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这样的经历，我们也就更加迷恋*的唐马（笔者甚至怀疑龚开的诗其实也暗示着一种对肥马的极为扭曲的迷恋），那是在披着霞光在春天的大草原上战罢归来的骑兵，象征着胜利与和平：
汉将归来虏塞空，旌旗初下玉关东。
高蹄战马三千匹，落日平原秋草中。
（戎昱·塞下曲）
把这首诗跟宋代画家的那首对比一下，你会发现虽然两首诗中都有落日，却只有宋诗里有那么巨大的一片阴影。
早知李靖是英雄
过去的文化有很多不平等的地方。比如当一个男人发现了英雄，或者为某青年后生指明了进取的方向，就会被称作伯乐，而假如一个女人做出了类似的事情，充其量只能被称作慧眼。
人们可以想想红拂女的故事：她本是隋朝大臣杨素的家奴（据说本姓张），见前来发表时局见解却遭到冷遇的李靖气概不凡，当晚以男装入李靖居所，告诉他隋朝已不可指望，随即结成夫妻去投靠后来建立唐朝的李氏父子。如此“私奔”叫做指点迷津也未尝不可。难怪在故事里李靖的形象一直未能鲜亮，尽管在现实中，他很会打仗，后来还成为军事名著《李卫公问对》中一直与唐太宗对话、探讨兵法的李卫公。
在万马齐喑的明清两季，社会精英备感压抑，于是红拂的故事广为流传。明朝大画家唐寅画过红拂女题材的画，然后又为自己的画题诗：
杨家红拂识英雄，着帽宵奔李卫公。
莫道英雄今没有，谁人看在眼睛中。
（题自画红拂妓卷）
当时的大文人（也是大画家、书法家）文徵明也曾为唐寅的红拂画卷题诗：
六如居士春风笔，写得娥眉妙有神。
展卷不禁双泪落，断肠原不为佳人。
（题唐六如画红拂妓）
其实，红拂女和李靖的故事，关键并非谁发现了谁、谁看中了谁。在现代社会中，经常也能听到有关谁谁谁“很有才”或者“有点小才气”的说法，说明人们并不是不能发现人才。问题是发现了人才之后如何做。是像对所有人说过的那样对他们不疼不痒地说“还是安心本职工作吧”？还是出于对人的关怀，同时也是出于对单位、对社会的责任，想想把他们用到哪里更能出效益？
就像我们从李靖的经历里看到的，要是没有他的参与，大唐帝国照样可以建立，可中华民族就再也不会有《李卫公问对》这份遗产了。不但李靖，后世的人们，都要感谢红拂姑娘——她不仅善于发现人才，而且还知道把这个人安插在哪里将会发挥出连他自己都想象不到的作用。
顺便提一句，在民国名将蔡锷将军（他的素质或许远远不止是将军）的追悼会上，人们看到他的仰慕者小凤仙送的一副挽联，上边竟赫然写着：“不幸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未能有机会像红拂女一样生活，在那个女人不能独闯天下的时代，曾经是多少中国女性暗自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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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的灵魂
一个体制是先缺人才而后走下坡路，还是先走下坡路再缺人才？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其实问题一定先出在人才上。人才的多寡，反映出体制容量，而体制容量狭窄，就一定会很快走下坡路，而且不可避免会在下坡路上一直走到底。
在清朝所谓的康乾盛世，红拂女的故事偏偏走红，似乎并非孤立现象。大概那时社会的敏感人士（叫才子佳人也罢）已开始觉出制度的沉闷就像天边的乌云，在生活的地平线上渐渐堆积起来。一些识文断字却扮演不了任何社会角色的女子，也愈发起劲地往红拂的故事里寄托自己的精神。满族女词人顾春写道：
世事多奇遇。快人心，天人合发，英雄侠女。阅世竟无如公者，决定终身出处。特特问，君家寓所。逆旅相依堪寄托，好夫妻，端合黄金铸。女萝草，附松树。尸居余气何须惧？问隋家，驱鱼祭獭，为谁辛苦？况是荒荒天下乱，仙李盘根结固。更无奈，杨花自舞。悔不当初从嫁与，岂留连，一妓凭君取。达人也，越公素。
（金缕曲·红拂）
从“尸居余气”到“盘根结固”，大概是词人设想的红拂女在李靖面前的一番表达，完全是一副指点江山、解读趋势的大口吻，透出很强的未来意识。
曹雪芹也托林妹妹之口赞叹红拂是充满自由精神的女中大丈夫，无视“权重京师”的杨素，而瞧上的竟然是在体制外飘荡的“穷措大”李靖：
长揖雄谈态自殊，美人巨眼识穷途。
尸居余气扬公幕，岂得羁縻女丈夫？
（红拂）
跟唐寅和文徵明的两首诗相比，顾春和曹雪芹的作品有一处明显的不同——都提到了“尸居余气”。这四个字是唐人话本里红拂亲口对李靖说的她对杨素的评价——灵魂上已是死人了，只不过剩一口气而已。在平日对宫廷政治有足够观察的红拂看来，“尸居余气”也是对一个行将灭亡的朝代的整体感觉——看起来庞大，却早已失去了活力。
这样的感觉，现代人也似曾相识：人才的流失是一个企业、一个产业走向衰败的最初征候。彼得·德鲁克说过，美国铁路部门从一战后便不再对青年工程师具有吸引力了，尽管当时从经营上还看不出什么问题。但到20年后二战结束，当其他产业迅猛发展起来，铁路的“尸居余气”却成定局，衰败已不可挽回了。
想想我们周围的企业或产业，是否也有这种迹象？依笔者所见，只要一个地方吸引不了最有才华、最具创造力的青年人（不论是土鳖还是海归），都难免闻得到一股“尸居余气”的味道。
鼻子不灵吗？问问隔壁办公桌的佳人，说不定她会给你决定一生的劝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