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事，无烦外宾费心。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退了。这在取回书籍的翌日，鲁迅说给我听的。我问他：“你的书全部都已取出了吗？”他答道：“未必。”我问他我所赠的《越缦堂日记》拿出了吗？他答道：“不，被没收了。”
鲁迅毕竟是伟大的，他受了种种的诬蔑委屈，搬出了八道湾住宅，又生了一场病，而对于作人和信子的事，日记上却一字不提。这是我在他死后数个月，为的要赶撰年谱，翻阅他的日记才知道的。
对于许寿裳的这一段文字，周作人后来在《知堂回想录·一四一·不辩解说（下）》里做了这样的答辩：
兄弟失和（2）
关于那个事件，我一向没有公开的说过，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在我的日记上七月十七日项下，用剪刀剪去了原来所写的字，大概有十个左右，八月二日记移住砖塔胡同，次年六月十一日的冲突，也只简单的记着冲突，并说徐张二君来，一总都不过十个字。——这里我要说明，徐是徐耀辰，张是张凤举，都是那时北大教授，并不是什么“外宾”，如许季茀所说的，许君是与徐张二君明白这件事的内容的人，虽然人是比较“老实”，但也何至于造作谣言，和正人君子一辙呢？不过他有一句话却是实在的，这便是鲁迅本人在他生前没有一个字发表，他说这是鲁迅的伟大处，这话说的对了。
兄弟失和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两个当事人都没有留下一点直接的文字记录。许寿裳把这事归咎于羽太信子。他在前面所引的那一节里说：
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了。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这是作人一生的大损失。
鲁迅也认为主要的责任在羽太信子。1924年9月21日他为自己收藏的古砖拓本集《俟堂专文杂集》写的“题记”说：
曩尝欲著《越中专录》，颇锐意搜集乡邦专甓及拓本，而资力薄劣，俱不易致。以十馀年之勤，所得仅古专二十馀及打本少许而已。迁徙以后，忽遭寇劫，孑身逭遁，止携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馀悉委盗窟中。日月除矣，意兴亦尽，纂述之事，渺焉何期？聊集燹馀，以为永念哉！甲子八月廿三日，宴之敖者手记。
这里“专”字与“砖”字通。“迁徙”指举家从绍兴迁居北京。“寇劫”指为周作人霸点。“逭遁”指移居砖塔胡同。“盗窟”指八道湾周作人住处。这些都容易懂得。需要做一点解释的是“宴之敖者”这个署名。据许广平在《略谈鲁迅先生的笔名》一文中说：
先生说：“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作，游也，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有趣的是，后来鲁迅在小说《铸剑》里，把“宴之敖者”用做那个同暴君拼命的黑色人的名字。看来，鲁迅是把自己的态度和气质，把自己的一些想法，放到这黑色人的身上了。至于他写这篇的时候是不是也想到了作人和信子，那就不知道了。
鲁迅认为自己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这一点已无可疑。只是这日本女人为什么要逐出他呢，这原因人们还是不知道。曾经有过一些传言，说是因为男女情爱方面的纠葛。例如张菊香、张铁荣编著的《周作人年谱》就引证了章川岛提供的一项材料：
1975年顷，与鲁迅、周作人双方都有密切交往的章川岛曾对鲁迅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说：“鲁迅后来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的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满了花木。
这个说法似乎也不很近情理。男女之间的调笑，甚至稍稍过“度”的事，通常只会发生在两个亲近友好的人之间，而不会发生在怀有敌意和恶感的人之间。已经有材料表明，在事情突然爆发之前，也就是鲁迅被“逐出”之前，信子对鲁迅已经是满怀敌意了。这里只举一事为例：鲁迅1934年写的《从孩子的照相说起》（收《且介亭杂文》）中说：
因为长久没有小孩子，曾有人说，这是我做人不好的报应，要绝种的。房东太太讨厌我的时候，就不准她的孩子们到我这里玩，叫作“给他冷清冷清，冷清得他要死！”
这“房东太太”说的就是羽太信子。她不许她的孩子到他这边来玩的事，鲁迅曾经说给增田涉听过。增田涉在《鲁迅的印象》一书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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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失和（3）
还记起他曾经说的一件事，他在北京和周作人同住的时候，他常买糖果给周作人的小孩（他自己那时没有小孩），周作人夫人不让他们接受而抛弃掉。他用充满感慨的话说：好像穷人买来的东西也是脏的。
这事大概很给了鲁迅一些刺激。小说《孤独者》（收《彷徨》）中就写了这样一个情节：
