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娃的老公是个繁忙的会计师，他们的女儿快一岁了，正处在第一次分离焦虑期，老哭哭啼啼，她老公下班回来，看见伊娃已经是头都要炸了，就让她安静一会，自己带着宝宝开车去兜风，这一兜就是两三个小时。
这些事听上去都是不值一提的，但是我们多数人的老公却是很少能单独照顾孩子的，哪怕只有几个小时。我家这个老公对这个说法不屑一顾，但是如果是他的话，即使我坐在另一个屋子里，他最常说得话就是——老婆，你快来看看啊；老婆，孩子的干净衣服放哪里了？如果我出门一个小时，回来家里就和刚来过强盗一样，翻了一个底朝天，孩子像是没娘管的，老公像是刚参加完运动会。我记得我生产完第一次出去和同学吃饭，老公在家一会儿一个电话，后来干脆拨通电话，放在女儿的嘴边，然后问我听到孩子哭没有，他在家里，就是对着女儿——你吃奶吗？睡觉吗？噢，想妈妈了吧，我们给妈妈打个电话吧。尽管，在众多亲友的口里，老公已经是个很称职的爸爸了。
但是称职归称职，能力不够是个事实。我常常思考这是为什么呢。寻本溯源，原来我们从小也是这么长大的，我们受到的家庭教育是这样的，我们的男女定位是这样。月子里的时候，孩子一有动静，奶奶和姥姥立刻冲过来，但是爷爷和姥爷就稳坐钓鱼台，最多友情出演一下，喊一句——快，孩子哭了！我那时觉着身为妈妈的女人，就该像黄继光一样，随时准备冲锋陷阵。婆婆常常念叨：“不错啦，当年我生孩子的时候，他爸爸连屁股都没擦过一下，躲得远远的。”同样，美子、伊娃她们的老公从小也是他们的那个样子长大的，妈妈有时要和朋友出去喝喝茶、逛逛街，爸爸在家一样的。肯德基的全家套餐，在加拿大叫“mother night off”，看妈妈除了宝宝，还有很多自己的生活的。我不得不说，那样作妈妈，心情更愉快。
体验忧郁症
有个画漫画的朋友，有一天，在网络上遇到了，谈了一会儿，他说他觉着自己有忧郁症，只是轻度的。吓了我一跳，虽然我想我知道从事创作行当的人，受到的精神压力大于常人，但是还是吓了我一跳。此人说话向来有板有眼，他最近发现自己失眠、焦虑，一张嘴说起话来就停不住不能控制，于是作了一个忧郁症的测试，得到了这个结果，还说他有个朋友在国外，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吃过几个疗程的药就好了，所以他打算去精神病医院看看。我只听说过精神有疾的人坚称自己健康的，还没听说过有人主动到精神病医院去的。我力劝他慎重行事，如果一定要去，一定找个人陪着；如果一定找不到人陪，那么请一定在家里留个字条，说明去向。我还真害怕，万一朋友被诊断的结果比想象中的严重，就地收诊了，再没地方去找他了。
后来，定下来要回国省亲一趟。开始准备各路亲友的礼物的时候，忽然想到，我何不到家庭医生那里开些忧郁症的药回来，以前听说过好多次，在加拿大，只要睡不着觉，就是忧郁症。动了脑筋，立刻就去约大夫。
第二天，我如期到达诊所，等了好久，终于等到大夫走到我的隔间里。我的家庭医生是个香港移民，在加拿大上的大学，于是像华人一样兢兢业业又像白人一样不容变通。每天她都要接好多的病人，我看见她在走廊里都是小跑着走路的，同样大楼里那个波兰人开的诊所，一天到晚挂着“休假中”的牌子。她一进来，抄起我病历就开始写写划划，来不及扫我一眼，问：“最近有什么问题？”
我小声地说：“老是睡不好觉。”一是不好意思，再也是装成病恹的样子。
