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
节目准时播出，大家在现场观看，随时准备补救出现的问题，随时盯着时间，随时盯着插画面的地方、进音乐的地方、进广告的地方。有的时候没地方坐，其实也根本就坐不住，因为随时都要轻轻走动，进行各工种和主持人的沟通，所以，经常一站就是两个小时。
9∶00播出结束，下班啦
此时主编还不能走，还要想着大后天早上七点要播出的节目的“第一关注”……等等许多内容。
这样看来，这位主编在节目播出前一天的下午四点到夜里零点半，只有在吃饭的时间里可以轻松一下，只有在零点半到四点半这段时间可以睡觉。
细算一下，这三天里这位主编和他（她）这个班的编辑们睡了多少个小时？工作了多少个小时呢。
《第一时间》的工作人员们，坐公交车经常睡过了站，坐地铁经常睡过了头。坐公交是一路脑袋敲打着玻璃睡着，打车经常让司机说一声“到了”才醒过来，他们人人都有过这样的笑话。
做新闻就是有这种不可自主性，为了全国的电视观众，这些年轻人活生生地在“熬”自己。他们把自己的“油”熬出来，点上了一盏“灯”，照亮了中国人的每一个今天的黎明。
发誓奋斗的制片人
这个世界无论是多么的色彩缤纷，可你身下的影子却总是黑色的，但是，你不要低头。
如果说《第一时间》这个电视栏目的成功，必须有一个人来主策划、来主笔、来为这个节目付出巨大的精力，那么这个人就存在了，他的名字叫哈学胜。
怎么样，有人“哈日”，有人“哈韩”，可他却要“哈学”，而且还要“胜”。
哈学胜是西北地区一位农民的孩子，借问读者，在您的记忆里，第一次看到电视是在什么情况下呢？
哈学胜是在上中学的时候才看到的电视，他回忆说：“当时公社有个电视柜，我常去看看，什么《流浪者》、《加里森敢死队》、《大西洋底的来人》……后来学校也买了个电视，比公社的还要大，这样就更方便了。当时学校还把一些‘好学生’叫到一起去看电视，这也算是一种奖励吧，不过，这种奖励还真的激活了我的一颗心。”
“到了高中就没法看电视了，但我还是想看。于是，那次就看了一次电视，那是一个新闻启示录，但是它给我的启发非常大，我突然喜欢上这种东西了，它已经深深地进入了我的心。电视，太伟大了，太吸引人了。当时我就想考新闻系，结果全校我考了个第一。跟你说，那个时候，我就想做个记者，写新闻，写农民，写他们的苦与乐，写他们的希望，写他们的明天。”
那个时候，哈学胜想做记者，就像从幼儿园开始，教师就会讲，孩子们，你们从小就要有自己的理想。可很多孩子的理想到后来却没有实现，是理想得太早了一点儿呢，还是幼儿时代本来就应该是玩儿，就不应该有什么伟大的理想和人生的蓝图，一个人的一生，到底什么时候开始理想？这还真是一个比较难以规定的问题啊。
哈学胜在中学时候才开始理想，他的理想是当一名记者，后来呢，他还真的做到了。毕业以后，他真的做了一名记者，在银川某报社干了八年，再后来，他又到了《中国青年报》，再再后来，他到了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没多久，就当上了电视栏目的主编。
一位农民的儿子，从第一次看电视的感受，从第一次决心当一名记者、为老百姓说话，奋斗到后来，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今天，他又做到了，他是《第一时间》的创始人、制片人，也是《第一时间》的“心血人”。
人生有很多“第一次”，然而，在未成年时候的“第一次”犹为重要。在那个时刻，那些自觉的、不自觉的东西会悄然地渗透到你的心中，激活一种志向，有很多人都是在这种志向的驱使下走向自己的目标的。
一个人的“第一次”也许并不好玩儿，但是把十个人甚至更多人的“第一次”集中起来，你会发现，这个世界的“第一次”是非常有趣的。可以写出很多故事来，不信你就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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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学胜的回忆：（1）
《第一时间》讨论创办的时候，北京正处在“非典”肆虐的特别时期。讨论创办新栏目，就要天天开会。那个时候，有的单位都不上班了，央视考虑到安全问题，也不硬性要求所有的人都来上班，但是要求创办新栏目的人必须来上班。
于是，大家就都提着心，吊着胆地来了……
往往有的时候，提心吊胆的日子是最有回忆价值的日子。
假如有两个人，甲大讲自己如何如何享福，生活如何如何美好，如何如何地将大笔的金钱花在如何如何的地方。
而乙却讲自己如何如何吃苦，如何如何受难，如何如何经历了生与死、爱与恨的惊魂与痛苦，你更愿意听哪个人的故事呢。
如果是我呢……
我选择后者！
前者是在我的面前炫耀他的财富。
而后者却给了我一笔永远也用不完的财富。
你的钱能花完，但是，你的经历却永存。
