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明明知道去边疆要吃苦，但还是选择要去：
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
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
（王维·少年行）
有人宁愿一辈子镇守边疆，连生命都可不顾：
汉家旌帜满阴山，不遣胡儿匹马还。
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
（戴叔伦·塞上曲）
还有人说生命可以不顾，边疆的和平却一定要坚守：
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
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射天山。
（李益·塞下曲）
其实，有唐一代，自唐玄宗往后，无所作为的统治者绝非少数，中央政府也时常处于国库匮乏、兵力不够的尴尬境地。倒是唐朝的那种英雄文化，让这个政权在持续不断的战争中挣扎着维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如何把一场变革坚持下来，并让它演化出一套新的文化甚至新的制度？人类文明虽有数千年历史，在这方面积累的经验，却其实非常有限。如何把大变革期间脱颖而出的企业经过一代一代的董事会和CEO发展下去，中国内地的经验现在还几乎是零。中国的改革开放仅有30年，很多一度发展势头良好、赚钱赚得就像过节一样的国企和民企，很快就都遇到了发展停滞的问题。
所以说，当新的制度空间业已开辟、企业不再被日常生计所困扰的时候，企业家面临的才是最艰难、最严峻的选择——怎样避免金陵六朝那样竞相衰败的厄运？怎样开创和维系盛唐时代那种英雄辈出的文化？
在参加高层庆功会、成就报告会的时候，在与各行各业成功人士一起出席传媒秀的时候，在出入社会上声色犬马场所的时候，在对下属指手画脚的时候，在任何摇头晃脑、感觉良好的时候，都不妨先环顾四周——有没有唐朝勇士般的队伍在守卫你的基业？
倘若没有，不如作罢。
小道与大道
*过来的人大概还记得，当时的某位政治人物给自己起的名字（不是本名），取自唐人一首著名的科举应试诗，作者钱起：
……
流水传潇浦，悲风过洞庭。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省试湘灵鼓瑟）
湘灵这一典故，取自远古时湘妃的悲剧神话。此诗最后两句，据说还是“鬼谣”。某天深夜，钱起听到院子里传来一个声音。等他跑出去看时，院里竟空无一人。不过他还是把这两句抄录了下来，没想到后来赶考，竟然还用上了。这个故事是由钱起的弟弟最先说出来的，或许是为了吹嘘哥哥的文才。
如果没有钱起的典故，人们对彼人的名字也不会有那么多议论。要知道唐诗里杰出意境比比皆是，为什么偏偏对这两句如此热衷？作为个人兴趣，人们也没有什么好评说的。可假如一位政治人物，或一家公众企业，故意去追求这种半实半虚的效果，甚至还请专职或业余的公关人员（比如钱起弟弟）制造一些半玄半鬼的故事，就未免让人感到心里“发毛”。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互联网泡沫的年代，众多公司玩弄的种种时空错乱、光怪陆离的营销把戏，不但没能为它们赢得更多的支持和生意，反倒让人感觉不适。
它们有的非要把公司前厅装潢成东方迷宫或大型休闲场所，有的非要打通关系在天安门城楼上挂一次写着公司名字的大红灯笼，也不管城楼下的过客有谁能看得见。有的非要花重金包租协和式超音速客机举行投资分析师会议，目的是让自己的IPO（招股上市）能先声夺人。还有的搞促销活动就像奥斯卡颁奖大会，雇用影视、体育和媒体明星轮番捧场。
难道非要这样才能显示出创新精神吗？诚然，政治、经济都须创新，然而任何公众人物和机构都有一个社会形象的问题，在这上面最好不要有过分的追求，尤其要避免太造作、太铺张、太古怪、太脱离大众的动作。
在客户关系（投资者关系也包括在内）这个领域里，唯一的大道只有真诚。所有的形象创意，撇开了这个大道，就都是小道。小道不可做大道，不能老玩这个游戏，更不能一玩起来就产生自恋甚至一发不可收拾。
作为一个有抱负的人，钱起在少行旁门左道这一点上想得很明白。“湘灵鼓瑟”只能算是他的一篇非典型作品，读他的整部诗集，按照他自己的总结，“有寿亦将归象外，无诗兼不恋人间”（暇日览旧诗因以题咏），诗歌严肃地承载了诗人的对生命的体悟，在他的生活中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终归坚持了儒家的教养。
一个例子，就是钱起瞻仰好友王维旧居归来所写的诗——既没有神仙歌唱，也没有鬼魂说话，却体现出更多的真诚：
芍药花开出旧栏，春衫掩泪再来看。
主人不在花常在，更胜青松守岁寒。
（故王维右丞堂前芍药花开，悽然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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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忠诚
不论什么时候，一个社会、一个团体能否崇尚忠诚是关系到它能否持续发展的至关重要的问题。任何一家具有竞争性的企业，它的内部关系决不能仅仅是老板发话、雇员干活；它必须能够保证员工的相对忠诚。
早在1957年，当时几乎所有美国工人都抱着给大企业一辈子打工的梦想，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就预言：20年以后，企业组织将开始分化为少量通过信息技术参与管理的中坚分子，以及可按照业务特点而随时调整的一般员工。
所谓中坚分子，就是一批在企业组织的激励下把个人潜力发挥到极致的人。在1996年的一篇文章里，德鲁克这样写道：“组织不是一种工具，它可以是价值观的体现，或者是经营风格的标志”；“组织最主要的是社会性的、人文性的，因此，其目的必须是让人们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这些话，都是在暗示核心员工团队的精英化。
