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新历史的动力，是漫溢青年胸中的大志。青年的“大志”决定他本身和社会的未来。
领导领导者是为民众而存在的。离开了民众，已不是领导者。
为了他人，敢于承受劳苦才是真正的领导人。
真正的领导人不会耍权威或仗倚地位，而是以行动来证明，为人人所爱戴、信赖。
所谓政治家、领袖，是为了弱者、为了受苦受难的民众而勇于奉献生命的人之异名。
聆听民众的声音、与民众一同前进、欢喜地为民众牺牲——这才是真正的领导者。
没尝过任何痛苦、不了解人心的人，无法成为真正的社会领导者。
领导人必须投身于最艰苦的地方来冲破难关。这样做才能掌握到决定胜负的关键。
要振奋他人，首先领导人要自己由心底振奋起来。要发动别人，首先自己要彻底行动。
任何人的苦楚都是我们的苦楚——领导人应该具备这种恻隐之心。
领导人最重要的是，要分辨出人才、培育人才。这是领导人的责任、使命和任务。
真正的领导取决于“自觉自己负有多大的责任”、“自己能否背负起责任”。
重视“一个人”“一个人”是很重要的。一切都是由“一个人”开始的。
首先要从“一”开始，一乃“万”之母。
千万不可小看“一个人”。一万也罢，一亿也罢，都始于“一”。
一个人拼命的奋斗会引起波动，创造新历史。
像一淌泉水也能形成河流，一个人也会造成世界和平的大河。
一切皆从一个人开始掀起浪潮，再逐渐扩大到千波万浪。
“种子”本身虽小，但是不能因为小就轻视它。因为它蕴含长成“大树”的可能性。
“零”，过了再久还是“零”。有“一”，就会变成“二”、变成“三”、变成“万”。
有时候只是一句话，就可以转变历史；平凡的一天，亦可成为永远的纪念日；而一介平民的奋斗，可以使人成为了改变世界的的指导者。
只要有如狮子般勇猛坚决信念的一人便足够。坚强的一人能胜于千军万马。
只要一个人、真正的革命儿的心中燃起不屈的“火种”，胜利之火将如“燎原之火”，扩散开来。
季羡林语录
我有两句话：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假话真话还能分别，就是不骗人。
据我个人的看法，人一死就是涅架，不用你苦苦去追求。那种追求是〃可怜无补费工夫〃。在亿万年地球存在的期间，一个人只能有一次生命。这一次生命是万分难得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切不可掉以轻心。尽管人的寿夭不同；这是人们自己无能为力的。不管寿长寿短，都要尽力实现这仅有的一次生命的价值。多体会民胞物与的意义，使人类和动植物都能在仅有的一生中过得愉快，过得幸福，过得美满，过得祥和。
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都对我好。只望有誉，不能有毁。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们讲和谐，不仅要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还要人内心和谐。
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
我快一百岁了，活这么久值得。因为尽管国家有这样那样不可避免的问题，但现在总的是人和政通、海晏河清。
我的家乡在山东。泰山的精神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人生一无意义，二无价值。
时间是亳不留情的，它真使人在自己制造的镜子里照见自己的真相！
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对待坏人，则另当别论。忍者，相互容忍也。
根据我的观察，坏人，同一切有毒的动植物一样，是并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是毒物的。我还发现，坏人是不会改好的。
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都对我好。只望有誉，不能有毁。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学者们常说：“真理愈辩愈明。”我也曾长期虔诚地相信这一句话。但是，最近我忽然大彻大悟，觉得事情正好相反，真理是愈辩愈糊涂。
歌颂我们的国家是爱国，对我们国家的不满也是爱国，这是我的看法。
我的工作主要是爬格子。几十年来，我已经爬出了上千万的字。这些东西都值得爬吗？我认为是值得的。我爬出的东西不见得都是精金粹玉，都是甘露醍醐，吃了能让人飞升成仙；但是其中绝没有毒药，绝没有假冒伪劣，读了以后，至少能让人获得点享受，能让人爱国、爱乡、爱人类、爱自然、爱儿童，爱一切美好的东西。
任何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以及任何一个生物，从本能上来看，总是趋吉避凶的。因此，我没怪罪任何人，包括打过我的人。我没有对任何人打击报复，并不是由于我度量特别大，能容天下难容之事，而是由于我洞明世事，又反求诸躬。假如我处在别人的地位上，我的行动不见得会比别人好。
我说过不少谎话，因为非此则不能生存。但是我还是敢于讲真话的，我的真话大大超过谎话。因此我是一个好人。
现在，我的人生之旅快到终点了，我常常回忆80年来的历程，感慨万端。我曾问过自己一个问题，如果真有那么一个造物主，要加恩于我，让我下一辈子还转生为人，我是不是还走今生走的这一条路？经过了一些思虑，我的回答是：还要走这一条路。但是有一个附带条件：让我的脸皮厚一点，让我的心黑一点，让我考虑自己的利益多一点，让我自知之明少一点。
我痛恨自己在政治上形同一条蠢驴，对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场残暴、混乱、使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蒙羞忍耻、把我们国家的经济推向绝境、空前、绝后——这是我们的希望——，至今还没人能给一个全面合理的解释的悲剧，有不少人早就认识了它的实质，我却是在“四人帮”垮台以后脑筋才开了窍。我实在感到羞耻。
