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呀，满清这具僵尸还在苟延残喘，众多的革命者虽心忧国家，有激情，有血性，但在道路的选择和行动的方式上，却并不令人感到满意。甚至在革命立论上已经走了极端，胡乱批判，胡乱树敌。
比如在东京开始的论战，虽然只是刚刚开始，但从邹容的信中，陈文强却有些惊讶地看到了这样一种观点，而且是众多革命党人眼中的北辰所说的。
“……于光复之前而言实业救国，言立宪救国，则所救为非我之国，所图乃他族之强……”尽管陈文强在东京与北辰进行过畅谈，也听到一些北辰类似的观点，但却没有这么明确，这么偏激，这么狭隘。
将立宪救国、实业救国的人士一杆子全打翻，陈文强觉得很不可思议，何况他也是其中之一呢！当然，此番出格言论可能多出于“民族义愤”，是立场、态度、感情问题而非理性认识上的问题。但若以此等“共识”打造成熟、理性、对国家未来敢于负责的优秀革命党，则无可期待。
是加入、引导，还是渐行渐远，陈文强对此很费思量。被狂热情绪所左右的革命者，能接受自己这番在他们看来过于冷静，也过于保守的革命方略吗？
坐在石阶上，陈文强想得如此出神，直到蔡元培和杨笃生走到近前，他才恍然觉察。
“文强老弟，你这份礼物实在是——”蔡元培苦笑摇头，是责怪，是感激，这还真是挺复杂的情绪。
陈文强呵呵一笑，说道：“举手之劳，不用谢。”
蔡元培愣怔了一下，与杨笃生对视一眼，不由得都笑了起来。
要说杨笃生（又名杨守仁），在晚清新政时期的湘省，也是个亮点人物，与杨度并称“湘中二杨”。一九零二年赴日本留学，初用功奋进，“习日语、数学甚苦，尝失足倾跌，伤足趾，痛甚，然扶病上讲堂受课，不肯休。”后见国势日危，遂无心向学，“欲奔走呼号”，以救亡扶危，归国往来于北京、上海之间，主持参与组织了北京的暗杀活动。“党人能**，自守仁始”，甚至因此损伤一目。
一九零九年，杨笃生前往英国留学；1911年，他听说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失败，许多同志牺牲，神情沮丧，夜不成寐，于同年七月初于利物浦蹈海自尽，遗嘱中还将历年所积一百金镑捐助革命。
虽然杨笃生的生命短暂，但其担任过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立报》主笔。文才自不必说，且“皆能言人所不敢言”，“以坚确之辞义，抒真挚之情感。欲天下哭则哭，欲天下歌则歌”；黄兴也称赞他“思想缜密”，实为“美材”。
从这些历史评价来看，杨笃生是个比较感性的人物。虽是书生，个性当中却有让人生畏的勇力与傲岸。这种性格决定了杨笃生一生的选择，包括他最后选择的主动赴死。
“文强是担心我等无暗杀之力、之能？”杨笃生想证明自己的判断，开口问道：“我觉得既有杀身成仁之心，其余则或可忽略。且无论成败，皆可激发士气，唤醒民众。”
陈文强摇头表示反对，缓缓说道：“若以刺杀激发士气，唤醒民众，我觉得并不比宣传鼓动来得更好。而若使刺杀发挥极大作用，便要保证成功几率，务求一击必杀。比如为配合暴动起义而刺杀敌方重要人物，比如刺杀严重阻挠革命的元凶巨恶，比如刺杀镇压起义的罪魁祸首等等。若无刺杀之能，只抱成仁之心，一经失败，不仅使刺杀目标警觉而加强防范，徒增日后困难，又白白牺牲仁人志士之生命，我觉得十分不妥，不值。”
“另外——”陈文强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刺杀或暗杀可以作为革命的一种手段，但却难以从根本上动摇满清统治。所以，应该是一种辅助手段，而发动大规模的起义暴动才应是主流。如果同意这样的判断，又何必要求人人搞暗杀，人人当刺客呢？”
“文强，有话尽可以直说，难道到现在，咱们还不能相互信任吗？”蔡元培猜不出陈文强想要干什么，但却知道他所图非小，把王之春掳来，也就是加深信任的一个表示。
陈文强点了点头，说道：“还是蔡先生知我，我确是有重要的事情要与诸位商讨，不知诸位是否介意按照江湖规矩随我去一个隐秘的地方？”
蔡元培看了杨笃生一眼，尚有些犹豫，杨笃生已经想得清楚，若陈文强有恶意，凭着附近的人手，已经足以致他们于死地，又何必大费周章，温言相询？
“这有何不可？”杨笃生很痛快地答应道：“经此一事，文强的为人，我们是信得过的，万万不会诡计加害。说实话，如果不是听文强所言似乎并不赞同我们的革命方式，我们早就要发展文强进暗杀团了。”
“发展我吗？”陈文强笑着调侃道：“难道诸位不担心被我发展了吗？帮派中兄弟多粗豪，还正缺诸位这样的文化人呢！”
“粗豪就是直率，江湖人物缺的就不是血性，文强莫要妄自菲薄。”蔡元培说道：“如果善加引导，将会是一股很强大的革命力量。”
陈文强淡淡一笑，尽管观点有差异，但现在还不是争论的时候，他伸手相请，又向周围的手下打了手势，引领着蔡元培等人向路上走去。
…………
第三十八章 争论妥协
二十世纪初，面对着内忧外患，感受着屈辱国痛，“革命”求变的呼声日渐高涨。而不管是康梁的改良派，还是激进的革命派，其实都是体制外的反对力量。
但革命的调子虽高，却并没有形成完整系统的理论，更没有明确可行的办法。什么杀人主义，什么排满兴汉，什么会党暴动……只要看起来对满清政权有损害的，不管三七二十一，拿起来就干。这样的革命不能不说是盲目且狂热的，也就能解释象蔡元培、章士钊等文人书生，也要搞毒药炸药，有成为恐怖分子的趋势了。
