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降临，校园里充满了饱满的、狂喜的、丰收麦田一样的气息。这种味道原来的确存在的啊！风的味道如此甜美，而我心里盛满哀伤。我不能说话，空气割裂我的嗓子，我的声音。这是胜利者的狂欢，不属于我。
阿苗不再说话，默默走在我的身边。教学楼前碰见两个同班女生，停下来寒暄了几句，我夸奖了她们一模一样的（一起在西单买的）衬衫。在去教室的路上，我遇见许多人，个个喜形于色，笑逐颜开，桃花回暖，春意盎然。我机械地跟他们一一打了招呼，说话时大脑处于休眠状态，完全忘了自己说了什么。可以预见的是，他们能够分辨这种异样——不，不用他们分辨，也不必你亲自站出来，分数这种事情早就该传得满大街都是了。现实总是这样残酷。你忘了吗？每一次期中期末大考，考场座位都是按照年级名次排的。人们个个聪明绝顶，对客观事件的进展一目了然，只不过刻意回避这些话题罢了。
暴风雨 3（3）
走到办公室门口时我朝里望了一眼。许多人都在那里，一面等待，一面若无其事地说笑或沉默。但无论从总体，还是从班主任的表情看来，都是喜多于忧。我安静地排到队尾。阿苗看了我一眼。
“拿你那份去吧，”我清了清嗓子，对她说，“一会儿老地方见。”
她离开了，我再次独自一人。在此期间我保持微笑，挂出一副不可侵犯的和谐表情，跟每个见到的人点头问好。但我心底清楚，这次拿到的结果可不是电波里那一串语焉不详的符号。它是白纸黑字的官方纪录，不可更改的威严，每一个人命运的最终判决。是的，你早已知道结果，却仍要面不改色地伸出手去，接住命运。
班主任是个娇小圆润、永远笑眯眯的女人，嗓音像笑容一样甜美，讲起化学题都有诗朗诵一般的声音。跟很多同学一样，我对她的声音异常崇拜。上次新年联欢会，她还唱过一首李叔同的《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海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股浊酒须尽欢今宵别梦寒
恍惚间耳边响起纯净的音乐。班主任的笑脸慢慢放大，我愣了一下才猛醒过来。她用亲切甜美的声音叫了我的名字，一切并无异样。
“子渊啊，这一份是你的。”她把印有我名字的信封递过来，我便低下头去，伸手拿着，不敢看信封上油印的自己的名字。旁边一开始就盘算着打球游泳逛街打游戏的人走得差不多了。办公室里人烟寥落，我站在那里，像一具专门供人研究的标本，空气中浮满意味不明的抽象符号。外面隐隐传来嬉闹声。班主任当然知道我的成绩——她早就知道。真像是拍电影，that’s typical，我心想。
“你的事我知道了。”班主任起身，温柔地把手搭在我的肩上，温柔地说：“一定是意外吧，发挥失常。我理解你。”
家长也是这么说的。瞧，这种时候所有人都理解我。但我宁可相信他们说的是真话——对于其他人，我可不敢作类似的保证。
“这种事情偶尔也会发生，即使对最优秀的学生而言……”她温柔地继续。
偶尔。统计范围是整个人群，我未能幸免。
“别太伤心，先冷静下来，观察下其他学校的分数线再作打算。”
我想我是冷静过头了。这一刻的置身事外之感使我甚至忽略了羞耻的存在。半小时里我一句话也没说，安静地聆听安静地点头微笑安静地接过她递给我的本校复读班广告（上书“专收高分落榜生”，传说中师资一流，名满天下，考回名校率百分之百），然后安静地离开。我一手拿信封，一手插在口袋里，走到楼梯口，见四下无人，才把那张纸狠狠捏成一团弹进垃圾箱。
