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干吗不呢？
在以后的纸页上，摘录着一些古人的诗词，大多是比较通俗的作品。作为非中文专业人士，笔者以自己的理解或自认为尚属合理的“歪曲”，把它们串起来，给那些像自己一样的，平日在闹市中俯首耕田忙于赚钱但仍执意保守些雅趣的人随意浏览。
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不如从笔者时而冒出的这样一种感觉谈起。每当身陷书店那纵横交错的管理类书籍大阵仗中时；每当翻开一本没有一句通顺中国话的大部头译作时；每当眼睛扫过那些排列着大ABC、小123的目录时；每当好不容易读完一篇管理学论文，刚想喘口气，却发现正文后边还有128个注释时；每当硬着头皮读完那些注释，却意识到那里有的信息远比正文还重要时——竟然不由自主地开始怀念大学宿舍上下铺点上夹子灯读诗的时代。
其实，读诗也不光是为了满足一种怀旧的情绪。小诗、小故事、小笔记一类的“迷你文学”（你可以给它更正式的称谓）本来就是华夏文明里极有特色的一部分。诸子百家的年代开始，就是这样。
从这里开始分析，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那就是中国历史中诗人、哲学家和政治家都是同样的人——不像现在，谁是诗人、谁是哲学家、谁是政治家，大多有专业的分工。因而古人写诗更重要的是表达自己在政治立场或哲学上的见解。文学评论家不大看得上的一些作品，有时偏偏包含着十分精湛的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见识。这些见识与诸子百家是相通的，和现代工商管理研究中的很多要点也是相通的。小诗行里有大道理。
20世纪80年代，笔者在夏威夷大学学习，导师是一位德国人，法兰克福学派的弟子。有一次，他在课堂上比较东西方哲学，大意是说：德国人做的是知识分子哲学，耗尽毕生精力搭建一个系统，像埃及金字塔一样巨大辉煌；但也有时已经到了完工典礼，才有同行发现这座金字塔竟然倒悬于空中、塔尖朝下、没有基座。而东方人的哲学则是平民哲学，讲究的是营造一个环境；因而一本书左看也行，右看也行，倒着看也行，跳着看也行；这就如同游水，读者只需纵身一跃，而后随波逐流即可。“从《老子》（《道德经》在西方的通常译名）到“小红书”（西方人对《毛主席语录》的叫法），都是这样。”
20世纪90年代，笔者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学习，开始阅读黄仁宇先生的论史杂文。至今记得在比较《论语》和《孟子》的异同时，黄先生特别注意到孔子边教学生道德、边提倡“随心所欲”的作法。在春天的河边，师生聚在一团，一边洗澡一边歌唱，乐呵呵的。这样的学习经验的确有如一种读诗式的精神体验，说不定孔子和他的学生们唱的就是《诗经》呢。
其实，现实的经济生活本身就是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界，充满了创业、守业、征伐、陷落的故事，也从不缺少英雄、美女、君子、小人的传奇。当我们以旁观者的身份发表学术论文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按照“建造金字塔”的规范来作文章，来进行客观描述或缜密推断。但是在切身参与它的时候，我们实在无须有太多的顾虑，干吗不生活得更优美、更性情一些呢？
在得意扬扬的时候，你尽可以一边喝着酒一边高唱“大风起兮云飞扬”（刘邦·大风歌），还是让你的副手去跟迈克尔·波特纠缠“竞争五力论”吧。
在事业受挫的时候，与其纠缠到底是谁出的错，倒不如先对自己说“眼前多少难甘事，自古男儿当自强”（李咸用·送人）。
在男女之情一时放不下的时候，或许你还会想起那句古话“若学多情寻往事，人间何处不伤神”（白居易·和友人洛中春感）。
在策划下一轮商战直至深夜的时候，不妨走到写字楼的窗口，望着灯火闪烁的地平线，沉吟一句“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李白·上李邕）。
况且，在如今的商业竞争中，消费者和投资者所欣赏的不只是新技术和好业绩，还有出人意表的匠心和魅力。与其把生意（和生意人的生活）做得（和活得）像一本600页的MBA教材，干吗不把日子过得像诗词那样或精致优美或畅快淋漓呢？
张晓刚
200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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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送老板到深渊
有一首诗好像是半开玩笑地为唐玄宗辩护，说当时天下太平，皇帝没什么事好做，只好去声色犬马：
丹雘苍苍簇背山，路尘应满旧帘间。
玄宗不是偏行乐，只为当时四海闲。
（薛能·过骊山）
其实，所谓天下太平，只不过是皇帝所信任的那几个人——从李林甫、高力士到杨国忠、安禄山——每天想要让大领导听到的话。
更进一步说，虽然一开始的确是皇帝自己想要放松放松，但经过那几个人为他掩盖下情，为他驱赶忠臣（如张九龄），为他安排女人，“以百口百心之谗谄，蔽两目两耳之聪明”，到后来，大唐帝国的CEO竟除了“放松”之外什么都不做，也不会做了。
唐廷里那些放松的游戏，从唐宋诗词里已可想见，如“万国笙歌醉太平，倚天楼殿月分明”（杜牧·过华清宫绝句三首），“当时国色并春色，尽在君王顾盼中”（张愈·游骊山）等等。不过最不留情的形容，大概还要数李清照的“姓名谁复知安史？健儿猛将安眠死”（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二首），满朝文武，都被迷魂汤灌醉了。