所以，当蔡元培等四人被戴上头套坐着马车颠簸了近一个小时，进入卢家湾的秘密基地的地下室后，先是被枪械（不是全部）所吸引，再被陈文强安排的枪手的射击表演所惊叹，最后则被陈文强拿出的一整套建立团体或政党，系统进行革命的文件所震撼。
尽管陈文强搞出来的东西还称不上多么完善，但大体的思路是有的。而且是从革命的最终目的出发，有些高瞻远瞩的味道，并且有相应的行动发展方向，让人觉得切实可行。可以说，陈文强觉得这些东西差强人意，但对于蔡元培等人来说，却如同持着昏暗油灯在黑暗中摸索的人一下子看到了远处闪射光芒的希望和出路。
当然，对其中的异议和反对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人的认知和思想都是不同的；争论也是十分必要的，大家把分歧亮到明面进行商讨并想出解决办法，这便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哪怕争得面红耳赤，也比藏在心里要强。
“国体不重要，重要的是制度。”陈文强耐心地回答道：“当然，这也是为了能更多地团结各方力量。我是这样想的，立宪派的兴衰、转变取决于满清的态度，而要满清朝廷真立宪，让出权利，那是不可能的。”
“这点我却不敢苟同。”蔡元培摇头说道：“万一满清朝廷真的实行君主立宪，我们汉人还要拥护一个鞑子皇帝不成？”
历史的欠债，少数民族统治主体民族，这是满清难以立宪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陈文强知道满清必然被革命推翻，但别人不知道，所以，他决定再作一下争取后作出让步，“满清朝廷立宪改良必然失败，因为他们既无力阻止变革的运行和深化，又无法有效应对变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矛盾。闸门一旦打开，再要试图回归到传统的统治秩序中去的话，那就是自寻死路，加速灭亡。”
“还是要明确国体更好。”杨笃生插话道：“否则日后团体内部会有分歧，甚至会分裂。”
“好吧！”陈文强提笔记录，还是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其实共和民主与君主立宪的出发点都是一样的，都认为国家现状不可维持、必须改变，也都认为中国应该有、也能够有一个较为良好的政体和政府。二者对立的是路线、是手段，相同的是方向、是远景。日后也不是完全没有合作的可能，毕竟建设国家还是需要共同协力的。”
“等他们放弃了对满清的幻想，咱们再谈合作也不迟。”万福华不以为然地说道。
万福华字绍武，合肥人，其家境贫寒，自幼在中药店作学徒，但颇知上进，好挑灯夜读，数年之内即通医道、能诗词。他任侠敢为，赒穷扶弱，曾一人手执短梃，喝退二百余无赖子弟，名震乡里。学徒期满后，他为当地富豪管理豆月池私产，竟能祛弊兴利，变废为宝，开辟荒土数十顷，疏浚水道，培桑植竹，养鱼种藕，数年之内，成为富庶一方的宝地。
因管理能力出众，万福华遂被官府发掘使用，先是在上海管理官银号，又往滦州铁路分局任总办，居滦州十余年，始南下广东、福建管理地方盐务。他在福建盐务任上，颇能革除弊政，杜绝不法，因此深得百姓感戴。后愤于外侮，忧于外祸，急欲联络友俦，唤醒民众，推翻清廷，振兴国家，遂辞职而去。
他曾率妇女集会演讲，被乡人侧目；也曾与同志上表朝廷，要求变法。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历游蜀、鄂、湘、粤等地，在上海与章士钊等革命党人结交，并加入暗杀团。他对暗杀主义极其热衷，曾云：“欧美革新，无不自暗杀始，今中国无其人也，有之，请自福华始。”
“眼光要放长远啊！”陈文强稍显无奈地叹了口气，说道：“舍生取义简单，纵死亦有专诸美名，不失为英雄。然缔造国家却困难重重，外有列强觊觎，有瓜分之险；内又积弊丛生，从官场到民间，皆需兴利除弊。单说这追赶列强的工业水平，没有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又哪里会成功？诸位不是还认为推翻满清便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国家便能一跃而昂然于世界吧？”
“当然，这其中的艰难困苦，我们都明白。”杨笃生很确定地点头，“我是经营过地方，自知其中的难处。一地已是如此，何况一国乎？”
陈文强看着众人的表情，心中对此表示怀疑，但这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还需要慢慢引导。今天呢，主要就大问题得到共识，争取把这个革命团体的事情敲定下来。
为什么非要尽量争取蔡元培、杨笃生、章士钊等人加入呢，因为陈文强虽然有了点名声，但与他们的性质还是不同的。蔡元培、章士钊等人文采菲然，又思想激烈，办报鼓吹革命，在革命者的圈子里极有名气。思想激进人士，或者途经上海的革命者，很多都会与他们联系，或聆听教诲，或拜访交流。
而陈文强的名气主要是在上海或者国内的工商业圈子里，不属于那个时代的主流，反倒是更接近洋务派和立宪派。正因为看到了这一点，陈文强才肯作出些让步，先把革命团体的架子搭起来，利用蔡、章等人的名声吸引并发展更多的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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