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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这些小孩儿现在已经不爱看书了，我如果把书摆在三楼，你们连楼都不会上！”大仙说。
“那怎么不把书架好好地放在地上？吊在房顶上吓唬谁啊？”
“放在地上的书你们这些小孩儿会看吗？就得挑逗你们的好奇心！再者说了，敬书之人自然要把书凌驾于自己之上了……”
“那些书很贵吗？”
“什么贵不贵的？庸俗！知识无价！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高尔基说的，长学问去吧！”
……
这些都是后话。写那本书的时候，我仅仅去过一次“油纸伞”，也不认识大仙。“油纸伞”给我的印象极为恶劣，我对它的评价只有四个字——人间地狱。大仙听到议论之后就买了那本书，读过之后万分气愤，辗转地找到我，并当众质问我为什么把“油纸伞”写得那么不堪。当时我正发愁这本书还没找到炒作的由头，他的出现比“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还要让我欣喜。我情真意切地告诉他：“干脆你告我得了，真的。”他听了连愣都没愣，哈哈大笑，我们就成朋友了。
说真的，直到今天我也不明白我们怎么会成朋友。大仙看起来像50多岁的，说起话来又像乌苏娜·布恩蒂亚，一肚子的百年孤独，可行动做派又再BOBO不过了（我丝毫不怀疑他在某郊区的House里包养着一个或几个面目可人性格好玩的“美眉”）。总而言之一句话，他是个怪胎！至于这么一个貌不惊人的“半大老头”是怎么搞到这么一大笔钱（“油纸伞”里的很多东西都是有国家三级文物证书的，文物局定期还要来做维护保养），那就又是一个迷了。不过，这位老兄对我真的不错，送我超级VIP会员卡，也就是说，全部免费——“你来我的店是给我捧场，还花钱干什么？”大仙气宇轩昂地说。这样一来我反倒不好意思光顾了，明摆着占人家便宜去的，我恨自己还没有那么心狠手辣，“超级VIP”也就一直闲着。直到有一天晚上十点多，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他又在报纸上看见我的文章了，又着急跟我汇报感受。
他说：“我们真不明白你们这些小孩儿怎么了？就那种男人的那点破事你也值得去写？不就是和两、三个女人睡过嘛！有空我给你讲讲我。不是我吹，我的经历比他丰富多了！”接下来他开始给我讲他的经历，大跃进、节粮度荒、上山下乡、回城下海、写字读书，现在是半商半读（书人）……和没说一样！我感兴趣的只有别人的情感经历。我的宗旨是，只谈风月，不谈风云。
电话听筒里传来一股浓重的威士忌味，我想他是爱尔兰咖啡喝多了——这个怪胎从不喝酒，而能让他醉的东西也只有掺了威士忌的爱尔兰咖啡了。他现在正处于那种七分酒意，晕乎乎最HIGH的境界，既不烂醉也不清醒，怎一个“爽”字了得？挂电话之前他向我提议，没事的时候可以到“油纸伞”来写字。
“老在家里窝着多腻味，换换环境，有助于激发你的创作灵感。我让他们谁都不许上楼，把空调全给你打开。你想怎么折腾都行！”
挂上电话，我看了一眼通话时间，1小时54分7秒，手机都烫人了。幸好我绝顶聪明，坚决支持中国电信使用单项收费卡。
第二天我扛着电脑去了“油纸伞”，像是为了验证他的信誉度，考验他是否还记得“酒后”之言似的。他被服务员从办公室里薅出来，睡眼惺忪地瞄了我一下，马上一连说了数十个“不好意思”（唉，他也用了“不好意思”），掉头跑到卫生间里洗脸。此时是上午十点钟，我能在这个时候出门已是奇迹，可是我发现他慌乱之中钻进了女卫生间，比我还要奇迹。
“油纸伞”三楼的桌椅配置其实不适合写字，只是给自己制造难度，长期在这里打字，用不了五年就会变成长臂猿。但是在这里写东西会显得很矫情很做作很优雅很小资，给自己以外的人一种朦胧的神秘感，一副日理万机今日栋梁的模样。建议每个人都时不时地摆一个这样的POSE给所有人看，有助于提高自信心。
可是我觉得我很让观众失望，每当别人蹑手蹑脚地走近我，想看看我在写些什么的时候，他们只能看见CS的激战画面。我脑袋上戴着耳麦，“我是流氓我怕谁”、“哎呀，悟空，你也太调皮了”……这样的对白他们听不到。遗憾。
偶尔我也会认真地写上两笔，大仙说我的样子很怪。我用圆珠笔当簪子把头发绾住，脱了鞋蹲在沙发上，烟叼在嘴里，手上噼哩啪啦地敲。那样子虽然邋遢，“不过，也挺迷人的。” 大仙说了一句和乌苏娜·布恩蒂亚不般配的话，抽着烟的他，显得迷人。可惜Joe早就说过了，大仙不过是步他的后尘而已。
傍晚时分，来“油纸伞”聊天、喝咖啡、吃饭的客人就要比白天来买书、读书的客人多，被我霸占的空间陆续被列强瓜分。我继续戴着耳麦听从网上下载的天津话版《双截棍》，音量调到最大，流俗的享受。我不认为贝多芬就一定比周杰伦高尚，但周杰伦肯定不如贝多芬永恒。可惜小周同志比贝多芬更受年轻人的爱戴，且身边小妞不断绯闻连连，不像贝老爷一辈子只停留在写情书的份儿上。他的字体是向哪边倾斜的？
