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她们会很高兴的。朋友惊讶地睁大了眼睛，不敢相信的样子，“这是为什么啊？”她可是不能忍受对着成年人说可爱的。我跟她解释，没关系，这样那些姑娘们会觉着自己有魅力的。
不过，女性魅力这个问题，女人怎么看，并不重要，关键要看男人们怎么看。
搭讪
有个小学的同学，小时候就有着出众的气质，我那个时候常常羡慕地流哈喇子，暗自琢磨：“我要是能写一手和她一样的字能多好，我要是能长她那样一双纤细的手该多好……”后来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不时还一起吃个小馆儿。她告诉我，每次她在北京丽都酒店下面的星巴克喝咖啡的时候，几乎都会有人走上来和她搭讪，从南非人、欧洲人、美国人，到约旦人、沙特人，她差不多认识个联合国了。幸好我那时已经成婚，这次没有艳羡地睡不着觉，还开玩笑地问她，脸上是不是有两个字——征婚，而且还得是英文的。
没搬家以前，楼下住着个留守妈妈，丈夫在国内工作，自己带着四岁的儿子。有一天，她气愤地跟我诉苦：“又碰上了一个，今天送儿子去幼儿园，路边停过来一辆车，下来一个白人男子，问我愿不愿和他交朋友，我告诉他我结婚了，还指给他看儿子就在旁边，那人竟说没关系，他也结婚了，说还可以教我学习英文呢。怎么老碰上这么变态的人！”我听了还傻呆呆地说，自己从来没碰上过这样的事呢。这个留守妈妈自己反问：“难道我脸上写着‘单身’两个字吗？”
那个星期六下午，我和老公像往常一样带着本书和笔记本，来到离家很近的一家咖啡店里小坐。我们坐在正对窗户的高条桌旁，一字排看，就开始各自看书。离我不远，有个亚洲姑娘，像是日本人，黑头发披在后背上，翘着二郎腿，脚上穿着人字拖，专心地在那里学习英文。不一会，我们中间坐进一个白人男子，打开笔记本，趁机器启动那晌，就侧头对日本妹妹打了个招呼，然后问她是在学习英文吗。我的一杯咖啡喝完了，要去续杯的时候，忽然发现隔壁两位一直在聊，聊得相见甚欢，现在已经在讨论温哥华哪里的海滩适合日光浴了。我一下子回想起了从前的同学和以前的邻居的故事，愤愤然地把头扭到另一头，问我的老公：“喂，我是那种没有异性缘的人吗？”
老公看看我，肯定地回答：“我想不算是吧！”
“我旁边那个男的，打进来就开始和那边那个聊天，都快一个小时了！”有时候，这种事情突然想明白了，自尊心或者虚荣心好像很受挫的滋味。
老公笑呵呵地说：“是不是我坐在这里啊，要不我坐到别的地方去？”这当然不行，边上没了男伴，再没人搭讪岂不是更没面子。
我跟老公讲了朋友们的经历，不无感慨地总结自己尽管男性朋友不算少，但是没有一个是主动走到我面前，作自我介绍要求认识的。老公说：“没有啊，每次我们出去，有人问路什么的都是找你的！”这也算啊？倒是，每次长途旅行，都有白头发的人拉着我，聊个不停，喋喋不休地讲给我他们年轻时候的故事。还有一次，我带女儿坐公共汽车，对面有个拄拐装的男人，用中文跟我说你好，他不停地和我怀里那个被公车颠簸弄得不耐烦的女儿藏猫猫，告诉我他曾经和一个中国来的女子结过婚，但是那个女的不喜欢孩子，把怀了几个月孩子流掉了，他就坚决地离婚了。一路上，他不停地夸奖女儿可爱，使得我也心情愉快，等我下车的时候，他还大声地喊：“我就是喜欢小眼睛的中国小孩！”
