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7月4日应《阿Q正传》的英译者梁社乾的要求摄。他的译本1926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鲁迅说这个译本“似乎译得很恳切”。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了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
后来他在《〈自选集〉自序》中，就说得更加强调了：
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
……为什么提笔的呢？想起来，大半倒是为了对于热情者们的同感。这些战士，我想，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也来喊几声助助威罢。首先，就是为此。自然，在这中间，也不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但为达到这希望计，是必须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的，我于是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那就是后来结集起来的《呐喊》，一共有十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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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和绥惠略夫（4）
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呐喊》初版是十五篇。1930年1月第十三次印刷的时候，作者把以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为题材的《不周山》抽了下来，以后各次印刷的《呐喊》就只有十四篇了。《不周山》后来改题为《补天》，收入小说集《故事新编》中。
这时，鲁迅不只是自己写文章，他还拿出许多时间精力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他翻译了俄国阿尔志跋绥夫、芬兰亚勒吉阿、明那·亢德、保加利亚跋佐夫、日本夏目漱石、森鸥外、有岛武郎、江口涣、菊池宽、芥川龙之介等人的短篇小说。翻译了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本《一个青年的梦》，翻译了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童话集和剧本《桃色的云》。
在当时鲁迅翻译的许多外国作品中，他自己最重视的是阿尔志跋绥夫的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他翻译这本书，说来真有一点偶然。那是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是战败国，中国算是战胜国之一，于是把上海的德国商人的俱乐部里的德文书作为一种战利品搬到北京来。###派了一些人去清点，《工人绥惠略夫》就是鲁迅被派去清点的时候从那些书里面挑出来的。在《华盖集续编·记谈话》里，鲁迅说起这事：
那一堆书里文学书多得很，为什么那时偏要挑中这一篇呢？那意思，我现在有点记不真切了。大概，觉得民国以前，以后，我们也有许多改革者，境遇和绥惠略夫很相像，所以借借他人的酒杯罢。……譬如其中的改革者的被迫，代表的吃苦，便是现在，——便是将来，便是几十年以后，我想，还要有许多改革者的境遇和他相像的。
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就是鲁迅挑中这书的原因吧。这书引起了鲁迅强烈的共鸣，书中的好些议论，我们都可以在鲁迅后来的杂文甚至小说中看到。例如在小说《头发的故事》和讲演《娜拉走后怎样》中，就都提出了“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预约给这些人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这个问题；在《答有恒先生》的通信中说的，“……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小杂感》中说的“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类似的意思甚至字句，都是来自《工人绥惠略夫》书中。心心相印，鲁迅才着手翻译它的吧。
鲁迅翻译这书，心中不时拿来同中国作比较。他在《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一文中，说起这书中的人物，对于主要人物绥惠略夫和亚拉借夫，用了“伟大”这字眼。“便是其馀的小人物，借此衬出不可救药的社会的，也仍然时时露出人性来，这流露，便是于无意中愈显出俄国人民的伟大。”而他在中国一搜索，就很不容易见到这样的人物。可是他并不希望中国出现绥惠略夫这样改革家。他在《记谈话》中说：
然而绥惠略夫临末的思想却太可怕。他先是为社会做事，社会倒迫害他，甚至于要杀害他，他于是一变而为向社会复仇了，一切是仇仇，一切都破坏。中国这样破坏一切的人还不见有，大约也不会有的，我也并不希望其有。
他盼望社会改革，赞美改革，却不希望出现这样破坏一切的改革家，只是他的一种最良好的愿望吧。
荷戟独彷徨（1）
1920年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等人来华组建中国共产党。他得到了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和在上海编辑《新青年》杂志的陈独秀的合作。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成立。陈独秀、李大钊都成了党的领导人，《新青年》杂志也就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