在唐朝初期，大概是由于统治者的清醒意识，在这方面经营得相当成功。每当说起唐诗的精神，后世评论家总要称赞那时的诗人洋溢理想、挥洒侠气，却好像不好意思说当时的体制提倡忠诚、崇尚功名，似乎那些都属于落后的东西，现在不宜再提倡了。但假如没有体制的作用，社会上哪会有那么强的一股精神？我们又哪会有“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王昌龄·出塞二首）那样的文学？世界上又哪会有大唐帝国？
什么“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王勃·杜少府之任蜀州）；什么“但令一顾重，不吝百身轻”（卢照邻·刘生）；什么“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什么“但令一被君王知，谁惮三边征战苦”（骆宾王·从军中行路难）——这些平常人、后世人都说不出来的“傻话”、“疯话”，不是因为政治风气使然，谁又会说的出来？
大唐帝国建立的初期，国家得以兴旺发展，就是得益于在社会上，首先是在精英阶层里重建忠诚。
在市场竞争残酷、企业调整频繁的时代，只要有可能，欧美雇主也还是要用心培养员工忠诚，以求依靠团队的热忱和进取突破困境，重振雄风。
1998年，在当时全美第三大雇主联合包裹服务公司（UPS）的*风潮刚刚平息之后，公司董事会主席兼CEO James Kelly就立即讲话，要在公司与员工之间重建“忠诚契约”，要点就是坚持公司创办人90年前立下的“立功者不下岗”的承诺。可见，即使是全球最大的企业，为了追求稳定发展，也不能忽略培养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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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武士
午饭后，办公室里某女同事大笑不止。有人问笑什么。女士答曰：“刚才上网，偶然看到正在评选的××男生。”“怎么样？”该女士一向为办公室内的风韵楷模，大家都想听听她的意见。“说他们是男人吧，完全不像小时候听说过的北方武士；说他们是女人呢，又比不上任何时候的我。”随后，办公室里一片寂然。
“魅力”泛滥却难以消受的现代中国，的确距离少年武士遍地走的古典中国太遥远了。
彼时的文化，充满了武士、侠士、猛士和既能自编自唱流行歌曲、又懂剑术的儒士。他们都是社会的活跃分子，喝起酒来纵论时政，挥笔写诗能征服无数女人（包括现代那些还识文断字的），朋友一场能把自己的钱包随手相送，翻身上马能直奔大漠，把敌人杀得血肉横飞。那种境界，诗人王维是如此形容的：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
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
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
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
（少年行）
平时*倜傥，甚至奢华、骄横，但战时英勇拼搏，将生死置之度外。
这里透出一股贵族气概。但在大唐帝国，挥洒着这种气概的群体，从今天的河北、山西到陕西、甘肃，覆盖了很大一片地域。这些北方少年是初唐民兵制的社会基础和人力资源，但其实只有极少人能享受到某些贵族待遇。他们在与草原部落的相处和竞争中长大，或者本身就是不久前才停下游牧的脚步转为农业耕作的草原部落的后代。“生长边城傍，出身事弓马”（李益·城傍少年）。他们的参加，为整个社会注入了英雄武士的文化。
这是诗人沈彬的描写：
重义轻生一剑知，白虹贯日报雠归。
片心惆怅清平世，酒市无人问布衣。
（结客少年场行）
这是李廓的刻画：
……
单于衣锦日行兵，阵头走马生擒得。
幽并少年不敢轻，虎狼窟里空手行。
（猛士行）
这是张祜的讴歌：
少年金紫就光辉，直指边城虎翼飞。
一卷旌收千骑虏，万全身出百重围。
（相和歌辞·从军行）
北方少年为守卫国家作出了杰出贡献。对他们武士精神的赞颂，还包括唐朝宰相张说写的那首别具一格的六言诗：
少年胆气凌云，共许骁雄出群。
匹马城南挑战，单刀蓟北从军。
一鼓鲜卑送款，五饵单于解纷。
誓欲成名报国，羞将开口论勋。
（破阵乐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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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法加诗歌
称李商隐、杜牧为“小李杜”，有其渊源。一来因为二位的姓氏，二来他们的诗词才华佼佼，三来各自的诗又对李白、杜甫均有继承。然而，从一个人身上明显看得出李白、杜甫两个人影子的，有评论家说，还要算是杜牧。
在个人事迹上，杜牧甚至要胜于李白。人们知道，李白的学问背景是“王霸之学”，用现在的话说，大致就是政府事务及国际关系专业。他的老师赵蕤是《长短经》的作者，专门研究谋略的。但李白自己的学业如何，实在没有很多现实的东西可以证明。
相形之下，青年杜牧简直就是一个社会科学的发烧友，对“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一概做过一番研究。他尤其热衷军事，认为“树立其国，灭亡其国，未始不由兵也”。于是他就成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为《孙子兵法》做过注且发表过军事论文的诗人。当然，曹操也曾为《孙子兵法》做注，也会写诗，但似乎没有人把他的身份定义为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