前两天，坐在公园里发呆时候，旁边有个小学校组织学生也来远足。然后有个###岁样子的小男孩，走到我的面前，再三打量我，判断了一下才说你好，中文说得还算流利。他很高兴，我也能讲中文，和我东拉西扯，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我说是北京，也问他是哪里来的。小男生一只手插在裤兜里，一只手扶在腰上，回答：“我是从河北省市保定来的……不对不对，嗯，是河北省保市定……还不对，让我想想啊。”说着，扶在腰上的那只手挠了挠小寸头，突然豁然地样子，“是河北省保定市，对，是保定市！”……
回顾我的被搭讪史，从中国到加拿大，可怜的就这么些了。 。。
生活的两极
每周我都要去唐人街进行一次食品采购。说实话，只有唐人街才能满足我的一周烹饪要求，从南北干货蔬菜瓜果到各种厨具，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前两天想吃月饼，尽管脚受了点伤，照旧耐不住性子，跛着脚去找到了传说中的手工雕刻的月饼模子，顺便竟然还发现有铁板、石锅等有趣的东西卖，回来以后不由得感叹，果真是唐人街，从来没叫我失望过。据说，温哥华的唐人街是北美或者是世界上最干净的唐人街了，随着华人地位的提高，越来越的媒体开始该称这里为华埠。但是对于其他族裔来讲，不管怎么改，这里都不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地方，人们对这里的兴趣还是在于对东洋景的好奇。
走在街上，除了一般的叫卖声，时不常楼上房间的窗户就传出一阵阵哗啦啦的麻将洗牌的声音，抬头寻声而去，只见颜色兀突的窗帘乱七八糟的拉着，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从国内到国外，打麻将的地方总是昏昏暗暗。这里的建筑物，年代已经久远，很多都是早期修铁路华工的宿舍，现在好多改成了宗亲会，还有一座横眉写着：国民党北美总支部。如今还住在这些楼里的尽是些老得腰都挺不直的老人了，表情麻木，眼睛混沌，身上穿着灰色的中式布卦。有的老婆婆上身还要捆个长长深蓝色的布带子，在胸前打个叉，然后横系在腰间，稀落落的白发盘在脑后，一边肩膀背着一个布袋子装着菜，手背后托着底，另一边的胳膊在前面拽着带子，走起路来哈着个腰，随时看见地上有丢弃的空瓶子，就飞步过去拾起装进袋子里。每到周末，很多白人都喜欢阖家大小来唐人街吃点心，这时，哪里管餐厅的老板是台湾来的，还是大陆来的，就全部统一成了华人，在他们看来，华人最擅长把没有滋味的食材调理得百转肠回，譬如，豆腐、海参还有肠粉，等等，但是他们不知道，在后巷那一边，餐厅厨房的那一面小窗门能向外看到的，几乎就是生活和工作在这里华人的全部天空了。
我常常去的那一家菜店，号称是温哥华最便宜最全货的地方了。每次拿菜的时候，面前都有无数只手，噼哩啪啦地挑菜，稍一犹豫，就只有捡剩儿的份了。有个朋友曾经在这里打过几天零工，还曾用这里的工作担保去申请过美国的签证，但是被拒签了，因为签证官认为这么低的时薪无法支付其在美国的消费。即便如此，这里的收银员可也是全温哥华最牛的了，大概是生意太好了吧，整天眼皮都不抬一下，一句谢谢也别想从她们嘴里听到，要是付硬币都要顾客当面一五一十的点清，让我想起了北京的中国银行，里面的办事员每次去取钱都让我有种拿他们家钱的感觉。
去唐人街，我有比在别处更强烈的外乡人的感觉，这里流行的是广东话或者福建话，以至于很多白人以为广东话的“恭喜发财”就是新年快乐的意思。我是坚决支持北京奥运的，因为不仅仅中国需要这个机会向世界介绍自己，而且生活在别处的人们也需要一个契机去了解中国。大多数白人认为唐人街就是中国的缩影，生活在唐人街的人们也以为这里就是世界的缩影。每去一趟唐人街，我都不由得感叹生活真是不易，但是回到我住的街区，我立刻忍不住高歌：生活多美好啊。同一片晴雨云下，就是有这么不同的感受。