那个时候开会，大家都要戴一个大大的口罩，讨论发言时说起话来都囔囔的。不同的口音通过口罩再传出来，有的时候真的搞不懂对方在说什么，于是发言人只好大声地说话，有的人甚至是在喊。讨论交流是要有表情的，可谁的表情也看不到，只能看到说话人的眼睛一眨一眨的，口罩一动一动的，好像是一个个的卡通人，于是大家互相看着都觉得特别好笑。台里规定不能开十人以上的会，可我们已经超过十个人了，就算是非法开会吧，想想也是违反北京的规定。可不违反又怎么办呢？电视节目不能停，创新不能停，央视在北京，央视的节目在这个特殊时期如果做不好，那外地对北京的看法就更复杂了，这对社会的稳定起不到作用。好在大家谁也没发烧，烧的只是心里。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开着窗户开着门，扯开嗓门儿大声地说，这可真叫“开会”了。
就是这个会让《第一时间》悄悄地产生了。
世界上有许多发明创造都是在不经意的情况下产生的，开会只是一种形式。虽然“非典”时期的会议是令人紧张的，但也是令人轻松的。以往的那种浮躁的环境没有了，那种浮躁的情绪也没有了，剩下的是那种清冷的环境，而这种清冷的环境反而给人们一种清晰的思维和冷静的思考，这种冷静的思考，带来的结果却是热烈的和可喜的。
浮躁，说它浮动也好，说它躁动也好，总的来说，它给人一种不扎实的感觉。电视台也是生产部门，你总得让他们坐在那里生产个什么东西吧，可这东西却没有一个标准，没有产品的图纸与规格，完全要凭他们的想像将其研究出来。
此时，人的想像力有两种，一种是在空中向四周看，蓝天、白云、时不时还有几只鸟儿在飞翔，实在是美极了，如果向下看呢，群山、河流、公路、城市、农村，简直是美极了，此时，他们看不到地面上的人，因为从空中向下看，人，太渺小了。还有一种是在地面上看，他们首先要看到人，人们的生活，人们的奋斗，人们的快乐与痛苦，然后是由人们组成的这个社会，最后才是与人有关的东西，诸如建筑与城市。
从空中看，虽然看得很广泛，但却离实际远，离人的生活远，离百姓们更远。
从地面看，虽然看得很局部，但却离实际近，离人的生活近，离百姓们更近。
你知道在全国的电视台里，每天有多少个电视栏目组在开会吗？正在播出的，正在策划的，正在组建的，正在被停播的等等，他们都在欢喜与忧愁当中研究着“明天”的日子，电视人“明天”的日子实在是不好过。
哈学胜的回忆：（2）
是的，在一个电视台当中，电视栏目是一个占全天主要播出内容的重要节目，甚至可以说是由一个又一个的电视栏目组成了一天的电视节目。那得需要多少个栏目。在这些栏目中，日播的栏目一年三百六十五期，周双播的栏目一年一百零四期，周播的栏目一年五十二期。但这大多都是录播，如果你要办一个直播的日播栏目，那就要脱层皮了。脱皮是痛苦的，但脱皮也是“而出”的一个改变。
人，不怕“一天一新”，就怕重复了再重复，在重复中保持一种不变的姿态，实在是不容易的。
讨论结束了，分给哈学胜的任务就是创办《第一时间》，考虑到一个人工作不好办，就给了他一个人，也就是吴讴。两个人总算能有个说话的伴儿，也能研究一个事情。好歹也是个栏目，总得有个地方办公吧，正好楼里有一间房、一个办公桌、两把椅子，于是，两个人见面互相问了你好，然后就开始你呀我呀的“第一时间”了。
那个时候，他们办公室的旁边也有一个新栏目在创办，而且这个新栏目还被大家所看好。于是，那里天天人来人往的，十分热闹，那简直就是“高射炮打飞机”——“热火朝天”哎！
可他们的办公室，就冷冷清清的，全天也不过是来过一两个人。每天他们两个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我同意了你的看法就再也没有人同意了，你反对了我的看法就再也没有人反对了，经常的比分是一比一或者是二比零，一比一没有什么，可以继续争论，但是二比零就可怕了，到底这个想法是对了，还是错了，没有一个肯定的结果。
人，不怕不知道自己的优点，怕就怕不知道自己的缺点。如果让你七天时间内不去照镜子，你肯定忍不住，你肯定心里十分不安，你肯定希望别人告诉你，你的脸上有什么不利于你外表的脏东西。其实人天生希望自己能发现自己的问题，但由于生活的复杂性，人们渐渐地把这个天生的给丢掉了，可惜得很。
“问题算什么，只要能通过。躲了我一人，谁是下一个？”
我们有多少人是在躲问题而不是在解决问题，解决问题是麻烦的，而躲问题却是简单的。我们过去对付日本鬼子有“游击战”，用白话解释就是“捉迷藏”，只要不被对方捉住，那就算是初步的胜利了。可不利的是我们天性里爱好继承传统，好传统可以继承，坏传统不要继承，可有人却偏偏能把好传统继承下来以后的属性给改变了。
到了现在，我们还是有人在玩“捉迷藏”和“打游击”，跟人民玩儿，跟领导玩儿，只要人民不知道，只要领导不发现，只要领导不注意，只要不被人们“捉住”，那一切都可以过去，那就是胜利。但他不知道，这种方法一旦到了“过不去”的时候，一旦到了“藏不了”的时候，那就是一种灾难，一种令人震惊的大灾难。
其实我们做一件事情，看起来是在操作它，但实际上是在解决无数个问题，只要问题解决了，这个事就成功了。如果你在做一个没有问题的事情，那这件事情绝对不会是什么有成就的事情。
两个人之间没个结果，这个栏目也要办，于是，哈学胜就天天写呀写呀写的，写了一稿写二稿，然后三稿四稿地写。而吴讴呢，就天天跑呀跑呀跑腿办一些具体的事情，请示一件落实一件，《第一时间》就这么一天天地过去了时间，可谁也没有想到，他们两个人竟然整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