我在六楼的文科班门口与阿苗会合。教室里空空荡荡，没擦干净的黑板上花一道白一道，后面板报区满是涂鸦。阿苗搬了把椅子，高高地站在上面，捏了一支被染成粉色的白粉笔，一笔一划地在黑板画起画来。她先画了小鹿斑比——《圣诞夜惊魂》里的杰克，又开始画一串keroro军曹的头像。我看了一会儿，把书包扔到桌上，掏起水瓶，摘下眼镜，自顾自地喝起水来。平行的空间里一片模糊，表达着不知所以的异样效果。粉尘在整间教室里漂浮，传播着呛人的味道。我想起了春夏之交的杨树花；杨絮飘浮的季节早已过去了。
“可爱吗？”她歪过头，努力冲我笑了一笑。我同样艰难地笑了。大概是粉尘过敏的缘故，眼睛酸涩，视线开始漂移。黑板上的图像，连同周围的一切，模糊成一片五光十色的幻觉。
她扔下笔，走过来坐到我身边。我颤抖着，紧紧把住她的肩膀，像抓住那些转瞬即逝、不可复得的东西一样。那些彩色的幻觉，好像漂浮的氢气球，大盘数字，海面上的烟火，氤氲的烟圈，风吹过城市上空时的雨雾。我突然间哭出了声音。
阿苗后来评论，你哭的时候真是可怕。教室门还开着，楼道里可能有人也可能没人，但我没有管它。从这一刻起，我已经怀疑起自己所见所感的一切是否真实。不能用言语形容的羞耻感袭上心头，像毒瘾发作时来得那么猛烈，一万支针一齐扎进内心。我颤抖着抓住她的手，直到她白皙的手背上现出一道道红痕，泪水在她的夏季校服上洇湿一片。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才停下，抬头直视她的脸，她悲悯动人的眼睛，她掌背的红印正在飞快地褪去。温暖随之消逝。在潮热的夏季里我感到刺骨的冷，从每一个毛孔渗入体内。我感到自己是一个快要在冰冷的深水中溺死的人，企图寻找一块漂浮的木板，却没有抓住。
失败者。
我最终放了手。放开了她，干坐着发怔。
“哭够了吗？”
她拍拍我，像拍一只小猫。干得好！就该这么对待一个倒霉蛋。
我不答话，起身去了洗手间，用冷水拍了脸。镜子里的人眼睛浮肿，面目可憎，简直不敢相认。我盯了自己十五秒，猛地将一捧冰冷的水泼向镜中人的眼睛。阿苗站在门口，异常冷静地看着我。
“好啦好啦，别这样。”
她终于看不下去，把我拖了出去。我挣扎了一下，没有反抗。我挣扎过、反抗过却失败了。我不无讽刺意味地想到，这确是我三年来应得的结局。
“咱们回去吧。”
“嗯。”
我不愿默认，却被拖回了回家的那条路。路上没有野猫没有花朵没有新书没有音乐没有湛蓝的天空。什么都没有。一切都失去了色彩。一切开始了；一切尚未开始又结束了。
。。
暴风雨 4（1）
我是为劝说而来。老米说。
劝说？一个倒霉蛋才不需要什么劝说。
在更具弹性的领域内，小如家庭矛盾，大至国策方针，劝说（或者“游说”）这一技巧可谓大当其道。但对于考砸，这一混账的既成事实，劝说有什么用呢？它或许能缓解一时的悲哀；但从理性的角度而言，一切分担悲哀的举动都是徒劳的。即使完全出于好意。
我只是奇怪老米怎么知道。几天以来，问分数的短信一律不回，熟人电话一律不接。我拒绝透露一切，在铺天盖地的信息交流中将自己与外界隔绝。录取工作刚刚展开，正是众人怀着激动心情享受秋收硕果的时刻。惟有我，这一刻，我不存在于这个世界。我最好消失掉。这是我可怜的仅剩的自由。
“知道就是知道了。不来安慰一下，太不够朋友了吧。”
安慰！劝说，安慰，怜悯。我厌烦地把头扭过去，固执地像一只拒绝尝试新口味罐头的猫。这一套真叫人厌倦。