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可是我对于当知识分子这个行当却真有点谈虎色变。我从来不相信什么轮回转生。现在，如果让我信一回的话，我就恭肃虔诚祷祝造化小儿，下一辈子无论如何也别播弄我，千万别再把我播弄成知识分子
西方采取的是强硬的手段，要“征服自然”，而东方则主张采用和平友好的手段，也就是天人合一。要先与自然做朋友，然后再伸手向自然索取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宋代大哲学家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季羡林（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字希逋，又字齐奘，生于山东省临清市，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北京大学教授、辅仁大学教授。季羡林通晓梵语、巴利语、吐火罗语等语言，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位从事吐火罗语研究的学者之一。
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研习莎士比亚、歌德、塞万提斯等西洋文学名家；翌年赴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遭逢第二次世界大战，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在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任教授。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化大革命初期，曾参加一造反派组织，继而遭受迫害。1973年开始翻译印度史诗《罗摩衍那》，1977年完成全译本。
1923年，考入济南正谊中学＇5＇。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系，师从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选修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5＇。
1934年获得清华大学文学学士学位，任山东济南中学高中语文教师。
1935年，被德国哥廷根大学录取，从梵文权威恩斯特·瓦尔德施米特（Ernst Waldschmidt）学梵文、巴利文和佛学＇5＇。
1937年，开始兼任哥廷根大学汉学系讲师＇5＇。
1941年，获博士学位。从西克（Emil Sieg）学吐火罗语、《十王子传》、《大疏》、《梨俱吠陀》。
1946年，回国，任教于北京大学，兼任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时为北大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2＇。
1949年后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参加教授会的组织和领导工作，担任北京大学工会主席。＇6＇
1956年，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2＇。
1964年北大社教运动中，同部分教职员工和学生一起反对北大校长陆平。
1965年秋，在京郊南口村任该村社教队副队长，分管整党工作。＇7＇
1966年文革初期，未被打倒，属于逍遥派。
1967年夏秋之交，加入周培源等为首反对聂元梓新北大公社的北大造反派组织井冈山兵团，被推选为东语系勤务员。＇8＇同年11月30日深夜被抄家，找到“反革命”证据，被打倒。受到造反派两派审讯，动念自杀，又被抓去批斗。
1968年春，在北大劳动改造。5月4日，在煤厂大批斗。次日与100多个黑帮分子被拉往十三陵附近的北大分校劳动改造。不久关入牛棚。1969年春节前，半解放，回家。同年在延庆新华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1970年春节回校，担任门房工作。
1973年…1977年 翻译完成《罗摩衍那》。
1978年复出，续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2＇。
1984年任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5＇。
1999年，应圣严法师之邀，赴台访问，并祭拜胡适墓园，撰写《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一文＇9＇。
2003年起，因病入住301医院。
2004年，由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主办，2004（甲申）年9月在北京举行“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 （作家）五位发起人领衔、七十二名文化人士共同签署的《甲申文化宣言》于会后发布。该宣言强调全球化日益深化的情况下文化多样性共存的必要性以及文化交流的平等权利。＇10＇
2008年1月，季羡林获印度公民荣誉奖＇11＇。
2009年7月11日上午9时，病逝于301医院，享年98岁＇12＇。其子季承称季羡林因心脏病突发昏迷，而后抢救无效而去世＇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