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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先生那时虽尚年青，丰采和晚年所见者差不多。衣服是向不讲究的，一件廉价的羽纱——当年叫洋官纱——长衫，从端午前就着起，一直要着到重阳。一年之中，足足有半年看见他着洋官纱，这洋官纱在我记忆里很深。
周先生每夜看书，是同事中最会熬夜的一个。他那时不做小说，文学书是喜欢读的。
这样安静地过了几个月，到12月，学校里忽然起了一个风潮。原任监督（即校长）沈钧儒被选为浙江省谘议局副议长了，上面派了夏震武来接任监督。这可是一个欺世盗名的官僚。从《光绪朝东华录》的点滴材料中，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怎样的妄人了。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丙申（1901年1月18日）条：“谕：现因时事艰难，下诏求言，原期广益集思，有裨大局。近日工部主事夏震武，条奏多未能按切时事立言，著不准行。”夏震武还奏劾军机大臣王文韶，“请置重典”，上谕驳斥他说：“何得以传闻臆度之词，率请将大臣置之重典，殊属冒昧。姑念迂儒不达时务，虽其言过甚而心尚怀忠，免其置议。”碰了个硬钉子。上谕还宣布：不许他再上奏折了：“本日引见时条奏繁征博引，虽间有可采，究多窒碍难行，总之书生之见，不免好名，毋庸再行渎奏。”上谕说他“书生之见，不免好名”，是很中肯的。可是他碰了这个钉子还不够。那时，奕劻、李鸿章正在北京同各国谈判辛丑条约的事，这夏震武竟异想天开，“妄请自充专使”，出使俄国。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壬子（1901年2月3日）上谕：“国家交涉事宜，何等慎重详筹，岂有以疏远小臣，自请简使，即可遽信之理。夏震武……直以国家重大之事视同儿戏。推其心欲自博忧国敢言之誉，贻朝廷以弃贤拒谏之名，实属狂愚谬妄，自应予以重惩，姑念迂儒无知，从宽严行申斥，勿庸前往京师，亦不准再行渎请。”就是这样一个“狂愚谬妄”之人。他对自己期许甚高，只屈就了一个学堂的监督，已经是极不得意了。官职虽小，也要拿出做大官的排场来。所以一到职就生出事来了。
这次风潮的情形，当年的同事许寿裳、杨莘耜、张宗祥都写有回忆。许寿裳的《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
衡山先生被选为谘议局副议长了，继任者是一位以道学自命的夏震武，我们名之曰“夏木瓜”。到校的一天，他要我陪同谒圣，我拒绝了，说开学时已经拜过孔子，恕不奉陪。他很不高兴，我也如此。接着因为他对于住堂的教员们，仅仅差送一张名片，并不亲自拜会，教员们大哗，立刻###于会议厅，请他出席，他还要摆臭架子，于是教员们一哄而散。我因为新旧监督接替未了，即向旧监督辞职，不料教员们也陆续辞职，鲁迅便是其中之一。教员计有朱希祖，夏丏尊，章嵚，张宗祥，钱家治，张邦华，冯祖荀，胡浚济，杨乃康，沈朗斋……，统统搬出了校舍，表示决绝。夏震武来信骂我是“离经叛道，非圣侮法”，简直是要砍头的罪名；我便报以“理学欺人，大言诬实”。使得他只好勉强辞职，我们便回校，回校后开了一个“木瓜纪念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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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前后（2）
杨莘耜的《六十年间师友的回忆》中说：
杭州俗语，凡是遇到木头木脑不懂事情的人，都名之曰“木瓜”。衡山先生辞职后，提学使云南人袁嘉谷，派一富阳人，号称“理学家”和“孝子”的夏震武来做校长。夏为人极端守旧，其时两级师范教职员中留日学生约占十之###，短衣无辫。在夏震武看起来，这些人都是乱党，都是革命党，我们对夏亦看不顺眼，说他是个老顽固，说他是个假孝子（传说他在母死后庐墓三年中生有一子的事情，这种争论，在现在看来，也是很可笑的）。
上任前一天，夏有一信给许季茀，说是我明天到校接任，大家应齐集礼堂，听候率领拜孔夫子。我们见了这封信，都哄堂大笑，第二天早上我们都齐集大楼上等他，果然他戴着满清的红缨帽白石头顶子，穿着袍儿、套儿、靴儿的来了，他见了我们这一群人，衣冠不整，短发蓬松，又没有为他设孔夫子牌位，似乎有点生气，他就自己高坐在椅子上。季茀时为教务长，当然第一个和他接谈，他开口便说：“你们这个师范学堂办得很不好。”还没有说到第二句，大家听了，都勃然大怒，哄然而起，“我们什么地方办得不好？你说！你说！”“你当面侮辱我们。”有的人还大声地骂他，“你这个假孝子”，“你这个假道学”，“你这个老顽固，还配来做我们的校长。”大声呼喊，闹成一团，他看着样子不对头，就想脱身而逃。冯祖荀就拦住了大门，不让他走，一定要责问他“我们什么地方办得不好？你说出来！”有的说：“我们办得不好，让你一个人来办罢！”他在一群仆从拥护之下，夺门而去。群情大愤，还在纷纷讨论如何对付，正在这时，他来一信给季茀，说是你不能一天立于教育之上（原文如此），也就是说，把许给开除了，来一个杀鸡吓猴子办法，使大家安静下来。殊不知他这一举，更坚强了大家的斗志。于是，大家议决：大家搬出学校去，即日罢教。搬到哪里去呢？我们建议，黄醋园湖州会馆有房子，尽可住得下，大家听了，都卷好铺盖，整理好行李书籍，背的背，挑的挑，哄然离开了两级师范搬到了黄醋园去，学生们都瞠目而视，并震动了全省。我们离开了学校之后，他一时到哪里去可以找这许多人来呢？袁嘉谷也为之茫然，劝他辞职，他不肯，说：“兄弟一定要坚持到底！”（后来这句话成为鲁迅和我们几个人的口头禅，凡是一件事，要继续办下去，就应用“兄弟一定要坚持到底”）大约僵持半个月光景，袁看看实在搞不下去了，就叫杭州人孙智敏来代校长，孙年轻比较开明。孙来黄醋园，请我们回校，这场风暴就慢慢平静下来。我们齐集在黄醋园湖州会馆拍了一张照片，胜利地回校了。夏震武是个大木瓜，不识相，因此这一次斗争就叫做“木瓜之役”。
