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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上成就，倒也不难理解。杜牧是京兆（首都）出生的世家子弟，祖父历任三朝宰相，还是《左传集解》的编纂者。可以说，大唐帝国有他家好几代人的心血。
具有这种家庭背景的人通常分化为两种：一种人爱享乐，把国家当作自己的床垫；另一种人富才气，而且将政治视为自己的爱情。杜公子应该算是第二种。
23岁上，杜牧曾写《阿房宫赋》（当然阿房宫的考古线索人们自可争论），仅最后几句便足以反映出其卓尔不群的见识：
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凭这一点，可以想见，此人的抱负绝不在从“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寄扬州韩绰判官）一类的短歌里寻找安慰，更不会成为甘心自我边缘化的小文人。正如“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清平调）一类的篇章，别人读起来好像娇艳欲滴、香气酥骨，实则不过是李太白挥手而就、信手拈来的小玩意儿，并非大体。
小文人热衷杜牧的小制作。其实，纵观他的全集，更多的作品是对秦政的抨击、对屈原的缅怀、对范蠡的景仰以及对贾谊的同情，无一不寄托着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因为，彼时的大唐帝国，深陷外族侵扰和藩镇反叛的困扰，正所谓“河湟非内地，安史有遗尘”（史将军二首）。
他数次写诗提到吐蕃占领下的河湟，比如“何当提笔侍巡狩，前驱白旆吊河湟？”（皇风），表示的是他想作为中央政府先遣使慰问当地民众的愿望；“听取满城歌舞曲，凉州声韵喜参差”（今皇帝陛下一诏征兵，不日功集，河涅诺郡，次第归降，臣获睹圣功辄献歌咏），记录的是收复失地后民众的欢庆景象。写得最“阳光”的是下面几句：
……
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
弦歌教燕赵，兰芷浴河湟。
腥膻一扫洒，凶狠皆披攘。
生人但眠食，寿域富农桑。
……
（郡斋独酌）
这是在沿用《离骚》一样的笔触（“兰芷”云云直接取自屈原的语汇），请求中央政府派他到安史之乱发难的燕赵之地重兴教化，或到河湟之地再传诗书以改善风气。
不幸的是，那时真的能把握自己命运的人少之又少。在一个自己将自己锁入困局的体制下，即便是出身显赫、少年科第、满腹才学的杜牧，也无法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当时，唐朝政坛上正在大搞路线斗争，牛党、李党两个小圈子彼此攻讦、相互倾轧，置国家大局于不顾，闹得乌烟瘴气。虽然据说杜牧与牛、李都有过交情，却因无心攀龙附凤，大半生都“沉埋下僚”。
“忽发狂言惊满座，两行红粉一时廻”（兵部尚书席上作）——杜牧的放浪形骸，堪比李白的醉生梦死，大概都源于他们郁积于心却永远无法实现的抱负。他们一声大喊，纵然可以在“高层派对”上把站在筵席两边的歌女惊得回过头来，但无论再怎么呼喊，也唤不醒那个弃他们于不顾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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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之道
唐诗里有一个现象，那就是很多诗都是文官写给武将的。有些可能是拍马屁的，但也有许多是出自真心；因为有的称赞的是不认识的人，有的甚至是为了纪念死者。
凡是真心而就的诗篇，都体现着一种文武之间精诚合作、辅佐国家的精神。这种精神从李白、杜甫的作品中就能看出来。到日趋动荡的晚唐，从“小李杜”的诗集里，也能找到不少这样的例子。在一次*藩镇叛乱的行动中，李商隐欢呼：
将军大旆扫狂童，诏选名贤赞武功。
暂逐虎牙临故绛，远含鸡舌过新丰。
鱼游沸鼎知无日，鸟覆危巢岂待风。
早勒勋庸燕石上，贮光纶綍汉廷中。
（行次昭应县道上，送户部李郎中充昭义攻讨）
所谓“虎牙”、“鸡舌”，都是借汉代官制指负责此项事务的唐朝将领和官员。“鱼游沸鼎”、“鸟覆危巢”是说叛军死期将至，平叛一定成功。“燕石”指汉朝大将窦宪出击匈奴，得胜后在燕然山刻石记功，而“纶綍”就是皇帝的诏书。
上边那首作品难懂，虽然不少选本也选了，总不如“相见时难别亦难”那么煽情。下边一首是杜牧的，写得更直接。那是为悼念阵亡将军作的：
将军独乘铁骢马，榆溪战中金仆姑。
死绥却是古来有，骁将自惊今日无。
青史文章争点笔，朱门歌舞笑捐躯。
谁知我亦轻生者，不得君王丈二殳。
（闻庆州赵纵使君与党项战中箭身死，辄书长句）
诗中的“金仆姑”指箭，“死绥”指贪生怕死者，“青史”“争点笔”是赞颂死者以英勇战死名垂青史，而“朱门”、“笑捐躯”则是谴责那些在国家危难时刻只顾寻欢作乐，甚至讪笑为国捐躯者的人。诗的最后两句说诗人自己也是性情中人，是为了正义不惜牺牲生命的人，恨只恨没有手执武器上阵杀敌的机会。此处的“殳”（音“书”）就是做兵器的长杖。
文人对武士如此热情讴歌，这在后来的时代里越来越少见。华夏民族似乎就此告别了文武并举的时代。倘若废了文武之后文人真的能顶起武夫的作用，或者即便顶不上，文人内部能精诚团结，一心为公，那也就算了。但事实上，即使朝廷标榜文治，文人自己也止不住地搞文人相轻。