我住在市中心的另一端，太阳出来的日子，人人都夹着草席、毛巾被，趿拉着人字拖，向着海滩走，要去晒太阳啊；要是连着下几天雨，可爱的朋友们见了面都抱怨自己得了忧郁症。前两天，遇见了托儿保姆帕米拉，她问我：“嗨，这个夏天过得怎么样啊？”我傻呆呆地回忆了一下，想不起什么值得兴奋的事情，就回答还可以吧，红头发的帕米拉不敢相信的样子，睁大眼睛问我：“为什么？这么美丽的夏天，你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吗？”她难过地说：“要知道，我的工作是从星期一到星期五，都不能休息，我多渴望到海滩上去啊。”我是相信，生活的幸福指数，是由人本身的态度决定的。去超市买个东西，也要准备很长的时间，倒不是人多，不过售货员实在太热情，每个顾客都要聊上几句，我买了肉馅，都要恭喜我真是幸运，因为今天的肉馅很新鲜呢；有时东西少，顾客没要店里的塑料袋，那个大叔立刻大声地夸奖这环保举动，号召后面排队的人学习好榜样。
有一次，我坐在肯德基里吃垃圾午餐，一抬头，看见店外有两个年轻小伙在乞讨，举着个牌子，上面写着：还差十三块钱去买船票旅行，请分享你们的零钱吧。我问老公，下次我能也觉着牌子坐到那儿，不过上面要写：还差三十万去买房子住，请分享你们的零钱吧。老公肯定地说我一定会上电视新闻的。
我喜欢听莫扎特的音乐，他一生贫苦，生活艰难，但是从他的音乐中一点儿也找不到悲观失望的因素。以前总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到离家这么远的地方来，有什么好。我也真想不出有什么好，现在终于找到了一个籍口：这里的人们把一切不如意的地方都不放在眼里，快乐的生活着。
抵抗力还是抗生素
在北京生活的朋友说，她现在最怕两件事，一件是晚饭后，小阿姨（保姆）一放筷子，说下个月不想干了，另一件就是孩子生病。
天哪，我终于赶上了这第二件。这是女儿出生以来的第二次生病，上一次是十三个月大时出疹子。前两天刚打电话回国去，和家里人说自己的宝贝不易生病，真是说嘴打嘴。
十二月的第一天，早晨起来拉起窗帘，就看到了漫天飘雪，上午出去玩了一阵子，回来女儿的鼻涕就像决了堤的河水一样了。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跟拉个风箱似的。这样流了一个星期的鼻涕，由清水转青水，最后是黄鼻涕。听说是流黄鼻涕就是快好了，果真到了周末，鼻涕不再滚滚而来。
可惜一时疏忽，出去玩回来，情形再次恶化，并且伴随着咳嗽。老公问我要不要去看看医生啊？当然不要，温哥华的家庭医生是打死也不给开药的，这里的人相信医生，医生相信抵抗力。前些日子，新闻说调查显示，即使那些非处方类药品，对幼儿的心脏还是会带来很大的冲击，可能带来终身的影响，所以卫生局要求幼儿类的非处方药全部下架。这回好么，本来在加拿大，两岁以内的幼儿不经医生建议就是不能用药的，好容易我们熬过两岁，连卖都不让卖了，药店里能见到非处方的小儿用药还不就得剩创口贴了。女儿的音乐班上个同学，我亲眼见他淌青鼻涕淌了一个多月，大家都认为病毒这样排出去就好了。为了让女儿睡个安稳觉，我还是偷偷给她吃了国内带来的冲剂。药吃下去，确实也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我和老公都比无作为时觉着心安多了。
星期二从幼儿园回来，女儿的咳嗽声从胸腔唝唝地传出来，精神明显不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