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比重大，少康对我说二高美女多，要我在散步的时候多注意身边的美女，心情会逐渐好起来。
少康说：“你千万不要有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想法。”
“实际上这个寓言早就过时了，”我苦笑道，“现代人都以为吃不到的葡萄才是最甜的。”
其实有很多童话故事早就该改编或者封存，起码不该受到推广，比如一个叫做白雪公主什么的，直接在孩子心灵上印出后妈的可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后妈将越来越多。
那个喊我鬼神童子的人认为少康与我在一块玩是多么地不可思议。我则感到无所谓，反正是两个人在一块玩，散了就散了，也许是我喜欢孤独，我讨厌入群、入伙地玩，并不是因为那很难散，那种小团体主义的优点是重义气，常常彼此把物质浪费之后再共同患难，我不喜欢这样，义气顶不了饭吃，与其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小团体主义最大的缺点是由于重义气彼此能容纳对方的缺点，这样个人的缺点反而成了集体的共性，逐渐地性格就大致相同。一人具有了多人的缺点，也就不再认为是缺点，而优点反而成了群体中区别他人的个体特征。团体总是迷信于自己的力量过于强大偏于梦幻不能接受真实，其理智则远低于个体理智，集体的感情则是研究变态的最好素材，只要大声朗诵几句或高呼一声就煽起来了。易暴怒，同时又易服从权威。
只是我有病，我一直存在一个单纯的愿望，让我健康地做一个正常人，别无他求，由于这种愿望强烈地影响着我的生活，所以我继续失眠。
现在我对付失眠的方法是数数，我不敢再徒劳无功地劳累自己，我让自己的思维单调地跳跃，直到厌倦直至入睡，我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成千上万地数着。
我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的一位表姐在上小学三年级，有一天她对我说人死了就会沤成骨头渣，什么也没有了，她又说人可以活三次，死过一次再重新活，再死之后再重活，直到活完三次之后才变成骨头渣，我当时就想问为什么我们现在都感到是第一次呢？谁能告诉我他现在是在活第二次或第三次？当时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而没有发问，现在才明白那是一种怎样的感情，我不想打破我们孩子之间的安慰及自我安慰，宁愿相信。
新的一天开始了，我的日子仍像梦靥一样，今天我却发现蒙带着不高兴的样子，似乎很忧愁，像小龙女的忧伤，薄薄的不会隐藏，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上英语课，英语老师带着复制来的幽默逗得全班发笑，她只浅浅地笑两下。到下午时她的神情才恢复正常，她趁我外出时把《失乐园》放到我的桌子上并安排冬辉一声。这些天来我与小玉、雪莹、桦楠等也很少说话，总害怕说话会招人烦，越是这样想，它还越是这样。
唯一得罪不掉就是少康了，下自习他还依旧或者我还依旧找他玩，我们在校园里人群中散步。忽然我发现蒙的身影，便不自主地看着她。
少康在对我说话，我立刻把目光转向另一个不相识的女生，如果我不看别人而直接看着地面或散向空茫，少康必能看出我的慌乱，我的眼神骗不了人。这是我本身的警惕和跟他学来的狡猾在共同作用的结果。
没想到少康也立即去看那位不相识的女孩，然后大声说道：“哟嗬，你发育了你。”引起不少人朝这儿看。
我在为他没发现我的真实行动而些许庆幸，同时我也众人面前竭力掩盖我的愤怒。
蒙没有任何表现，看到蒙走远后，我也同样响度说：“你发情了你，叫唤个啥？”
这下引来更多的人，少康拉着多走快点，并低声说：“你咋这样儿，我原以为你象嘴里吐不出狗牙的。”
我并不想走快呀，过后少康说我的脑子有些问题，就是反应迟钝，为什么过一会之后才开始发火，这中间一直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或是处于断层状态。
我也开始怀疑我的脑袋有问题，我常常把别人认为无关紧要的小事扩大化。比如童年的现在已残存的梦想，以及对存在状态的思索，渴望理解的程度，非理性的意义。同样我也把别人认为的大事看得淡化，讨厌别人的庸俗而自己又常陷入庸俗的矛盾之中，为事不关己的理论而痴狂，为生活中的小事而难言之隐。
有那么一天，少康为了让我缓解病情而与我一起在天中大街上散步，这时从人民医院跑出来一位疯子，许多人都跟着围上去，我与少康也快步向前跑。快跑到跟前时，我们又退到街边的电话亭旁，其他人也开始往后退，像潮水一样进进退退。
我们身边一个人说：“他不是疯子，他的脑子没有问题，他是非典，一时接受不了，就跑出来。”
别人插道：“报复社会呀？还不赶快关起来。”
“谁敢上去关呀，你没看警察就不敢拦，这是非典呀！”
有人低声说：“还不离远点。”
有人大声说：“离开远点！快！快！离远点！都离远点！”
少康跑上前去，有些人也在朝后退，另外许多人朝这条街跑过来，还有三轮车在街边停下。
“怎么了，咋回事？”
“非典。”
“非典！”