……只见他侧耳一听，便抓起一把花生米，出去了。门外是大良们笑嚷的声音。
但他一出去，孩子们的声音便寂然，而且似乎都走了。他还追上去，说些话，却不听得有回答。他也就阴影似的悄悄地回来，仍将一把花生米放在纸包里。
“连我的东西也不要吃了。”他低声，嘲笑似的说。
就在两兄弟还是和睦相处的时候，信子对鲁迅的敌意就有这么深了。会有人去调戏一个对自己满怀敌意的人来自讨没趣吗？
许寿裳说“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是确实的。歇斯台里，通译为歇斯底里，即癔病。周作人自己就常常为信子的癔病所苦。例如1934年她同周作人到日本游历，这在她本来应该是一件高兴的事，可是她疑心丈夫有外遇，“冷嘲热骂，几如狂易”。下面从《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中所载周作人晚年日记中摘录一点她癔病发作的记载：
1960年11月15日：上午大不快，似狂易发，请江太太来劝，殆无效。……白太太、王大夫来，亦加劝喻。……晚又大不快，八时始得了事大吉。
1961年3月30日：晚又不快，近日几乎无一日安静愉快过日者，如遭遇恶魔然。
4月2日：又复发作，甚感不快，深以无法摆脱为苦恼，工作不能，阅书亦苦不入。
4月3日：又复不快，每日如是，如恶梦昏呓，不堪入耳。
4月12日：晚又无端发作，独语历一时许始已。
4月13日：晚又发作，独语一刻，不快殊甚。
6月4日：终日不快，如遇鬼祟，一似故意寻衅者然，殆非云冤孽不可也。
6月28日：似午前辄易作，语无伦次，只能不闻对付之，然亦苦矣。
8月20日：下午无端易作，大为不快，唯有归之因缘运命而已，殆非死莫救也。
9月4日：每日呓语如易作，殆不能堪，真冤孽也。
9月26日：上午又复易作，但在自己不知警惕，亦咎由自取耳，以后当勉作聋哑，或为死人，则尤善耳。
10月25日：不快，为避喧至街……
10月26日：写《谈往》，苦易时作，不能静心。
11月7日：上午无端发怒，易作如遇猘犬。
11月12日：晚因鱼又狂易大作，避至西屋睡，后昏呓至十一时始已。
12月17日：下午又易作，虽是病态，然破坏所有感情，不惜破釜沉舟，真“恶魔”也。
12月20日：晚又易作，真不知好歹，只好默然耳。
1962年3月2日：易作，如谵如呓。
3月3日：上午呓语不可堪，殊难执笔。
这里的“易”字当是“癔”字之代，“易作”即“癔病发作”的意思。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事发那天被周作人剪去十来个字的日记：“7月17日，阴，上午池上来诊。下午寄乔风函件，焦菊隐、王懋廷二君函。”池上是常来八道湾看病的日本医生。《周作人传》的作者钱理群看到“池上来诊”的记载，推想道：“那么，信子是否也发生了类似的病呢？这一天，周作人所住的后院里肯定是不宁静的。”假如这天池上真是来给癔病发作的信子看病，信子“易作，如谵如呓”，周作人就是把她的谵语或者呓语作为同兄长绝交的理由了。难怪后来鲁迅说起他，说“启孟真昏”。
羽太信子之所以敌视鲁迅，还有人提出是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最早提出这个说法的，是鲁迅作人共同的朋友郁达夫。郁达夫在《回忆鲁迅》这篇长文中说：
据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但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兄弟失和（4）
后来周建人、许广平也都谈到了这个经济方面的原因。
鲁迅和周作人不仅仅是同胞兄弟，而且在写作翻译这些方面长期合作，志趣相近，关系不比寻常。决裂之后，两人都不能忘怀旧日的情谊。1925年10月间，两个人都互道了一声“珍重”。
10月12日的《京报》副刊上，周作人发表了一篇短文：《伤逝》，用了一个不常用的笔名：丙丁。全文如下：
伤逝
我走尽迢递的长途，
渡过苍茫的大海，
兄弟呵，我来到你的墓前，
献给你一些祭品，
作最后的供献，
对你沉默的灰土，
作徒然的话别，
因为她那运命的女神，
忽而给予又忽而收回，
已经把你带走了，
我照了古旧的遗风，
将这些悲哀的祭品，
来陈列在你的墓上；
兄弟，你收了这些东西吧，
都沁透了我的眼泪，
从此永隔幽明，兄弟，
只嘱咐你一声珍重！
这是罗马诗人“喀都路死”的第百一首诗，现经某君参照几种译本说给我听，由我自由地笔述下来的。“琵亚词侣”画有一幅插图，今转载于右。一个人举起右手，上题“哀尾哀特该乏勒”三字，大约即系表示致声珍重的意思。据说这是诗人悼其兄弟之作，所以添写了这样一个题目。《晨报》副刊模写琵君此画作为篇首图案，大约只取其图样。有一个《晶报》式的滑稽家说，这恐怕是表示逼死别的副刊再掐死自己副刊的意思，倒也想得很有趣，不过未必是编辑先生的原意罢。
这里，周作人借了罗马诗人的一首诗和英国画家的一幅画，传达了他对已经不可再得的兄弟之情的追念，“只嘱咐你一声珍重！”这是向鲁迅发出的一份密码电报。这时《京报》副刊的编者是孙伏园，鲁迅是它经常的撰稿人和每天的读者。不知道是他自己看出来的，还是孙伏园告诉他的：这篇的作者是周作人。鲁迅看到了这篇，当然也明白了它所传递过来的信息，于是也就用了《伤逝》这个题目写了一篇作答。
收在《彷徨》里的小说《伤逝》是10月21日，也就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