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坦普尔曾向他要求看看他自己从美洲写给托马斯·惠特利的一些信，在得到遗嘱执行人威廉·惠特利的允许后，拿走了一些信。由于1757年曾同船横渡大西洋的缘故，坦普尔认识富兰克林。
对惠特利的揭发，坦普尔的回答是，在他当初看过和取走的信中，并没有那些被公开的信件，只有他自己写给托马斯·惠特利的信。接下来，两个人通过报纸展开辩论。后来，坦普尔向惠特利挑战，然后两个人于12月11日在海德公园用枪和剑决斗了一番。结果是惠特利受了伤，而两人的仇怨并没有因为决斗而化解。
在这整个纠纷中，没有提到富兰克林的名字，富兰克林自己最初也保持沉默，因为他曾答应库辛，既不暴露信是从他这儿寄走的，也不把信是寄给库辛的秘密说出去。在惠特利和坦普尔决斗前后，富兰克林出城去了，直到事情发生过后才知道。当时，他“以为他们之间的问题已告结束，我仍然保持沉默，直到我闻知在惠特利先生恢复体力后，决斗可能还要进行一次，而惠特利先生正在逐渐康复。这时我认为该是我出来说话的时候了。由于这场纷争是因公众舆论而起，我就采取了能够平息公众舆论的最简捷途径”。
在圣诞节那天，他在《公众广告》报上刊登了一篇声明，说明那两人对此事一无所知，毫无干系，“是我一个人得到这些有关信件，并将他们转寄到波士顿的。惠特利先生不可能传递它们，因为这些信从来就不在他的手中；而出于同样的理由，坦普尔先生也不可能取走它们。”
1月5日，富兰克林写信给儿子说，他已经承认了寄出那些信件，对此“我们的朋友坦普尔先生没有介入。这就把一些指责吸引到我的头上了。但是随着我越来越老，我也越来越不在乎被指责，只要认为我做得对。而使一位蒙受了不白之冤，名誉受到损毁的朋友得到解脱，我感到欣慰”。同日，他在给库辛的信中写道：“把坦普尔先生从不应受到的、没有根据的指责中解救出来，一些人告诉我说，我承认弄到并寄走这些信是欠审慎的，因为当局会因此而不满。我并不为此有太多的忧虑，而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我必当承担后果”。
富兰克林的登报声明，只是自己个人承担了一切责任，对他得到这些信的来源和在波士顿的收信人，他一直严格保守秘密，在伦敦的哪三个人给了他这些信，时至今日仍然是一谜。因此，英国当局的怒火就一股脑地集中到他身上了。
1月8日下午，星期六，富兰克林得到通知说王室枢密院种植园事务贵族委员会准备在下个星期二倾听麻萨诸塞州议会关于要求撤除赫金森和奥利佛职务的请愿书。富兰克林马上通知了同为麻萨诸塞州议会代理人的阿瑟·李（当时他在巴斯）和麻萨诸塞州参事会代理人的博兰。博兰反对请律师帮助。
1月10日（星期一）下午，富兰克林接到通知说州长和首席检察官的代理人伊斯雷尔·莫杜特已受到召见以提出意见。富兰克林由此得知自己已被置于一个不利的地位上。
第二天，在举行听读会的科克皮特，比平时更多的贵族出席了会议，副检察长亚历山人·韦德伯恩出场为赫金森和奥利佛辩护。在宣读了麻萨诸塞州议会的请愿书以后，委员会指定由富兰克林提出论据。这时，富兰克林意识到自己已成为委员会的唯一攻击目标，便提出需要律师在场。这样，会议延期二个星期举行，各自散去做准备去了。