大仙亲自下厨给我做了米饭上洒了柠檬汁的海南鸡饭，等待我的溢美之词。可我在新加坡的时候肠胃没少被餐馆里的这种食品折磨，在健康与礼貌之间，我决定两权相害取其轻。
“禽流感还未被正式归为历史范畴，疯牛病很难烟消云散，口蹄疫阴影重重，如果看了《麦兜的故事》，又怎能对它的同类下嘴……”
“能告诉我你是怎么活到这么大的吗？”大仙认真地看着我，一丝不苟地等待我的回答。
Joe，如果是你，你会说什么呢？
如果是我亲爱的Joe，他一定会很紧张地问：“宝宝，你想吃什么？”我会撅起嘴，别过脸去，告诉他我什么都不想吃。他知道我是在和他赌气，走过来，俯下身子，把嘴凑到我耳边，轻轻地问，更轻更轻地问：“好宝宝，到底想吃什么呀？告诉我，你想吃什么？就算你想吃天上的月亮，我也跑到天津的‘好利来’给你买回来！徐静蕾教导我们说，月是故乡的圆，饼是‘好利来’的好……”
这就是我亲爱的Joe！
Joe是没住过地下室的，Joe是名牌大学毕业的，Joe的第一份工作月收入六千元。只要有时间他就可以去埃及旅行，把好玩的埃及手鼓带回来。没有人在Joe的头上走过路。Joe在北京没有情人。Joe是北京小资物质世界里的一朵奇葩。Joe是我的Joe，谁也无法替代的Joe。
那么，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还要坐在这里？已经晚上8点钟了，这个时候我应该在凯歌的“生于1979”酒吧里继续当我的“六月之星”，还要蝉联“七月之星”、“八月之星”、“九月之星”……那个强迫我相信Joe还没有死的“伪装者”，为什么还不出现？
他真的出现了，在我毫无防备的时候出现了，导致我呆呆地坐在沙发上一分钟，像被按了“定格”键，一动不动。之后，我的眼泪开始流出来，不可遏制地流，我甚至都没有看他一眼就跑到卫生间去洗脸。我回来的时候，发现大仙差点揍了他。这和大仙的一贯表现一点都不像，他应该模仿十八世纪的绅士，用发音标准的法语说：“请您让这位女士单独呆一会儿。”
我想，大仙是有点喜欢我的吧？不然为什么要对我那么好呢？
事情是这样的。
他走过我的身旁，我没有注意到他。他像“油纸伞”里的客人或者服务员那样若无其事地走过我的身旁，我轻而易举地忽略掉了他，何况，我和大仙聊得正起劲儿。我们在聊什么是“后现代”？我的结论是——四不像的产物，什么流派的影子都有一点，打着“致敬”旗号的“抄袭”。这是昆廷·塔伦蒂诺说的。大仙说，“后现代”是懒人的产物，拿先辈们的经典来找乐。我觉得也对，只是叫法上的差异罢了。
“你也受不了了？”
他停在我身边，俯下身子，用一种我不熟悉的声音却万分熟悉的强调对我说。我听到了。我相信他是对我说的。虽然我并没有看着他，但是我可以确定，这话一定是对我说的！
除了Joe，没有人可以说出这样的话！
不要说话，只要微笑
那是一列从天津开往秦皇岛的火车，下午的车，路上需要4个多小时。不知道列车员是怎么想的，竟然把软卧车厢里的床位当成硬座来卖，一张床可以坐五个人。我进去的时候，里面已经有八个人了，全是质朴的农民，瞪着惊讶好奇的眼睛看着我这个“天外来客”——我那时的装束可能确实有些怪异，微卷的长发上顶着一顶男式礼帽，古老的、爷爷辈的人才会戴的帽子。一位面貌体征不详的妇女半卧着蜷缩在我可怜的位子上，她的适应能力令我折服。可以想像我看到这副情景时的嘴脸，恨不得用眼神将人撕碎。
整个车厢散发着一种足以令人窒息的怪味，闷、臭、压抑、硫化氢、氮气、亚硝酸，我的心情更是糟得一塌糊涂。这是我完全没有料到的，我以为这样的日子里只有我会去海边找感觉、搞情调、玩失踪。如果现在是旅游旺季，我就没什么可抱怨的。可今天是2月14日，农历还没有到正月十五，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急着去秦皇岛？
我即使不累也要坐下，那是我的位子。看着那位蓬头垢面的妇女被迫从我的位子上爬起来，我有一点幸灾乐祸，还有一些于心不忍。我总是在争、在抢，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不争不抢，我就会害怕别人把我忽略。有时，我觉得自己是一只任人宰割，又任人遗忘的小白鼠。
火车开动了，我长舒一口气，跑到过道抽烟，轻易地放弃了自己苦争来的位子。我宁愿呼吸自己喷出来的尼古丁，也不愿意闻别人的臭脚丫子味儿。乘务员推着食品车在车厢里游走，他看了我一眼，我也看了他一眼。他兜售的商品不能满足我愤懑的欲望，我抽烟的姿势在他眼里也算不上妩媚诱人。车窗外是青黄不接的麦田，道边有一丛丛不知名的黄色小花。我的眼里就是这一片苍凉，我的耳边只有列车碾过铁轨时枕木的哀号。我知道我只是静静地站着静静地抽烟，可我也知道我的每一根汗毛都在张牙舞爪地等待尖叫。
这本是一个成双成对的日子，可是我逃了。我逃，是因为我不想过一个没有情人的情人节。我暗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