医生抬头，看了我一下，“这种情况有多久了？”
“两三个月了吧，我记不太清楚。”
“是睡不着，还是睡不踏实？”又问。
“是睡不着，睡着了也好像大脑还很清醒的样子，能想起好多事儿。”心想，坏了坏了，怎么问这么多，也不直接给点药的。
医生听了，哗的转过来，正对着我，盯着我的眼睛，严肃地问了一串问题，我只好接受她的暗示，依次作答。
“最近是不是脾气很暴躁，不愿意作交流？”
“是。”
“是不是记忆力不好，总忘记事情？”
“是。”
“是不是想念从前的朋友，不习惯这里的生活？”
“是。”
“有没有结交新的朋友？”
“没有。”
“是不是觉着很孤独？”
“是。”
“有没有出去工作？”
“没有，待在家里。”我的声音越来越小。
“什么时候生过小孩？”
“快两年了。”
她终于结束了问话，表情十分凝重，“我认为这是产后忧郁症，但是你还是先去化验一下血，如果不是甲亢，那么就是忧郁症，等结果出来，我再给你开药。”
为了朋友想念的镇定剂，我只好再去抽血，并预约了下次的看诊。
通常，这个诊所从周一到周五都是这个医生看，周末，是一些新毕业的还没有自己诊所的医生来间诊。
第二次，走进来另一个女医生，进门，操正宗西北普通话口音，“有什么问题？”
我一听心就一咯噔，“我来看结果。”这还用我说吗，病历上不是有嘛。
医生都没坐下，站在门口，打开病历，一下又合上了，“血项很正常，不是甲亢。”说着就往门口迈。
这就完了？不是白挨一针了嘛。我差点抱着她的腿，“医生医生！”
“还有什么？”
我像是说难言之隐一样，“上次那个医生说我有产后忧郁症。”我真是跟有病了似的了。
这个医生再次打开病历，“孩子多大了？”
“快两岁。”
“哪有孩子这么大还得产后忧郁症的。”你问我，你找上次的医生去啊。
我还是低声下气，可不能前功尽弃了，“我老睡不着觉。”准备好了，再被问一遍问题。
医生有些不耐烦，“好吧好吧，我给你一个疗程的药。”她大概觉着总算把我这个难缠的，打发掉了。我倒是想起从前在北京看病的情景，要假条是没门的，但是脸皮厚些，要点药吃，还是很容易满足的。
我拿着处方，站在大门口，啊呀，不会就此我的病历上从此就有了忧郁症的“污点”了吧，还好，幸好是产后忧郁症，说得过去。可是我的朋友是男的啊，回头再当产后给保养了。仔细研究了一下处方，应该没问题，没说是产后女性专用，这个开处方的医生就是不相信我还能得产后忧郁症。
回国去，举着“见面处方”，我到处找那个朋友，他因为正在半画展，根本没见到面，我问他忧郁症何如了，他好像听到了前世的故事。
“你那个忧郁症！”我在电话这头咆哮。
“哦。”他轻松一笑，“现在没问题了。”
这个天杀的。
等我回到温哥华，一日又去约大夫作年度体检。这回不是间诊的，是正牌的医生，上次那个诊断我有忧郁症的医生，她看见我，笑着问：“上次吃过xx医生开的药，好多了是不？！”
“是，谢谢。”我笑容可掬的。
“睡眠现在很好了吧。”
“很好了，谢谢。”她还在惦念着我的忧郁症。
后来在图书馆看了一些资料，在西方社会，忧郁症在医学，还有社会学中都是很受重视的，研究者普遍认为，忧郁症会导致很多潜在疾病，影响家庭生活社交生活，，丧失劳动能力，引发社会问题……吓吓，好严重的勒！
此鸡非彼鸡