再退一步，倘若文人相轻仅属历史，也就罢了，但不幸的是，直到现在，不论在高等院校还是在政府单位，同事之间相互轻视、彼此拆台的情况仍比比皆是。即使是企业，在不同的业务部门之间，比如在销售部门和研发部门之间，唐人那种发自内心的相互赞许也不是经常可以听到的。
值得注意的“一层人”
每当有忠臣的形象出现，他的背后总会闪现奸臣的黑影。南宋以后，每当人们谈起那些忠臣苦斗、惨烈献身的故事，难免想起另外一个人，把他揪出来痛骂一顿。那个人就是秦桧。
现在有人说秦桧的不“忠”都是后人栽赃的，那些事都是皇帝指使他做的，秦桧不过是“人在官场，身不由己”。其实，南宋当朝，人们就已经开始骂秦桧了。陆游有一首诗就是这样说的：
诸公可叹善谋身，误国当时岂一秦？
不望夷吾出江左，新亭对泣亦无人。
（追感往事）
诗的后两句借用王导的典故，意思是整个南宋朝廷惦记社稷江山的人其实没有几个。王导是东晋丞相，是当时最积极倡导恢复北方版图的官员。
而诗的头两句，则是一个勇敢的论断。所谓“一秦”，就是参与谋杀岳飞的秦桧。在写这首诗的时候，岳飞已*，秦桧也已死去。但陆游并没有简单地指他为奸臣，也没有仅仅指责他一个，而是批评朝廷里整整“一层人”。
陆游还有一首拿东晋和现实做比较的诗，里边提到了岳飞：
堂堂韩岳两骁将，驾驭可使复中原。
庙谋尚出王导下，顾用金陵为北门。
（感事）
这里说宋朝本来可凭借岳飞、韩世忠等忠臣恢复北方的地盘（姑且不论这种想法与现实是否有太大的距离），却白白丢失了大好机会。东晋时，王导退守南方，迁都金陵，已算失策；南宋竟将把金陵当作国家的北方门户，把首都迁到了比金陵还要往南的地方，则更是可悲。
在陆游看来，自从宋高宗决定把国都迁往杭州，帝国的雄心就已沦丧殆尽了：
鸡犬相闻三万里，迁都岂不有关中？
广陵南幸雄图尽，泪眼河山夕照红。
（感事）
还有一首诗的题目很长，是《夜读范至能〈揽辔录〉，言中原父老见使者多挥涕，感其事，作绝句》：
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
遗老不应知此恨，亦逢汉节泪沾衣。
作为被派往金国的使者，范成大（范至能）只说过那里的父老如何怀念北宋云云，而陆游却“借题发挥”，向满朝文武大喊：假如北方的老百姓知道你们是如何*忠臣的，又岂能仅仅是哭泣而已？
陆游的这些话，被后世评论家解为“慨叹朝臣苟且营私，无人忧念国事，风气委靡，东晋不如”，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陆游也是对制度进行抨击了（当然他不是政治学家，提不出替代方案）。看来在一个很压抑、很无奈的环境下，忠诚的定义其实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指向，不在于对谁听话，对谁服从，而在于是否替社会主持公道——在别人为了谋官、谋身而默不作声的时候，站出来指着制度的宫门大喊，抓住它的门环狠敲。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言论里屡屡出现的“一层人”的概念，比如“诸公”、“公卿”云云。生在现代社会的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大企业或地方政府被搞得乌烟瘴气、毫无生机的时候，原因也不仅仅在于一个差劲的老总，而在于整个高层团队没有一个有责任心、有真本事的人——安徽阜阳有过这种情况，湖南郴州也有过。
但这“一层人”是怎样聚集起来的？对于陆游（而且也对于很多现代人）来说，仍然是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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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马和瘦马
唐人画的马是肥马，屁股圆圆的，很*。但宋人画的马却瘦了下来，有诗为证：
一从云雾降天关，空尽先朝十二闲。
今日有谁怜瘦骨？夕阳沙岸影如山。
（龚开·瘦马图）
写这首诗的龚开就是宋代一位画家。所谓“十二闲”指的是皇宫的马厩，而且还说是“先朝”的马厩，言下之意大概是本朝的小日子困难得连马都没有（宋朝没有骑兵）。总之，一群无所事事的马，又闲又瘦，徘徊在夕阳西下的水岸——在这里人们的确能读出一层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意思。
古人说“马肥然后远能可至”，可见马是进取用的。然而宋人养马干什么？想想在当时的制度下，连进取的人都派不上用场，文的如范仲淹、苏舜钦，武的如岳飞、韩世忠，都是让朝廷用了两下子就给毁掉了，马又有何用？一个不思进取的制度，怪不得聚不起人才。所以也怪不得从这时起，连画家笔下的马也越画越瘦，瘦得根本无法进行战斗了。
这种差别并不仅仅见于唐宋。什么样的制度出什么样的人，从古到今都是如此。在*的时代，不重视经济发展，有真才实学的经济学家全国就那么几个，还经常要揪出来批斗。经济改革开始之后，几年功夫就出现了一大群青年经济学家。到现在市场经济大体成形，面向市场的咨询服务更是遍地开花。可见，没有制度的召唤就没有人才，即使有人才，也不知道该怎么用。一旦制度适宜，人才很快就会从四面八方涌来。
出于这样的经历，我们也就更加迷恋*的唐马（笔者甚至怀疑龚开的诗其实也暗示着一种对肥马的极为扭曲的迷恋），那是在披着霞光在春天的大草原上战罢归来的骑兵，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