这时，听读会的事在伦敦已是满城风雨。各种各样的传闻在城里不胫而走，有的说，内阁和朝臣对富兰克林转寄信件之事极为恼怒；有的说有关方面在考虑逮捕富兰克林，没收他的文件，把他关入监狱，只不过是认为在听读会过后再采取行动更好；有的说，实际上，在麻萨诸塞州议会的请愿书在宣读之前，就已被决定弃置不论了，麻萨诸塞州议会将受到审查，而州长等人则将受到表彰。消息来源于何处，不得而知。
实际上，无论富兰克林和他的律师约翰·邓宁——前检察长和约翰·李——后来的检察长如何努力，也扭转不了在贵族委员会前辩论时的逆境。因不富兰克林已经承认了自己转寄那些信件的事实，又拒绝披露其过程，他只能忍受韦德伯恩对此进行的一切指责。此外，这次会议是英国当局蓄意安排的，从选择了副检察长来为赫金森和奥利佛辩论这一事实本身就可以看出内阁的意图。况且，韦德伯恩在俄亥俄公司的问题上同希尔斯伯罗立场一致，坚决反对王室授予该公司土地，又同死去的托马斯·惠特利交情甚笃。关于这次听读会的安排，可以看作是英国当局的借题发挥，借机使他们头痛的富兰克林声名归地，来否定麻萨诸塞州议会的请愿书，最终达到打击北美殖民地反抗斗争的目的。就在等待第二次听读会召开的期间，波士顿又传来了新的毁茶事件的消息。
1月29日，听读会按时召开。在枢密院的会议室里，委员会的委员们在一张长桌前就座，会议主席高尔坐在桌子的首席。旁听席不设座位，旁听者只能站着。旁听席中，纽约州代理埃德蒙·柏克站在主席座位旁的椅子后面，和他在街上相遇后结伴而来的普利斯特里站在他下首的一把椅子后面。姗姗来迟的诺思本人站在普利斯特里对面的椅子后面。其他与会者和旁听者把房间挤得满满的。“所有的朝臣都得到了邀请，如同出席一个招待会。在一大群听众之外，不少于35名的枢密院成员在任何场合都从来没有如此神气”。
在将被征询的人中，韦德伯恩和莫杜特代表麻萨诸塞正副州长，博兰代表州参事会，富兰克林通过邓宁和约翰·李代表州议会。其他还有已被选定将接替富兰克林任麻萨诸塞代理人的弗吉尼亚的阿瑟·李，有曾代表坦普尔向惠特利挑战的南卡罗来纳的拉尔夫·伊泽德，有还未变成对革命的两面派的麻萨诸塞州的爱德华·班克罗夫特。富兰克林本人站在房间一头的壁炉左边，正对着长桌边的那群贵族。他偶而向人群中扫去几眼，看到了也在旁听席中的舍尔伯恩勋爵和年轻的杰里米·本泽德。他知道那是自己的朋友。
听读开始了。富兰克林写给达特茅斯的附有请愿书的信、请愿书、议会决议，最后还有那些信，一一地读了一遍。然后富兰克林的律师邓宁作了精彩的发言。他说，这不是一件法律诉讼案，也不是检举弹劾，州议会的决议和请愿书并没有提供证据，作为那个殖民地不满的证明，州议会只是诉诸英明和慈悲的国王，来请求恩惠即撤消州长们的职，以平息目前的不安定，恢复古老的和平与统一。
听到这里，韦德伯恩，站在主席右首的两名枢密院成员之间，开始为州长辩护了。他说，“这个问题之重要意义在于涉及王室有没有权力来雇佣一名忠实、坚定的佣仆来管理殖民地”。
他在叙述了州长们的施政经历后，说是议会自己的不轨行为招来了英国的军队，而不是州长的请求。而议会对州长的恶感应“归咎于富兰克林博士。所以富兰克林博士才是这场阴谋的第一策划人和主要的导演者”。
至于富兰克林如何得到那些信，韦德伯恩断定富兰克林是用卑鄙无耻的手段获得的，“除非他是从偷了那些信的人那里盗取的”，因而他希望委员会“给这个人打上印记，为了我们国家、欧洲乃至人类的荣誉。……他玷辱了社会和人的尊严”。他把富兰克林那篇为坦普尔和惠特利洗刷罪名的声明说成是“表达了最冷酷、最有意为之的恶意”。