然而，1200多年过去了，在我们的社会上，尤其企业里，也还会见到像李林甫、高力士那样出于各种目的（或无目的），以“不给领导找麻烦”和“让领导开开心心”为职守的人。像他们那样“曲道事君”，其实都是在混淆老板的视听，敷衍他的事业，引他踏着飘飘然的步子走向深渊。
《财富》杂志专栏作家Stanley Bing曾撰文将CEO比作封闭在父母溺爱中的儿童，并列举了他们和受溺爱儿童的各项共性：他们都被尊为宇宙中心；他们说起话来语无伦次，而溺爱者却毫不介意；他们的兴趣变幻频繁，溺爱者则只管为他们更换玩具；不管他们的情绪如何波动，溺爱者都会小心侍奉；公司的一切议程都必须按照他们的饮食起居来安排，而且他们的“灵机一动”还要经常打乱别人的饮食起居等等。这一方面是在批评某些CEO牛气哄哄的做派，另一方面也在批评美国企业的流行文化。
唐玄宗就是在自己团队的“溺爱”下，由一位从危机中崛起的盛世君主，在心理上变成了襁褓中的婴儿的。
于是，在我们周围，在那些昏庸*者把持下的企业和单位中，总有一批嬉皮笑脸、点头哈腰的人成天围绕在老板身边，生怕“昏君”哪一天有所醒悟似的。上天给他们的使命，就是护送自己的老板一刻不停地走向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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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城里的鬼屋
通常，最显示中国诗词优势的，是篇幅短小、意思凝练、愈咀嚼愈有味的那种。不过，有些事只用几句话还不足以说清楚，于是白居易就发明了像写文章那样写诗的办法。他曾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精彩的例子：
长安多大宅，列在街西东。
往往朱门内，房廊相对空。
枭鸣松桂树，狐藏兰菊丛。
苍苔黄叶地，日暮多旋风。
……
这是在向人们讲述一段来自首都长安的真实故事。当时，长安城有很多豪宅“闹鬼”，接二连三为主人招致灾祸：
前主为将相，得罪窜巴庸。
后主为公卿，寝疾殁其中。
连延四五主，殃祸继相锺。
自从十年来，不利主人翁。
……
事情一旦传出，坊间自然议论纷纷，称那些宅第为“凶宅”：久而久之，竟再没有人敢搬进那些荒废院落居住了：
风雨坏檐隙，蛇鼠穿墙墉。
人疑不敢买，日毁土木功。
……
“唉，这是从何说起啊？”诗人不禁摇头长叹：“灾难的根源难道是房子吗？还是让我来告诉你们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吧！”
嗟嗟俗人心，甚矣其愚蒙。
但恐灾将至，不思祸所从。
我今题此诗，欲悟迷者胸。
……
成功人士之所以成功，因为处在职业生涯的巅峰。不过既然称之为巅峰，也就意味着并非常态。人要想维持自己的非常态可太不容易了，因为财力渐蚀、势力渐损、心理膨胀、寿命却有限。这四个方面的问题，就像盗贼一样昼夜不停地向人发起进攻，又有什么办法能躲得过去？
凡为大官人，年禄多高崇。
权重持难久，位高势易穷。
骄者物之盈，老者数之终。
四者如盗寇，日夜来相攻。
……
接着，诗人开始援引历史教训：周朝、秦朝其实大致从同一个地方兴起，但为什么一个国祚绵长达860多年，另一个却在10多年后就土崩瓦解？地理位置能用来解释如此悬殊的差异吗？
因小以明大，借家可喻邦。
周秦宅殽函，其宅非不同。
一兴八百年，一死望夷宫。
寄语家与国，人凶非宅凶。
（凶宅）
将文中引述各段连接起来，就是全诗。
周朝是中国远古由贵族集团实行文雅统治的时期，至少后代儒士愿意相信它是“郁郁乎文哉”的楷模。而靠暴力征服天下的秦朝，则完全没有道德基础。建立在反道德基础上的强悍和奢华，注定很快就导致自我败坏。
。。
空虚到头也是空虚
白居易写过两首关于房地产的长篇作品，一首题为《凶宅》，另一首题为《伤宅》。从题目看，都是不好的意思。不过这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倘若诗人再世，一定是对开发商的不遗余力的抨击者。其实两首诗全都没有反对豪华地产、谴责开发商的意思，而重点则是讨论那些豪华地产的占有者们应遵循怎样的生活态度。
正如在《伤宅》里表达的，诗人对豪华地产之豪华并不是没有艳羡，比如：
谁家起甲第，朱门大道边。
丰屋中栉比，高墙外回环。
累累六七堂，栋宇相连延。
一堂费百万，郁郁起青烟。
……
这是过路人从外边看到的景象：就像北京的一些旧时王府，院墙几乎就能占半条胡同。从院墙里层叠而出的屋脊，几乎高出老百姓家的正房半层楼那么高，着实气派。然而，豪华的还不仅仅是外观：
洞房温且清，寒暑不能干。
高堂虚且窘，坐卧见南山。
绕廊紫藤架，夹砌红药栏。
攀枝摘樱桃，带花移牡丹。
……
这等景象，足以被当今那些附庸中产情趣的时尚杂志作为经典园林加以介绍。然而，住在这么大的宅院、这么漂亮的园林里边的，到底是什么人呢？
主人此中坐，十载为大官。
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
……
读到这里，不由得使人想起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是全诗的一个重要转折，但使用的文字比介绍外景、内景的都要少。或许诗人觉得，倘若要用更多的文字，也应用在其他地方：
谁能将我语，问尔骨肉间：
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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