“我知道你，子渊，”老米说着，习惯性地打了个响指，发布他对我的性格鉴定，“你不屑于他人的怜悯。但理性的劝告，你还是听得进去，是吧？”
我狐疑地看着他。喂，你所谓的理性究竟能起多大作用？理性是相对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论系统。此刻的我听不进太多布道式的宣讲，悲哀多半已被麻木取代。不，我不愿提及此事，让它下沉吧，一直沉入记忆底层，沉入冰封的黑暗海底。让我埋葬它吧，不然它将成为自己的掘墓人。
“你在怀疑。但事实如此。”
他的话重又挑起了我的愤怒：“我知道事实。你们永远会说，‘这是偶然’，‘这是没办法的’，我不该抱怨，只能顺从天命！我告诉你，这全是屁话！我早就受够了这一套虚伪的慰问，简直叫人恶心。如果你想说这些，请趁早闭嘴。”
老米扑哧一声乐了：“子渊你想必知道斯多葛派的论点。”
“希腊，还是罗马？”
“呃——除却对政治生活的论点，其余倒差不多。”
“与宇宙和谐一致的理性象征着人类的最高美德，因此要尽可能平静而快乐地顺从天命——我告诉你，这是谎话，”我把一本书重重拍到桌上，是本毫不相干的《解析几何精选习题全解》，“决定论这一套，不过是骗人各安其命罢了，使得多么残酷的统治，他们都可以忍受。但是我不承认。这些话尽可以跟斯巴达克斯古罗马的奴隶起义领袖。曾带领角斗士组成的奴隶部队多次战胜罗马大军。公元前71年起义被*。的奴隶主去说。”
“我也不相信啊。不过这种论调，在某些时候总是有好处的，当你意识到自己没有办法改变命运的时候……”
“不，我……”
我下意识地住了口。说大话不能没有底线。我的确无法改变命运啊！可怜吗？也许大家都是一样吧，抱着这样残缺的希望自我安慰，总要比坐井观天式的吁叹好上许多。
“是的，”我叹了口气改口说，“我无法改变命运。我只是个被命运抛弃的倒霉家伙。”
“你这是自暴自弃。”
“我没有。我只是在陈述事实。”
“这不是事实。”老米提高了声音，“子渊你说，高中三年，你就没有过梦想吗？哪怕最幼稚的那些？——如果不是为此，你这三年是为了什么？高三是为了什么？”
我没有说话。
如果说一切都需要一个目的，那么对我这样散漫、无拘无束的人，终极目的便是自由。然而整整三年，我被困在了这个浅薄的悖论中：要得到长远的自由，必须牺牲眼前的自由。不是吗？你把看闲书的时间换了做题时间，你选择理科来换取更广的选择面，为了期许中的“将来”，你一路放弃，且心甘情愿。想象中的自由是高原上空气稀薄的风景，想飞时只需仰望天空，便能与金灿灿的太阳和蓝得耀眼的广阔世界相逢。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暴风雨 4（2）
如今怎么样呢？失败者不配谈论自由，给予他/她的只有锁链。
一股森凉的空气透过后背，我坐直了身体。
“我有过的。”我说。
比如考上N大的心理学专业。比如在某个岛国阴雨连绵的小镇上住过三年或五年。比如与阿苗、艾叶、莱卡一起去欧洲旅行，在日内瓦湖上划船唱歌；或者不必去那么远，只需去香山或紫竹院，一样可以唱歌欢笑。比如学习一首意大利语歌曲并在完全不懂意大利语的情况下把它录制下来作为某人的生日礼物。比如用彩色铅笔精心绘制一张节日卡片。比如为了某本书或某张碟找遍半个北京市最后在某小店角落里发现的那种欣喜。比如一场几个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