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病了。如愿以偿地证实我病了，既而开始担心我会就此疯了。
在确定我确实已经不健康的前提下，我身边的人分成两派：一派主张积极配合医生治疗，把我精心且非常严格地看管起来；另一派则极力宣称心理医生是骗子，应该把药全都丢进马桶，然后跑出来连续一个礼拜夜夜笙歌就没事了。还有第三种意见认为伟大的艺术家都是疯子，比如凡高、尼采。鉴于我本人会努力向这些伟人看齐，在此我就不将这一派的意见详细描述了。持第一种态度的是我的家人，持第二种态度的是我的朋友。而乔的态度是，没有态度。于是我便有机会跳到Joe的跟前，对他说：“你的愿望实现了。”
那是一段非常可怕的回忆，在我的脑海里只留下了一些支离破碎的片段。我把那么一个不健康的自己丢给了Joe，并且做到毫无愧疚，这是我一贯的伎俩。医生对Joe说，这种选择性失忆既是一种症状，也是吃药的副作用之一。那么到底是症状还是吃药的副作用呢？谁也说不清。Joe又开始为要不要给我继续治疗而犯愁。我却为自己算不算在“与病魔做斗争”而苦恼。
那也是一段美好的记忆（因我的“病”而变得美好），美好到我的记忆里只留下“美好”两个字，无力描述，我甚至愿意永远生活在这“美好”的回忆中。
我躲到“油纸伞”的卫生间里。我喜欢站在镜子跟前看自己流泪的样子。我知道我的自恋倾向越来越严重，我知道我的问题就是越来越把自己“当人看”了，可我还是会为眼睛里流出的那些水痴迷。手机莫名其妙地掉进马桶里，我硬邦邦地走出来，对站在外面着焦急得不知所措的槟榔平静地说：“手机想洗澡。”他毫不避讳地冲进女卫生间，勇敢地捞出在马桶里漂浮着的手机。我看着他手上湿淋淋的手机，皱了皱眉，稍嫌厌恶问他：“还要不要冲一冲？”
我的小说里不能没有通讯设备，槟榔熟练地把手机大卸八块对着烘干机吹。他嘱咐我一定要多晾几天，不然手机返潮会烧坏机芯。我照旧以比平时说话慢二分之一拍的节奏问他：“手机会不会爆炸？”
这是夏日里的笑话吗？我为什么没有笑出来？我真的越来越讨厌槟榔了，他总是把我带进我已经遗忘的“过去”中。我是多么地想趁这个绝好的机会把手机换掉！很多记忆是要被忘却的，很多过去是要被抹杀的，很多人是需要被忽略的。
我忽然变得是那么地想要离开这里，多一秒都会让我艰于呼吸，可我的脚步却无法移动半点。我迫切想要一双坚强的手臂，把我像小说里的女主角那样横空托起，随便带到什么地方，只要有一张柔软的床，云朵般柔软的床，让我睡在上面，让我陷在里面，不要王子将我唤醒，我没有勇气让他爱上一个比他大一百岁的老妖精。我只希望有个声音能再对我说：“不管你是疯了傻了，还是丑了老了，不管你是作家，还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我都会在你身边，抱着你，爱着你，永远不会离开你。这就是你常说的‘不离不弃’。不离不弃。”
亲爱的Joe，你不在我身边，我可怎么办？
我不想回家，我不愿意让父母再次看到我“犯病”的模样，那是一种我无法描述，在别人眼里尤其是我爸妈眼里，异常恐怖又完全无法理解的状态——“每天变着花样做你爱吃的饭，你有什么可焦虑的呢？”我妈问我。“没事去精神病院，没病也找出病来。”我爸说的。