单听说白马不是马，还真的没有听说过盘子里的鸡不是鸡的呢。这是新近听说的一个笑话，有个朋友最近带着孩子回家乡省亲，她哥哥请她们到当地一家饭馆去吃白斩鸡，大家坐定，听到厨房传来“咕咕咕”的鸡叫，哥哥听了很满意，频频点头：“嗯，不错，今天的鸡很新鲜呢。”朋友的女儿问：“为什么会有鸡在厨房里咕咕地叫？”那个朋友听到鸡叫也吃不下去这餐了。这可真是笑话了，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喝了几年的洋墨水，竟然模糊了记忆，忘了无论炸鸡、烤鸡、鸡翅、鸡胸脯，都是来自鸡舍里会咕咕叫的鸡呢，鸡不叫才怪。小朋友也真可爱，还以为所有的食物就是生于超市的冰柜长于超市的冰柜呢。我想起了一句已经过时多年的标语：虚伪的资本主义。
唉，想在北美买一只“有头有脚”的鸡，还真是出难题，市场上卖的就是去头去脚的净鸡，更不用说美味的鸡肝鸡胗了，有时在唐人家，遇上卖鸡脚的货柜，我常想这买卖是不是无本万利，反正白人的养鸡场里这些东西都是当垃圾处理的，尽管如此，大家还是趋之若鹜，生怕晚了，赶不及当天的晚饭。不管在别的地方，华人多么光鲜，英文多么流利，但是到了唐人街，就立刻打回了民以是为天的原形，拥拥挤挤吵吵嚷嚷。我现在已经很理解它了，这是一种文化，本来嘛，鸡脚就是鸡脚，叫它鸡爪子也可以，但是要是端端正正唤一声：“chicken feet； 1 pound！”岂不贻笑大方。Chicken feet那是白人的叫法。有个广州来的朋友和一个白人联了姻，开始丈夫疼爱妻子，怕她思乡，每周末都带太太去吃早茶，渐渐的丈夫也迷恋上了豉汁凤爪，还邀请他的亲朋一起去分享美味，其他人都目瞪口呆看他游刃有余地吃掉所有的胶质然后吐出一堆净骨，纷纷摇头叹气，说他变了。
白人的烹饪观念是很难体会鸡脚的美味，一块牛排，买的时候什么样，上桌子的时候还什么样，无非才多几个格子形状的烤痕。中国人把一只猪从耳朵吃到尾巴，这气魄吓死他们了。要是运气好，碰到有卖全鸡的，我一定狠狠地把它剁成小块，然后热油，炒糖色，下鸡块，翻炒，加酱油、料酒、葱、姜还有五花肉，小火煨上个把小时，待满屋鸡香流溢，楼道里肉味袅袅，端上方桌来，这可是小时候家里的年夜菜啊，用筷子夹一块红通通的鸡肉送到嘴里，入口即化，五花肉更是肥而不腻瘦而不材，和鸡块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映成辉，这境界高了，真是吃到肚子里都唱歌了。
在仔细翻阅了各国的菜谱后，我发现除了中国人，西班牙人、法国人吃猪耳朵，越南人吃全鸡……可是北美人就是喜欢无骨无皮无刺的纯肉。Rob最近迷恋上海汤包，我告诉他里面的汤是猪皮熬制的，他张大了嘴巴，斗争了一下，终于承认猪皮也是美味了，我趁热打铁告诉Rob——我的英文老师，狗肉是世间他最不能错过的佳肴。白人总是讲究权利，人有人权，动物有动物权，我常反问他们那么为什么猪和其他动物不平等呢，所以这是上帝摆在我们面前的，让我们品尝的，却之不恭啊。有一年，去南非旅行。有一天中午，英俊的黑人向导带我们来到一个小镇用餐，小镇上有道菜深受旅行者推崇，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类似西餐中的班赞，就是用一张鸡蛋和面粉摊得软饼，里面裹上各种馅料。向导要我们点自己喜欢的馅料，老公老实，只点了水果的，不管怎么个做法水果是一定吃得下去的，我接过菜单，肚子里面正在唱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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