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强想了想，精炼地评价道：“谈吐了得，为事专断，不喜为人下。”
宋教仁眨着眼睛，疑惑地问道：“这是褒，还是贬？你就说他能否当大任吧？”
“呵呵。”陈文强笑了笑，说道：“在军事上，他自然是比咱俩都强。但他也不是算无遗策的诸葛亮，如果他能认识到这一点，组建起参谋部，并能纳谏如流，我还是赞同由他主管军事的。”
“这样啊——”宋教仁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说道：“那我和他再谈一谈，希望他能改掉专断的毛病。”
“德国的参谋制度值得学习。”陈文强建议道：“发挥集体智慧，这是最好的办法。世上有多少只靠着自己的谋划便能成功的名将？有了参谋部，主官只要选择看起来最合理、最正确、最有把握获胜的战法，即便有错误，我看也坏不到哪儿去。”
“这么说的话，连你我都能指挥军队喽？”宋教仁笑着摇了摇头，对陈文强的说法表示怀疑。
“那有什么不行。”陈文强倒是很笃定，“古代那些文官领兵，不也有很多打胜的战例吗？只要中下级军官够素质，对主帅的要求自然不必那么高。所以，我才着急要建立武备学堂，培养军官。如果吴绶卿不能担此重任，我准备从德国高薪聘请。”
“为什么你如此倾向德国？”宋教仁不解地问道：“知道吗，美国总统已经允许西点军校招收中国人。”
“在现在这种形势下，往美国派人学习？”陈文强断然摇头，“相反，现在是从美国往回拉人的时候。有学识的，有钱的，有技术的，都是咱们需要的人才。上海，琼州，都可以安置。嗯，我已经安排人在报纸媒体上呼吁，并发出邀请，请旅美华人回国。”
一九零五年七月，《广东日报》刊出社论《论赴比赛会被辱与抵制美约之关系》，从清朝官员赴他国参加活动遭海关人员轻侮一事说起，联系当时全民抵制美国辱华条约的社会背景，希望唤起民众团结以自强。文中还有“外人之轻视华人，匪自今始矣，而犹以中国人民，蜷伏于专制政府之下，外人得用其恫吓手段，假清政府以制吾民”等语句，已将反抗异国欺压与反对封建专制政府连在一处，可见人心向背。
美国华工大部分来自广东，十九世纪后期以来，他们在美国受到苛待，使他们的亲人和同乡感到强烈不满。因此，他们的亲人和同乡自然会认为自己在反美拒约中应充当更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二十世纪初叶的广州社会反美情绪的爆发，既有来自上海地区活动的刺激，也有源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排外传统和抗争精神。
而早在五月份，上海工商界便召开大会，反对美国长期以来对旅美华侨、华工的歧视和虐待。参加大会的除上海总商会的董事外，还有商部右参杨士琦及中外记者。大会首先通过两个议案，一是因为《限制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期满，反对政府与美续订新约；二是限期美国政府删改排华法案，公平对待华工、华商，否则即抵制美货。
随后，大会由上海总商会会长曾铸领衔，通电外务部和商部，“吁恳峻拒画押”；另又分别致电汉口、天津、重庆、南京、广州、长沙等全国二十一处商埠商会，要求采取一致行动，并提出了具体的抵制办法。因为美国拒不改约，抑制办法如期实行，中国各地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抑制美货运动。
在抵制美货的运动中，尤以广州最为激进，可以说上至士绅、富商，中至学生、工人，下至赌徒、娼妓，全民上阵。
当时很多报刊都刊载过广州市面上各界动态———店主在大门上贴“本店没有美货”的海报，民房的大门也贴着“我家不买美货”的大字报；赌场的赌客拒抽美国香烟，风尘女子也拒陪使用美货的客人，船夫拒载美货，理发师拒绝为美国人理发，学生拒穿洋布洋衫，糕饼作坊和家庭主妇拒用美国面粉制作月饼，等等。
对这场抵制美货运动，陈文强是乐见其成，并且在推波助澜。因为他意识到，这场风潮将直接刺激民众国货意识的提升，对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对他的工厂企业能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而且，陈文强还建议宋教仁利用各种机会充实自己的政治资本，自然也包括这场抵制美货运动。报纸媒体，复兴会是有的，现成的扬名机会，岂能不用？
“向琼州移民，再安置旅美华人，这需要多少资金啊？”宋教仁有些咋舌。
“不是有银行嘛，要申请低息贷款的话，他们还是能给我这个面子的。”陈文强满不在乎地笑道：“实在不行，我也开个银行。南洋张氏兄弟在苏门答腊有个日向银行，他们倒是很想把业务拓展到国内呢！”
“随你折腾吧！”宋教仁对此无可奈何，复兴会的资金并没有短缺过，陈文强既然有富裕，怎么花他也不好干预。
…………。。（未完待续。）
第九十八章 抵制的成本，针对办法
一九零五年，是远东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是中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那一年夏天，日本人战胜了俄国人，这件事情正发生在中国探索未来去向的时候。对所有中国人来说，日本的经验似乎指出了一条新的路子。
