黑暗的大背景下，感觉自己就像那条被抛弃的狗，那个艺术生命被宣判死刑的女人，那个与我遭受同样不公正的、被弃置的陌生个体。精美的瓷器碎落一地，即将实现的梦成了被嘲笑、被扫地出门的垃圾。我不知该向何处乞求怜悯。口口声声说着“公正”和“稳定”的上帝哪里去了？它拯救不了我。当我呼唤着它，企求从过往的荣耀中寻求平衡时，它却狠狠地将我的自尊践踏在地。羞辱的痛楚使人清醒。睁开眼睛看看吧，是的，我顺服于规则，却被规则所背叛。铁的规则面前，我似乎已没有了尊严。
我那可怜的尊严哟！只要我一息尚存，就会为它不惜一切。
从那一刻起，我开始强烈地感到世界上存在一种称之为命运的东西。一如绵绵不尽地消逝在我们身后的光阴。注定的结局，一如时光流逝，无可挽回。
三年之前，我被一所著名的重点高中录取，开始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体制内生涯。那时我不以为我失去了自由。我遵守规则，顺理成章地付出和收获，满足于所取得的一切琐碎的成就。同时，我晓得如何在体制外寻找乐趣，将个人自由与枯燥的学习达成平衡。我以为这就是生活，底线之内，天空之下，简单而透明。
三年后的我最终发现了自己的愚蠢。没错，我缺少的不是智力，而是自知之明。命运可没有那么简单！茫茫黑暗之中，它自有神秘的触发点，绝非理性可以确知。而我却忽略了它的存在，把一切都看得理所当然。别天真啦，生活是没有理所当然这回事的。一切都有可能，前一秒真实可感的存在亦会在下一秒化为虚无，坠入死亡迷阵边缘一无所有的深渊。
那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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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风雨 3（1）
几天后我与阿苗一起去学校拿成绩。
由于学校宿位紧张，不少人在附近租房，以免把宝贵的大好青春浪费在一早一晚的交通堵塞之中。这反过来加重了学校周边交通之拥堵、空气之污染、房价之高涨，等等，证实了居住条件愈差而人口愈密的悖论——这学校的魅力可见一斑。我家也概莫能外。我住在学校十五分钟步行路程半径之内的小区，横过两次马路，向南百米不到便是校门。校园里平时曲径通幽、风景旖旎，但到高峰时期人流拥挤，高中教学楼又在校园的最远端。这时候你就得做好百米冲刺的准备：远远听见甜腻刺耳的预备铃声响起，便将书包当盾牌，拨开人群一口气直奔五楼的高三教室。没进教室门口，便能感受到高三与其他年级的强烈对比：那种不同寻常的宁静、肃穆、死气沉沉，铃声听起来也宛如哀乐。于是我深吸一口气，瞟一眼巡逻到后排的班主任和讲台上主持自习的课代表，故作镇定地溜进教室。世界静止了。又是新的一天，毫无察觉的人们生活在静止的时间里，除了计算倒计时牌上的日子和老师力嘱要关心的、可能与考题有关的时事，他们对一切漠然处之。一切没有任何改变。
“所以说嘛，离得越近的人越爱迟到。”阿苗曾若无其事地总结。
“我这是卡点——这叫准时懂不懂！”
“准时……好吧，子渊，我知道你。”她伸出一根手指，使劲点着我的额头。她有一双会画画的手，颀长而有力，指尖在耀眼的阳光下白得透明。“你总能准确把握界限或临界点这一类的东西。你知道底线，从不过度。而我佩服你的正是这一点。”
“而我只是个不成功的理科生。临界点之类，不过是力学、电磁学做多了的条件反射。”
阿苗笑了笑：“我可不这么想。”