很多时候，他们的爱对我来说是一种负担。尽管我是那么一个贪心的小多，总是希望他们的爱可以多些多些再多些，让我觉得自己是那么的重要。可当这沉重的爱真的多到我想要的那种程度时，我又感到我担负不起，快要窒息。我爱我的父母，所以我不能对他们说：“你们的爱让我发疯。”那样太伤人心，何况他们是我的父母，又那么地爱我。所做的一切不都是“应我的要求”吗？这是一种善意的恶性循环，也许大仙说的对——“你，包括你们这一辈的小孩儿在内，都是野心大、能力小、疾贤妒能，就容不得别人比自己强！”他说。
针针见血。
“谁让你们是头一批独生子女呢？”他又为我或者我们找到了一个好理由。
但我不是，我有过一个哥哥，照片上的小哥哥。我不是那个大仙口中的“独生子女”！
“这是你们这一代人都以自我为中心的必然结果。”大仙比心理医生还要肯定地说。
这是我或者我们的错吗？我和我们都生在了这个年代！
而当小妖失恋的时候，我一副过来人的口吻她说：“你太注重个人感受了。”
小妖反过来问我：“如果连自己的感受都不注重，那我还注重什么？”
当时她显然把我问住了，但是我想的却是别的。如果自己都不注重自己的感受了，那么还有谁会在意我的感受？不过换句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每个人都注重自己的感受，那么就没有人去注重别人的感受了。这又是一个恶性循环，似乎也算不上善意，幸好也无恶意。
槟榔从没见过比我更能哭的女孩，我的眼泪把他吓住了，他只会一个劲儿地问我要不要回家。我几乎是哀求地请他不要送我回家，随便什么地方都好，只要离开这个有限的空间，我已经不再做云朵的梦了。我甚至没有想过我自己有一个小窝。
见把我打发回家的阴谋没有得逞，他又主动要求送我去医院——我的样子真的那么吓人吗？我告诉他我的包里有药，他就此知道我是一个随身携带药物以备不时之需的“病人”。
我吃了劳拉西泮，还吃了扎来普隆和安拿芬尼。槟榔看我一口气吞下这么多种小药片都没夸我勇敢。他和Joe的差距实在太大了，我能指望他什么呢？永远只有一个Joe。
槟榔最后还是把我送回了家，一直把我送到门口，亲眼看着我按门铃。我软弱得像一根草，虚脱无力地倚在他身上。我不喜欢他身上的味道，有代沟的麝香味，三宅一生的作品，一生之水，2004年出品的限量版。可我还是将自己托付给他，没有别的选择。
被阉割的迷恋
我、学长、路之，还有小妖，在酒吧街上游荡，一支不战而败的队伍。我们的目的很明确——喝酒，可我们的目的地很迷茫——这里有太多的酒吧，难以选择。每间酒吧都向我们敞开多情的怀抱，散发着物质女郎廉价的妖娆。我们眨着偷窥者的眼睛，不敢过多停留。那情形仿佛只要多看一秒，我们就要走进去掏光身上所有的钱，否则就是我们率先破坏了这不成文的游戏规则——看=决定消费。真没有当上帝的尊严。
那还是SARS当老大的日子，天津有过三次大小不一的地震，我的日记里有详细的记载，把我吓着了。每天都是那么的漫长，最害怕的是不知这次醒来下次何时可以睡去。事过境迁，现在回想起来却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全部：每个细胞里都装着一只耗子，躁动不安，愤懑压抑。我天天龟缩在家，假装自己是一只冬眠的蛇、青蛙、狗熊，或者别的什么。恐惧战胜了一切。男人的胆子在这个时候似乎显得特别大，学长死说活说一定要我出来喝酒，还让我带上一个女伴。看来我保留了他的号码是对的，只要我可以让自己忘记那些事实，他会比我更快地忘记他的妻子、他的孩子。但前提是，我必须先忘记。不是有句俗话说得好么：铁打的老婆，流水的情人。我知道自己是他的“女性朋友”，简称“女朋友”；他的妻子是他的护身符。现在的已婚男人是不是都这样？