街上停止了交通，许多商店的掌柜都在门口翘首仰望。过一会儿，少康又回到我身边说：“真有意思。”
“我有些头晕。”我说。
“还晕吗？你也上去热闹热闹。”
我没说话。
“你的药快吃完了吧，吃完后别再上人民医院看病了，
这里面有非典，可不是闹着玩的，就你这身体，再染上非典就完了。”
“我可想染上非典，”我说，“染上非典后，国家就给我免费治病，说不定连这病也治好了，省得家里花钱治，反正得非典也不见得就死。”
我还没说完，少康又跑上前去。
人们渐渐知道了那不是疯子，是非典患者，也许是精神受了刺激，这位非典患者开始顺着大街往前走。他走在大街的正中央，也许是故意走在大街的正中央，也许是两边的人群太大，把他的意识挤得只想在街中央走着。
当许多人都在看一个人走路时，他面临的问题就是要选择一个姿势，否则会越来越别扭，一般人会迈着正步走，即使没受到过正步训练的人，也正儿八经地走起来。
他正儿八经地向前走着，人群也就向前移动，我也混在其中。一些商店老板也开始锁上门向前跟去，有的锁上门之后又打开把放在外面的“本店已消毒”之临时牌子挪到屋里再锁上门跟去。
少康对我说：“咱们今年可能不会高考了，有可能。”
我真希望这样，但愿非典的原因把高考推迟到明年的春季，现在放两个月的假，估计要不两个月非典就会结束，而我想能在这两个月内把病治好。我这样想着，顺着浩浩荡荡的人群向前走去。
如果要拍摄电影的话，应该到这里拍下来，这不容再版的场景会让观众明白什么是感染力，最好的艺术家是在生活中，演员们的台词不能使自己感动，有时候他们配着音乐台词来到旷野大漠，只能使场景更真挚，恐怕他们也体会不到对天地万物由衷的交融。
现在已是五月二十七日，我不能再因为病而回家了，我有两个预感：1、我的病明天就会好。2、我的病在近很长一段时间内根本不会好。我当时并没有觉察到这两个预感会产生矛盾，第一个预感是因为高考，我想留出时间应付高考；后一个预感是我想到我的命运本该如此。
我用幻想改变命运，我趴在桌子上不动，蒙向雪莹借一本英语资料。我希望她能考一个理想的大学，这个希望几乎成了我没事时做的第二个祈祷，我做的第一个祈祷是让我快快恢复健康。
蒙随意地翻着那本英语资料，几分钟后她说看过了，就顺手撂给雪莹，“啪”的一声砸在我的脊背上，我完全没想到会是这样。
我返回身去捡书，雪莹也正要俯身去捡。
蒙说：“哎，我没撂好，捡起来，给雪莹。”
我很随意地捡起来，雪莹问我：“这几天你怎么了，老是不说话。”
我说：“我有病。”
我老是这句话，这些天来我对自己这句话就烦了。一些老人“哼”“嗨”地呻吟，常令年轻人感到厌烦，我很是不解：你的哼嗨并不能治疗你的痛苦，您也知道长此哼嗨下去会令帮你的人感到厌烦，减少别人对您的同情，可是您为什么还在这样下去呢？现在我终于明白了这是怎样复杂的一种心情，也许早晚我们都会明白。
中医上说动物吃啥补啥，植物像啥补啥。想想也是，人参长得像人，所以人吃后对身体大补，人壮阳要去吃动物的鞭。我的大脑有毛病，这样下去会不会越来越笨，千万别笨得不知道什么叫痛苦。走在人群前面的人是痛苦的，走在人群中间的人是幸福的，走在人群后面的人是可悲的。下自习后我独自去夜市上吃羊脑，夜市上有很多卖羊脑的，跟鸡肉丸子一起在锅里煮，鸡肉丸子是一块钱四个，羊脑是一块钱一个，可是今天我转了整个夜市也没见卖羊脑的，就买了几个毛蛋，据说毛蛋治头晕。
宗教曾经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后来科学提出了“日心说”，宗教被迫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这件事多次成为科学嘲笑宗教的把柄。
在嘲笑宗教的同时，科学是否也犯过类似的错误？以前科学把中医同巫术浑为一谈，特别是针灸。一个人的肚子疼，你扎手或者其它部位就能治好？有的明明已看到这种客观存在，却仍固执地说你错你就错，再说也是错，你没有科学依据。我们西医能拿出元素，列出化学方程式，并用显微镜把放大的细菌给你看，最后还可以写出病理报告，这是唯一正确的。后来，科学也承认了针灸，当然科学有自己的说法，并把针灸纳入科学，而当年宗教承认错误后也在找些说辞自圆其说。
似乎世界总是在矛盾中前进，我很想看看中国古代智慧的结晶…《易经》，我不知道读了《易》之后会怎样评价《谁动了我的奶酪》。
以前我爱向宗教提问：人是从哪里来的？道教笑而不答，佛主说得很深奥，我尚且不能参悟，基督教说是上帝造出来的，我再问上帝是谁造出来的，直至问出了恐慌，露出了叛逆，实际上是他们的无知给了信徒一个绝对的信仰。
同样我们问科学：人是从哪里来的？从类人猿演变来的，类人猿是从哪里来的？······科学家们认识到科学往后发展是无穷无尽的。同样科学往前追溯也是无穷无尽的。那么现在科学在哪里？一个空中楼阁？托起这个楼阁的浮力是什么？是绝对服从？是信仰？就像所有的理论你都来询问是从哪里推出来的，就必须问出一条公理，如两点间有且只有一条直线。谁能证明？公理无需证明，是客观存在，是否三维空间的客观存在在四维空间里根本就是不成立的，用什么证明这个公理呢？用公理前公理，又怎么证明公理前公理呢？用公理前公理之前公理······我们再回到起初的问题：人是从哪里来，科学会回答到科学的起源点，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