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州先生，余姚黄竹浦（今明伟）人。他自云其一生有三变：“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
其父黄尊素是东林党名士，为人沉毅正直。黄宗羲八岁随父在任所读书。当时，权阉魏忠贤把持朝政，戕害忠良，政治腐败不堪。东林志士左光斗（安徽桐城人），杨连（湖广应山人）等常到黄家议论朝政，评论人物。黄宗羲侍立在旁，对朝政黑暗情况、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等，了然于怀。
黄尊素为阉党所害，被押送京城。临行前，父亲命他拜著名学者绍兴刘宗周为师，并嘱他：“学者不可不通知史事。”父亲的教训对他后来的求学道路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祖父为使黄宗羲牢记国恨家仇，在他进出门口处写上“尔忘勾践杀尔父乎”八字来激励他。
年仅十九岁的黄宗羲，袖藏铁锥，孤身赴京为父讼冤。当时，崇祯即位，阉党失势，黄宗羲在刑部大堂当场锥刺魏忠贤死党许显纯等，其事轰动海内外。
黄宗羲一生著述不断，而且愈到老年愈勤奋，年逾八十，著书不掇。他所开创的“浙东史学”一直影响到近现代。
由于黄宗羲在学术上和思想上的重大贡献，与孙奇逢（河北容城人，明亡隐居不仕）、李颐（陕西周至人，讲学江都，门徒甚众），并称为清初三大儒；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家。
黄宗羲在经济领域也有非常突出的成就。他的“积累莫返之害”之论说被清华大学的秦晖教授在一篇论文中概括为“黄宗羲定律”。黄宗羲指出，封建赋税制度有“三害”：“田土无等第之害，所税非所出之害，积重难返之害。”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不分土地好坏都统一征税；农民种粮食却要等生产的产品卖了之后用货币交税，中间受商人的一层剥削；历代税赋改革，每改革一次，税就加重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重。
纵观历史上多次税费改革；出发点也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像唐朝时的‘两税法’、明朝时的‘一条鞭法’、清代时的‘摊丁入亩’等，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会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中央领导###等同志了解到这一研究成果，把它看作一面历史的镜子。这是史为今鉴的最好栓释，也是黄宗羲留给后人的一个命题，一笔思想财富。
康熙三十四年初秋，黄宗羲病重不起，写了《梨洲末命》一文，文中嘱咐“吾死后，即于次日之早，用棕棚抬至圹中，一被一褥，不得增益。棕棚抽出，安放石床。不可用纸钱，见世俗所行折斋、做七，一概扫除。来吊者所送银钱纸烛尽行却之。相厚之至，可在坟上植梅五株，则稽首谢之。”要求在其墓前树立石条两根作望柱，上刻：“不事王侯，持子陵之风节；沼钞著述，同虞喜之传文。”
临终时，他口授《绝笔诗》命儿子作记：
筑墓经今已八年，
梦魂落此亦欣然，
莫教输与鸢蚁笑，
一把枯骨不自专。
俞樾
（1821—1907）临终诗笔尚如神
清末著名学者、文学家、经学家、古文字学家俞樾，师法乾嘉学派之王念孙、王引之父子，颇有成就，授徒多年。他是现代诗人俞平伯的曾祖父，章太炎、吴昌硕、日本的井上陈政皆出其门下。
临终前，俞樾作留别诗10首，又做“自喜”诗和“自恨”诗，代讣辞行，颇为潇洒豪迈，在戚戚别情中掩藏着大气和高亢，如其《别门下诸君子》：“寂寞元亭杨子云，偏劳载酒共论文。不知他日三台路，谁过空山下马坟。”《别此世》：“自寄形于此世中，扰扰事无穷。而今越出三千界，不管人间水火风。”《别俞樾》：“平生为此一名姓，费尺精神八十年。此后独将真我去，任他磨灭与流传。”《临终自恨》：“茫茫此恨竟何如，但恨粃糠未扫除。七尺桐棺三尺土，此中了却万言书。”“临终自恨”诗乃曲园老人临终前，弥留之际，口授此四句，言语已不十分清晰，乃是由他的孙子俞陛云先生以耳贴近曲园老人口边，记录下来的。真可谓是“临终诗笔尚如神”。
作为经学大师，遁世隐居的俞樾对经学的命运颇为悲观，他在遗书中说：“吾家自南庄公以来，世守儒业，然自今日，国家既崇尚西学，则我子孙读书以外，自宜习西人语言文字，苟有能精通声、光、化、电之学者，亦佳子弟也。”“吾一生无所长，惟著书垂五百卷，颇有发前人之所未发，正前人之错误者，于遗经不为无功。敝帚千金，窃自珍惜。子孙有显赫者，务必将吾书全书重刻一版，以传于世，并将坚洁之纸印十数部，游宦所至，遇有名山胜境，凿石而纳之其中，题其外曰‘曲园全藏书’，庶数百年后有好古者，发而出之，俾吾书不泯于世。”
王国维
（1877—1927）五十之年，只欠一死
王国维之死，一直是一个谜。
1927年6月2日的早上8时，王国维准时来到清华国学院上班。处理完日常公务，他很随便地走出校门，叫了一辆人力车，径直往颐和园而去。上午10时左右，王国维到颐和园下车后让车夫在外等候，自己购票入内直奔昆明湖。漫步走过长廊，王国维在石舫前兀自独坐沉思，约半个小时后进入了鱼藻轩。这时，他点燃一支纸烟，慢慢地抽完后掐灭了烟头，便从鱼藻轩的石阶上猛然纵身跃入湖。
在检验遗体之际，于王氏内衣袋中搜得遗嘱一份，遗言当头一句：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
惹得后来人无限猜测。
链接：王国维（1877…1927），近代国学大师，浙江海宁人。早岁随父习八股时文、试帖诗，16岁中秀才。1901年秋赴日本留学，自1913年始，从事考订中国古代史料、古文物、古文字学、音韵学等，后为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授，位列四大导师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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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
（1919—1969）
我现在才发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