“漂亮点儿的，别叫上次那个。”他反复叮嘱我。上次我应邀叫出来的那个女伴令他至今心有余悸，丑得过目难忘。我疑心这次他又有什么阴谋，果然，路之出现了，一个素未谋面的雄性生物，讲普通话时音调总是拐来拐去的。不过路之有一辆屎黄色的尼桑小汽车，日本原产的，这弥补了他身上的所有缺陷，小妖没怪我在这个非常时期拉她出来“送死”。至于我为什么会出来，我只能说，（我以为的）失而复得的爱情战胜了恐惧。当然，这个非常时期里，乔对我的爱情还没有战胜这种恐惧。可是，谁在乎他？
每家酒吧都呈现出一副令我意外的繁荣景象，里面的客人远比我想像的要乐观许多，对未来充满信心，有的男女甚至搂在一起接吻。我很容易就被他们无知无畏的精神感染了，一双红色的绣花鞋故意走得铿锵有力。路之这时才发现我与众不同的地方，他很难理解我为什么会在初夏的夜晚穿上这样一双鞋子。学长替我解释说，今年是我的本命年，没看见我还系着一条红色的皮带吗？路之做出恍然大悟状，说今年也是他的本命年，整整比我大了一圈。这下可好了，一直因陌生而保持矜持的小妖终于有机赢回她的话语权——“我也是属羊的。”她笑吟吟地说。
“属羊的女孩命都不好。”路之喝了一口酒说。太煞风景了。
“迷信！”我狂叫一声。
一脸胡子的酒保送来爆米花，打断了我。他竟敢当着我的面留络腮胡子！
我坚决不能容忍男人的唇边爬满毛茸茸的黑色蕨类植物。每当我看到一个留着络腮胡子的男人，脑海中就会浮现一副生动的女性外生殖器平面图。他们吃东西的时候更让人受不了，一张一合，狰狞的欲望，明目张胆，毫不隐藏！天哪，这是不能引发任何暧昧联想的场面。我想吐！
学长知道我的怪癖，低声问我要不要换个地方？他还在想着我们路过第二间酒吧时，里面冲他妩媚微笑的服务小姐，她们的个头要比他高出一个香蕉。学长个子不高，他喜欢高个子的女人，我看过他钱包里的家庭照，我的“学嫂”就比他高。可惜我个子不高，还留着他讨厌的长发。
我拒绝这足以引发醋意的提议，学长的体贴总是对自己有利，谁让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商人了呢？我想我是一辈子也脱不开他的魔咒了，他的性格中好像天生就有能制约我的不明成分，就像我对Joe和乔一样。而如今出现的槟榔，似乎和学长的性格还有些相近之处。真不是什么好兆头。
路之和那个留着荫唇般胡须的酒保相谈甚欢。这也不能全怪路之，要怪就怪那个酒保，他以一个老板的姿态来和路之攀谈，询问我们对这个酒吧的感觉，还标榜这里的价格公道、环境优雅。我们违心地恭维了几句，酒保就欢欣鼓舞地送来了一个果盘。这下我更没理由赶他走了，更何况路之看见他比看见漂亮小妞表现得还要激动，他们甚至在这漫无边际的闲聊中找到了几个共同的熟人，距离消失了。酒保受到鼓励，取来名片，发给在座的男士每人一张。我眼巴巴地等着他递给我一张，但是没有。他的眼里只有男人，小小的瞳孔里容不下我们这种坐在有钱男人身边的女人。他声称在电视里见过学长的妻子，那个美丽的前市级选美比赛的季军，第三名啊，我算个什么东西？
我把头扎进学长的怀里，极不礼貌地夺过荫唇男人的名片，恶狠狠地记下了他的名字——张凯歌，也顺便记下了这间还算讨我欢心的酒吧——生于1979。毫无疑问，凯歌也是生于1979年的了。只是，他恐怕是这一年里最老的孩子了。单从面相上看，说他生于1969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