然后，韦德伯恩攻击富兰克林“满脑子装的是‘伟大的美利坚共和国’的思想，所以他很容易滑向以一名独立的外国大臣的口气说话”，而一名外国大使是可能“贿赂一个恶棍去盗窃或出卖任何国家文件的”。他建议，对富兰克林“不论他在波士顿教了人们些什么，他至少在这儿是臣民，臣民伤害了另一臣民，就该负法律责任”。说到这里，韦德伯恩重重地捶了一下桌子。
他把富兰克林的目的说成是富兰克林和麻萨诸塞州议会互相利用，把对方当作工具，来弹劾州长，目的是自己当州长，是“希望自己能成为超过罗马皇帝的暴君”。
最后，韦德伯恩大肆颂扬了州长们一番后结束了自己的发言。
在将近一个小时的暴风骤雨般的攻讦诟骂中，68岁高龄的富兰克林戴着他那老式的假发，穿着曼彻斯特出产的带花纹的天鹅绒礼服，站在壁炉旁边一动不动，连脸上的表情都纹丝不动，目光中带着某种圣洁光彩的灰色眼睛迎着面前这些人满怀敌意的表情，听着委员会不仅不作丝毫征询和核查，反而以一阵阵掌声相应和，他的目光中只有冷静。他知道，在这样的情势下，抗辩是毫无意义的。他只能保持沉默。在当时，沉默似乎意味着认罪，但只有沉默，从长远看来，才有可能转化为二人中的强者。因为这时的沉默，也代表无言的蔑视。
即使是在当时，富兰克林最感忧虑的仍是英美关系的前途。2月15日，他给库辛写信时，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人们以为，在那种场合下我一定十分愤怒。……但真的，我为我个人而有的感受早已消融在我对公共事务的忧虑中。当我看到所有的请愿和怨忿对当局来说是如此可憎，而唯一传输它们的渠道也越来越受到破坏，我便不知道和平和统一该如何在帝国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保持下去或得到恢复。”
就是这样怀着为自己而感到的愤怒和为美洲而感到的绝望，富兰克林以其特有的精明和明智，听完了韦德伯恩的长篇攻击。
委员会的决议是立即向枢密院提交报告否定麻萨诸塞州议会的请愿书，因为它是“基于虚假而错误的借口之上”的。会议就这样结束了。韦德伯恩走出会议厅来到接待室，受到他的朋友们的热烈欢迎。
富兰克林独自一人静静地回到家中，已经是星期六下午很晚了。
第二天，富兰克林接到一封信，通知他已被解除了北美邮政总代理的职务。看来，当局在听读会之前就已经准备好这样做了。
2月7日，枢密院批准了委员会的报告，这就意味着英王否定了请愿书。
莫杜特把“全套赫金森信札”公开发表了，加上了关于政府处理此事经过的叙述以及韦德伯恩讲话中和这些信件有关的部分。15日，富兰克林写信告诉库辛，“他讲话的这一部分被认为恰到好处因而被印了出来，目的是贬损我的名誉，特别是破坏在大洋彼岸你们那里对我的敬意。但那诋毁中更为粗鄙的部分被略去了，我想，那些恶言显然即使在他们自己的眼中，把它们在纸上印出来也太不堪入目了。因此，印出来的讲话比起它本身来，要体面得多”。
在听读会后，富兰克林听从朋友们的劝说，决定作一回击，写了“关于赫金森信件的短文”，文中说，他在政治生涯中所扮演的角色屡屡受到人们的审查，“对这些审查，我一般都报以沉默。我觉得，如果它们是正当的，我当改正而不是抗辩；如果它们是不正当的，那么短短的时间过去，我的清白必将得到证实。对那些洒泼到我人格上来的污秽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