殷海光先生是本世纪中国不可多得的自由主义斗士，风骨嶙峋的知识分子，一位充满着道德热情和道德勇气的理想主义者。他不畏强权，不避横逆，为弘扬五四精神和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奋斗了一生，终因六十年代台湾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迫害，抑郁患癌，过早谢世。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断断续续地说：
中国文化不是进化而是演化，是在患难中的积累，积累得异样深厚。我现在才发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希望再活十五年，为中国文化尽力。
去世后，他培养的弟子李敖、林毓生、陈鼓应等都成为一时风流人物。这些弟子中，培养得最为成功又蜚声海内外的是李敖。柏杨、颜元叔、龙应台、司马文武等蜚声台湾的言论家无不受到殷海光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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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
（1914—1974）祝福孩子们
顾准1957年被扣上右派帽子，1965年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在全国范围内，如此两次戴上右派帽子者，实属罕见。六十年代的政治气候下，顾准上述遭遇，势必祸及妻子儿女。子女出于对父亲的不理解，与之疏远，乃至断绝关系，不难理解。1966年，顾准被迫与妻子离婚，搬离家庭。次年回去取书籍衣物，久唤门不开，后来还是邻居帮助他把东西搬下了楼。不久，又被迫签具了断绝父子、父女关系的声明。从此，顾准蜇居中科院一斗室，以冷馒头度日，再也没有迈进过家门。
顾准临终前，欲见子女亦不得。陈敏之为疏通其子女对父亲一生的理解，1974年11月9日，曾给顾准长女、长子写有一信。顾准用铅笔在信上加注：如果我临死的话，我还是希望见见你们。一是请你们原谅（妈妈说我害人，我实在害了你们），二是祝福你们。
遗嘱立于11月15日。当时，陈敏之根据顾准病中口述，整理出一份如下初稿：
我与学问、政治已无能为力，这是我唯一的遗憾。
我热爱生活，我知道生活在人间的日子已经有限，我将勇敢地迎接死亡来临。
对于所有关心我的朋友和同志，尤其是于里夫、耕漠两位老友对我真挚的关注，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生前所用全部遗物交给重之（注：顾准幼子）；在京存款（补发的生活费，现由六弟交给母亲保存）交给淑林，并入妈妈的遗存；在上海现由六弟保存的存款伍佰元赠与里夫老友。
我所有的全部书籍交给六弟并由他全权处理。遗稿（一）有关希腊史部分交给吴敬琏同志；（二）其他部分均由六弟全权处理。请六弟选择一些纪念物品代我送给张纯音同志和她的女儿咪咪。
医院认为：我的病例特殊，如果需要，我的遗体愿供解剖。我的骨灰倒在三里河中国科学院大楼（前经委大楼）前面的小河里。
祝福我的孩子们。
令人感慨的是，顾准遗嘱的最后一句话，还是“祝福孩子们”。当时陪伴他的一位老友为之黯然，称之为“英雄肝胆，儿女心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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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
（1895—1990）大哲而有大智慧
冯友兰晚年，一直和其女儿、著名作家宗璞生活在一起。冯友兰曾说自己早年赖慈母，中年仗贤妻，晚年靠孝女。
宗璞在一篇回忆父亲的文章中写道：父亲最后的日子，是艰辛的，也是辉煌的。他逃脱了政治漩涡的泥沼，可以相当自由地思考了。1980年，他开始从头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这部大书。当时他已是85岁高龄。除短暂的社会活动，他每天上午都在书房度过。他的头脑便是一个图书馆，他的视力很可怜，眼前的人也看不清，可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哲学思想的发展在他头脑里十分清楚，那是他一辈子思索的结果。
他最后的遗言是：“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要注意《周易》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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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
（前200—前168）其生若浮，其死若休
贾谊曾深受汉文帝赏识，后受周勃、灌婴等排挤，被贬为长沙太傅，终不得重用。
他辞别了京城，来到了地处偏远的长沙。他听说长沙地势低，湿度大，自认为此去长沙将享寿不长，而且又因为是被贬谪，心情非常不好，常常拿自己与屈原作比。在这种情况下，他写下了千古流传的《吊屈原赋》。
汉文帝七年，文帝思念远在长沙的贾谊，于是将他召进皇宫。当文帝听完贾谊的一番宏论后，十分感慨地说：“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过不多久，汉文帝拜贾谊为梁怀王的太傅。在任梁怀王太傅期间，贾谊仍对政事十分关注，而且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写下了如《治安策》、《论积贮疏》等名篇。
汉文帝十一年，梁怀王不幸坠马而死。贾谊认为自己作为梁怀王的太傅而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因此非常伤心。由于伤感过度，贾谊“哭泣岁余，亦死”。（《史记》）
“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澹乎若深渊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这是贾谊在《鹏鸟赋》中表现的生死观，生命就像一条不系的扁舟，生死如同浮浮沉沉，哪里是人力可以肆意驾驭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