其实还在这之前，《新青年》这刊物要怎样办下去，同人间的意见已经发生了很大分歧。1920年12月16日陈独秀写了一信给高一涵和胡适，其中说：
《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来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稍改变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艺为是。但似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近几期内容稍稍与前不同，京中同人来文太少，也是一个重大原因。
从胡适的复信中，可以看出同人意见分歧的情况了：
十六夜你给一涵的信，不知何故，到二十七夜才收到。
《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兄言“近亦不以为然”，但此是已成之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的功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现在想来，只有三个办法：
1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篇幅不求多，而材料必求精。我秋间久有此意，因病不能做计画，故不曾对朋友说。
2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但此时上海同人似不便做此一着，兄似更不便，因为不愿示人以弱。但北京同人正不妨如此宣言。故我主张趁兄离沪的机会，将《新青年》编辑部的事，自九卷一号移到北京来。由北京同人于九卷一号内发表一个新宣言，略根据七卷一号的宣言，而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
孟和说，《新青年》既被邮局停寄，何不暂时停办，此是第三办法。但此法与“新青年社”的营业似有妨碍，故不如前两法。
总之，此问题现在确有解决之必要。望兄质直答我，并望原谅我的质直说话。
此信一涵、慰慈见过。守常、孟和、玄同三人知道此信的内容。他们对于前两条办法，都赞成，以为都可行，馀人我明天通知。适。
抚五看过，说“深表赞同”。适。
此信我另抄一份，寄给上海编辑部。适。
鲁迅是1921年1月3日午后收到胡适的这一通知的。他同周作人商量之后，就立即写了复信：
寄给独秀的信，启孟以为照第二个办法最好，他现在生病，医生不许他写字，所以由我代为声明。
我的意思是以为三个都可以的，但如北京同人一定要办，便可以用上两法而第二个办法更为顺当。至于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这固然小半在“不愿示人以弱”，其实则凡《新青年》同人所作的作品，无论如何宣言，官场总是头痛，不会优容的。此后只要学术思想艺文的气息浓厚起来——我所知道的几个读者，极希望《新青年》如此，——就好了。
陈独秀对胡适这封信却是十分恼怒，他对于来信中提出的“发表新宣言声明不谈政治”一点“大生气”，至于“另办一杂志”的考虑，“他以为这个提议是反对他个人”。胡适认为，这是陈独秀对他的“误会”，于是在1月22日写了一信给《新青年》杂志同人守常、豫才、玄同、孟和、慰慈、启明、抚五、一涵诸位，信中对惹起陈独秀生气一事作了这样的表白：
我并不反对他个人，亦不反对《新青年》。不过我认为今日有一个文学哲学的杂志的必要，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按：当时苏俄出版的一种宣传刊物《苏维埃俄罗斯》）的汉译本，故我想另创一个专关学术艺文的杂志。今独秀既如此生气，并且认为反对他个人的表示，我很愿意取消此议，专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个办法。
胡适征求各位同人的意见。现在只把周作人和鲁迅两人的意见转录如下：
荷戟独彷徨（2）
赞成北京编辑。但我看现在《新青年》的趋势是倾于分裂的，不容易勉强调和统一。无论用第一、第二条办法，结果还是一样，所以索性任他分裂，照第一条或者倒还好一点。作人代。
与上条一样，但不必争《新青年》这一个名目。树
事实上，《新青年》杂志也无法继续办下去了。它在1922年7月出满九卷之后停刊。后来鲁迅在《自选集·自序》中这样描写他当时的心情：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新的战友在那里呢？……
在《新青年》杂志停刊之后，同鲁迅关系最深的刊物就要算《语丝》周刊了。说起来，这刊物的创办就同鲁迅有关。孙伏园在《鲁迅和当年北京的几个副刊》一文中回忆说：
一九二四年十月，鲁迅先生写了一首诗《我的失恋》，寄给了《晨报副刊》。稿已经发排，在见报的头天晚上，我到报馆看大样时，鲁迅先生的诗被代理总编辑刘勉己抽掉了。抽去这稿，我已经按捺不住火气，再加上刘勉己又跑来说那首诗实在要不得，但吞吞吐吐地又说不出何以“要不得”的理由来，于是我气极了，就顺手打了他一个嘴巴，还追着大骂他一顿。第二天我气忿忿地跑到鲁迅先生的寓所，告诉他“我辞职了”。鲁迅先生认为这事和他有关，心里有些不安，给了我很大的安慰。
那时孙伏园是一位很有名的副刊编辑，他辞掉了晨报馆的职务，邵飘萍就请他到京报馆去编副刊了。他辞职这事还有另一个后果，就是促成《语丝》周刊的创刊。鲁迅在《我和〈语丝〉的始终》一文中回忆说：
我很抱歉伏园为了我的稿子而辞职，心上似乎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几天之后，他提议要自办刊物了，我自然答应愿意竭力“呐喊”。至于投稿者，倒全是他独力邀来的，记得是十六人，不过后来也并非都有投稿。于是印了广告，到各处张贴，分散，大约又一星期，一张小小的周刊便在北京——尤其是大学附近——出现了。这便是《语丝》。
《语丝》周刊的创刊号是1924年11月17日出版的。从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