正话反说。高三下学期，为避开临街房子一早一晚的噪音，我们搬去了另一处公寓。仍然是步行十分钟的路程，却在学校另一个方向。每到晚饭后，我习惯性地打开窗户，满满的、奇异的安静随着徐徐的夜风涌进来。我甚至有点怀念原来那浑浊的市声，从热得发干的沥青地面蒸上来，一直浮上天空，到达十一层的窗口。母亲说这里很好，闹中取静，可谓高三复习宝地。我却像一只认屋的猫，闻着房间里冷冰冰的气味，对一切只感到陌生。
惟一的好处是与阿苗家顺路。最后那个学期，我们常一起回家，经过两个书报亭、一座天桥、一个小书店。她把我送到门口，再走余下那段路——她家离学校也只有二十分钟的路程。作业不太多的时候（“不太多”是个模糊数词，要据实际情况而定），我们会在书报亭的漫画摊前流连半晌，或者在门口的小书店里消磨一阵。那地方相当不错。我在那儿弄到过几本好书——罗念生译的《希腊戏剧集》《人间词话》《达？芬奇画传》和埃舍尔的版画册。后者我基本是站在那里看完的——又贵又沉，弄回家可不容易。后来阿苗跟我凑钱买下了那本书，一直放在她家。其余我买下而又不敢带回家的书（我妈有课外书侦查灵敏计）也依此法办理。除此之外，那家店还卖海报和做工精致的画框，按不同尺寸收钱。我买过一幅小小的《日落大道》，直升机上升的象征性镜头中暗藏着一个女性悲伤的侧面，背后是一抹血红的残阳。我把它摆在窗台上，早晚开窗，很快落了一层细细的灰尘，夕阳的背景也失去了光亮。 txt小说上传分享
暴风雨 3（2）
“放学路上”这四个字所涵盖的一切，又是何等的奢侈啊——尤其对一个高三学生而言。
如此看来，高三也可称得上有它的快乐之处，只要一切都在正常运转中，整台机器依旧吱嘎作响地转动，我们这些流水线工人就乐得安其本分。我们看书、写字、做习题集、抄笔记、分析试卷、总结题型，用红色水笔订正蓝色水笔批注，每天一小考、每月一大考，写个人总结、写每月期望，按照忽悠人的励志书籍的说法把这些傻乎乎的期望贴在墙上（不知多少人一边看着一边傻笑呢——每当有人慷慨激昂地谈起进步动力之类，我心里总是这么想。然则这些恶毒讽刺什么的，还是收起来为好）。
而放学路上是另一个天地，一个短暂而美好的间歇。我们听音乐看野猫吃路边的烤串看新到的漫画和书嘲笑路人和呆傻的广告牌。生活的妙处储存在一点一滴的细节里，像岁月在皮肤上刻下的皱褶，像光碟上一圈圈的波纹。十分钟的路拉长到半个小时，半小时里，可以把那些“正事”一脚踹开无所顾及。我们讨论漫展，新出的碟子，华星的半价电影票，地坛书市，紫竹院的樱花。那一天路边开了一株艳红的梅花，在灰暗的街道上煞是醒目。阿苗拿了我的手机拍下来。那可怜的手机存了不少零碎照片，却被我丢了USB线，没有一张照片被存进电脑。照片们便一直安静地躺在那里，像穿越了时空的木乃伊。然后我们分别回家，重复一模一样的循环：看书，写字，做习题集，抄笔记，分析试卷，总结题型……十二点前我关掉灯，月光照在整理好的书包上，书包里安静地躺着做过的卷子、整理好的笔记、白纸上红与黑的批注。我对笔的颜色、笔芯的粗细、纸的质量这一类事情一直很挑剔。既然已经对生活的重大使命心安理得，我们能作的选择，不过是细微的调整而已。这样严密的审视之下，每一笔一画的书写都显得意义非常。
“瞧，槐花都开了呢！”
被阿苗的感叹拉回现实，我抬起头，视线略微迟疑地扫过一树米白色的花朵，随即融入人群，随波逐流。无数熟悉或不熟悉的身影从面前闪过，线条简洁明晰，人物表情模糊，好像一台木偶剧。然而有一样是不用辨识的，那就是人们的兴奋：那玩意儿不仅写在他们脸上，简直灌满了他们全身，像融化了一半的冰淇淋从蛋卷边缘满溢出来。浮动的槐花香提示着六月的降临，校园里充满了饱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