张宗祥的《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说：
夏震武自以为是一个理学大儒，一生以尊经、尊王为主的人物。我们在前清末年的教书匠，除了一班“禄蠹”之外，没有一个不提起皇帝就头痛，提起政府就眼乌的。而且师道自尊的架子也很不小。历来新监督到任（当时名校长为监督），先要拜见拜见各位教师，教师眼中看监督就有点等于一般官僚，倘然谈话不投机，或者有点外行，就有点爱理不理，尖刻一些的简直要挖苦几句了。夏监督到校之后，教务长许季茀就拿了一张教师名单去和他接洽，他就很不客气地说另有指示，季茀只好退出。接着就有一纸手谕下来。内开：一，定某日在礼堂与各教师相见；二，必须各穿按品礼服等等。这一来可就放了大炮，而且炮也炸咧。第一，要教师在礼堂见监督而且要穿礼服，这就等于下属见上司的“庭参”；第二，袍褂、大帽、不但有的人很少，就有，也不愿意穿这种服饰（内中张协和、夏丏尊二人还有两条假辫子，季茀和鲁迅连假辫子也没有）。因此，以季茀为首认为监督对教师不礼貌，全体教师罢教，向提学使提出辞呈。其所以要向提学使辞职而不向夏某辞职，是因为他藐视我们，我们也不理他。全校学生无课可上，集合起来向提学使请求设法上课。夏监督方面当然也有几位随着进校的人和几个同乡的学生，为之出力奔走，想分散教师的团结。自然有几个和平的，表示只要大家上课他也没有意见。碰到了鲁迅和我，就不客气来一顿“冷嘲热讽”。因之对方就用梁山泊上的混名编排了三个人：许季茀是“白衣秀士”、周豫才是“拚命三郎”、张冷僧是“霹雳火”，还有一名“神机军师”像是说许缄甫的。相持一两星期，政府邀请杭州耆绅如陆春江之类，到校挽留诸教师；教师听了一番“冠冕堂皇”的官话之后，大家就拿出聘书向桌上一放说：我们如再就职，人格何在，既上堂亦难为学生表率，正愁无处辞职，今官厅耆老均在，请即从此告别。大家就起身出屋。学生等知己无望，更连日向官厅请愿要求早日复课。又数日，忽然发出通告提前放寒假（其时距寒假尚有月馀）。于是省城各校教师连名呈请提学使以为不合章则。记得是一篇四六，故友张献之主稿的，末二句说“方期落笔，而成竹在胸，岂意图穷，而匕首忽见”。夏氏至此万不能留，乃辞职离校，官厅以高等学堂监督暂行兼代。是役告竣。同志者二十馀人合摄一影而无题名，我乃题之曰“木瓜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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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前后（3）
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师因抵制新任监督夏震武，宣布辞职，于离校后合影留念。1910年1月10日摄于杭州湖州会馆。前排右起第三人为鲁迅。
“木瓜之役”，教员联合起来，成功地抵制了官厅任命的校长，虽然只是一个学校的事，影响也不过及于杭州学界，却是一场新对旧的斗争的胜利，知识分子对官厅斗争的胜利。即小见大，这也反映出了清末那时社会政治风气等等方面在变化。
1910年9月，鲁迅应绍兴府中学堂校长杜海生的聘请，去教生物学兼任监学。
回到故乡，鲁迅马上就遭到了“无辫之灾”。他的辫子，早在日本就已剪掉。现在可麻烦了。他在《病后杂谈之馀》一文中回忆说：
1909年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担任生理学和化学教员的时候。
我回中国的第一年在杭州做教员，还可以穿了洋服算是洋鬼子；第二年回到故乡绍兴中学去做学监，却连洋服也不行了，因为有许多人是认识我的，所以不管如何装束，总不失为“里通外国”的人，于是我所受的无辫之灾，以在故乡为第一。尤其应该小心的是满洲人的绍兴知府的眼睛，他每到学校来，总喜欢注视我的短头发，和我多说话。
学生们里面，忽然起了剪辫风潮了，很有许多人要剪辫。我连忙禁止。他们就举出代表来诘问道：究竟有辫子好呢，还是没有辫子好呢？我的不假思索的答复是：没有辫子好，然而我劝你们不要剪。学生是向来没有一个说我“里通外国”的，但从这时起，却给了我一个“言行不一致”的结语，看不起了。
不过这种“无辫之灾”终于要过去了。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开始。接着各省纷纷响应，不久，浙江省会杭州也宣告光复。鲁迅以极其兴奋的心情欢迎辛亥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