中国人那时候对于日本模式的羡慕感情，远远大于日本对于中国做了什么。在中国人看来，日本瞬息间变成了一个现代化国家和世界强国。它令人注目地改变了国际关系，因此它值得钦仰。
在北京的满清政府看来，日本完成了崛起，但却没有抛弃先前的传统。他们对日本的立宪政体非常感兴趣，准备如法炮制。
在革命党人眼里，则从日本的经验中学到了更多的东西。民族主义者看到亚洲人终于可以战胜西洋人了。前提是，必须万众一心地去铸造民族精神。
接下来，美国通过了排华法案，这给了中国人宣泄的渠道，商人首先而起，显示了巨大的力量。
此前，在清政府看来，美国没有帝国主义的腐败、堕落，美国人的意图是诚实和公正的，而且是时刻准备帮助中国的。他们长期企求通过美国人，来解决中国在国际上遇到的难题。
然而，真实的情况恰恰相反，当中国政府发现，每当需要美国人国际援助的时候，他们总是采取消极态度。美国高谈阔论式的友好并不能给中国带来任何好处。政府的微妙态度当时似不可查，而表现在年轻人身上，却是从之前的美国梦转向了更为实际的效法东瀛。
明眼人都看得出，美国已经在这一年失去了中国。于是，这一年，上海商人关于抵制美货的号召，迅速赢得了中国人的广泛支持。
对于中国人的抵制情绪，总统罗斯福在女儿艾丽斯来中国旅游之前，了解得并不真实。罗斯福起初只是采取一些常规的步骤，一方面制止虐待在美华人的现象，一方面压服中国人的反美情绪。他感到美国的威望在中国面临危险，他不愿看到中国人以不敢施加于英国、日本和俄国人的办法来对付美国商人。
但此时，抵制运动的热情正席卷中国。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在北京见到了外务部大臣庆亲王奕劻，要求他代表的政府明确表态，制止这场针对美国人的抵制运动。奕劻是个对于内政外交没有多少创见的末代权臣，他对于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一切束手无策。清政府的态度则模棱两可，他们一方面试图利用这种沸腾的爱国情绪向美国人施压；而另一方面，他们对于此类自下而上的运动，缺乏把握、畏之如虎。
七月，在中国主要商埠，特别是华中、华东和华南地区，抵制美货运动已形成高潮。事态的发展激化了美国国内的不安情绪。新英格兰的纺织业主抱怨，中国的抵制将使其一年的损失达两千万美元；美孚石油公司也惊呼，抵制会给美国石油业带来灾难，估计每月的损失可达两万五千美元；英—美烟草公司的销售额下降了百分之五十；美国面粉在中国也失去买主。
罗斯福此时倒很理智，承认抵制“应归咎于我们自己的错误行为和愚蠢举动”。他甚至收到一份机密报告，得悉英、德两国故意在中国制造反美情绪，排挤美国势力，以收渔人之利。他担心出现更糟的局面，但除了继续迫使清政府出面进行镇压外，他又别无它策。
可是清政府不仅不理会美国的要求，反而寻求订立新的条约。这种态度使罗斯福“非常不满”，他说自己比历史上任何一位总统对美国人的态度都要强硬，但仍无法使国会同意“给中国人公平待遇”。
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轰轰烈烈的抵制美货运动到了七月底，在首先发起运动的上海便出现了分化。
在抵制之初，群众的抵货热情空前高涨，连妇女儿童都加入了抵货运动的行列，许多店家和市民登报保证不买卖美货，一些存有美货的小本零售店也表示愿意将其存货暂时束之高阁。但不久，现实的问题就出来了。强烈的爱国热情，让所有的参与者都失去对抵制成本的估算，时间一长，矛盾立显。
现存的美货怎么办？即将源源不断到来的已订美货又该怎么办呢？抵制遭遇的成本不是一个小数目，据美国驻上海领事估计，当时仅上海一地的存货价值就高达八百万美元。可以想象，对这些存货的处理必将直接影响到商人们的抵货热情。
对于大商人而言，他们是这些存货的直接所有者。如果不卖，他们将付出惨重代价，特别是那些专营美货的大商人，更是面临倾家荡产之虞。因此抵货运动发展到七月末，在一次商人们的集会上，对于抵货的手段，商人们的意见出现了分歧。
一部分大商人请求得到政府和商会的帮助，售出那些手中的存货，要求“疏通”。所谓“疏通”就是要出售现存美货，与抵制、不用美货的初衷显然是矛盾的。与大商人不同，小商人们抵制态度鲜明，立场坚定。他们明确指出，流通就是破坏抵制，就是开时局的倒车。
双方的意见根本谈不拢，社会上的抵制热情越来越高；而商界，大商人的利益无法补偿。如此一来，运动的参与阶层便有出现分化的迹象。
显然，出现这种现象是陈文强所不愿看到的，也不符合他的利益。虽然煤化厂已经能生产一定数量的煤油，但崖州石化厂还在加紧兴建，要三个月后才能投产。也就是说，他需要时间，需要把美孚石油逐出中国市场，并取而代之。另外，还有纺织企业，挤压美货在国内的市场份额，也是有益无害。
而且，运动只持续了三个月，远远没有令美国，以及其他列强感受到中国民族主义觉醒的威力。更没有让国内民众意识到非暴力地抵制洋货是一种更老练、更成熟的武器，以后也会屡试不爽。
“上海存货大约在八百万美元，其他商埠呢，加起来大约也是这个数目，也就是一千五六百万。”陈文强首先与中侨合资银行的股东们进行了磋商，希望银行能够出手，暂时解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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