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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饶有兴趣地问：“实行的效果如何？”
陈庭元接下来的回答既简洁又形象，他借用了严宏昌的“农民语言”，说道：“老百姓对大包干的评价，也有个顺口溜，说，‘大包干，就是好，干部群众都想搞。只要搞上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个人富，集体富，国家还要盖粮库。’”
万里听到这些来自民间的乡谚俚语，笑得十分开心。他从“大包干”几句精辟的概括中，从农民们对“大包干”的喜爱中，看到了“凤阳经验”的可贵与高明之处。尤其是在当前这种形势并不明朗，甚而是错综复杂的情势之下，革故鼎新，就不光需要胆识，更需要政治智慧，凭匹夫之勇是不足以成就改革大业的！
万里高兴地对陈庭元说：“那好，干上三五年，个人和集体都变富，我就批准你们的‘大包干’干它三五年！” 。。
“削职为民”（2）
陈庭元也汇报了自己的顾虑：“干部群众都热衷于‘大包干’，但就是心有余悸，干部怕错、群众怕变的思想很严重。”
“错不了，错了我负责！”万里鼓励道，“问题是看你们能不能把生产搞上去，社员能不能真正富起来。”
陈庭元说：“现在仍有人批我们搞‘三级半核算’…… ”
万里知道陈庭元指的是《人民日报》发表的张浩来信，就坚定地说：“只要能增产，什么也不怕，三级半核算也好，四级核算也好，多个半级一级的，照样是社会主义。家庭也是要搞经济核算的，那不是五级核算了吗？什么是核算？核算就是算账，搞生产，搞经营管理，都必须搞经济核算。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要受穷’。不搞经济核算怎么行呢？”
万里最后说：“我最关心的，就是你们凤阳县能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讨饭的花鼓扔掉，扔得远远的，扔到太平洋去。无论怎么说，讨饭不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回到省城后，万里即派省委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周曰礼，会同滁县地委办公室主任陆子修等人去凤阳总结经验，写出了《农业经济管理的一项重大改革——凤阳农村‘大包干’办法值得提倡》的调查报告。肥西县山南区包产到户虽经省委认可，却一直是在秘而不宣地试验，可是，凤阳“大包干”的这份总结报告，由万里定稿后，于一九七九年八月八日，在*安徽省委机关报《安徽日报》头版头条显著位置予以发表。
这是安徽省首次借用传媒公开地推出“大包干”的“凤阳经验”。
凤阳名声为之大振。
此前，安徽农村搞包产到组，甚至搞起了包产到户，这些虽已令人瞩目，都只是在静悄悄地搞，各地也只是跟着安徽偷偷地学。现在，安徽省委高调推出了“大包干”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并明确表示：“凤阳农村‘大包干’的办法值得提倡”。强调说：这是“一项重大改革”，可想而知，顿时引起全国各地广泛地注意。就是这“大包干”的提法，也让人耳目一新啊。再说，概括“大包干”的几句话，又是那样的经典，它把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都作了具体而睿智的诠释。更何况“大包干”三个字里就含有一个“大”字，这对那些习惯并热衷于“一大二公”的人来说，也比“包产到户”、“包产到组”更易于接受。尤其是广大农民，甚至比搞“包产到户”还受欢迎，因为“大包干”“包干”后不再需要由生产队插手统一管理、统一经营、统一记工、统一分配，社队干部想多贪多占，想瞎指挥都没有了机会。因此，“大包干”的经验一公之于众，各地纷纷公开地效仿。
当然，这种还只是包干到组的大包干，周曰礼和陆子修在总结出它突出的优点时，也清楚地看到了，这时的“凤阳经验”，仍存在不少需要研究的矛盾。报告中指出：“在作业组内部不很好实行定额管理，劳动计酬不合理，不能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持久”，“作业组的规模一般不宜过大；但有的作业组太小，搞得不好，容易滑到单干的路上去。”
两人凭着深厚的农村工作经验，他们已经从理论上清醒地看出了，作业组的规模不能过大，规模过大，定额管理和劳动计酬的难度就大，不能做到按劳分配，大家的积极性就不能持久；但规模太小，又势必“容易滑到单干的路上去”。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削职为民”（3）
无论周曰礼还是陆子修，当时并不知道，他们从理论上揭示的，“包干到组”的“大包干”存在的问题，小岗人其实早在大半年之前，就已经深刻地体验过了，感受到了就发生在亲情之间的这些矛盾，并寻找到了彻底解决的办法，那就是：大包干必须“包干到户”，最后搞家庭经营责任制。
始于包干到组，终于包干到户，这就是“凤阳经验”的必由之路！
实行了“大包干”的凤阳县，一九七九年夏秋两季迎来了历史性的大丰收。全县粮食产量达到四亿四千多万斤，比一九七八年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九；人均收入一百五十元，比一九七八年的八十一元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五。
一年“大包干”，凤阳人民就结束了六百年来讨饭的历史！
小岗村一年的变化更大，更是惊人。
严宏昌给我们算了几笔账。
他说：“凭良心，过去那些年也亏着政府。”打从一九五六年高级社起，小岗队的生产和生活就主要靠救济；仅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八年，十三年的一百五十六个月份中，小岗吃国家供应粮就多达八十七个月，吃了二十二万八千多斤，占到这十三年总产的百分之六十五，占到集体分配口粮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九。此外，国家还无偿供应各类种子六万五千多斤。就是原先队里的那十条牛，没有一条不是国家花钱买的；社员过去使的犁耙锹锨，也没有一件不是国家掏的钱。但是一年“包干到户”，全队打下了十三万两千三百七十斤粮食，几乎相当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年五年粮食产量的总和，小岗人不仅没吃国家的供应粮，而是破天荒向国家上缴了两万四千九百九十五斤“爱国粮”；收获油料三万五千二百多斤，在人民公社二十年也没收过这么多，油料的统购任务统计表上从来是空白的，这一年，一次就卖给国家花生、芝麻两万四千九百三十三斤，是公社下达统购任务的八十多倍！生产发展了，社员的收入也大大增加，最好的人家总收入可达五六千元，最差的农户平均每人收入也在二百五十元上下。
严宏昌说，他弟弟严付昌，因为家里人口多，分到了三十六亩田，又开了五六亩荒地，加上他勤快，能干，夏秋两季共收小麦三千六百斤、稻谷四千二百斤、玉米四百斤、黄豆三百斤、山芋两万斤、杂豆五千斤、花生和芝麻四千三百六十斤，又养了三头肥猪，母猪和小猪二十三头，成了小岗村一个冒尖户。这一年，他娶上了一个模样俊俏的四川妹子；因为日子过得红火了，还把老岳父接了过来，把妻弟也接了来，花钱帮妻弟成了家，成为“包干到户”后的小岗村一大新闻。
分田第一年的大丰收，使得小岗人对来年夺得更大丰收充满了信心，生产劲头更大了，更舍得往地里花钱，秋后的小麦都是三肥下地，有的是四肥，不少户不但施足了小麦的底肥，还留足了来年小麦的追肥和春种的用肥。严宏昌说，仅这一年秋种前后小岗人就买化肥、磷肥、饼肥和商品肥七万七千三百八十斤，没要国家分文。
农业丰收了，人的精神面貌也有了很大变化。过去，收割季节，为防偷盗，队里都会安排人，看场的看场，守田的守田，仍免不了丢黄豆，少山芋。现在那么多花生就放在田里，那么多的山芋就晒在荒坡上，却没发现有谁家说东西少了。大片的柿子树，红亮亮的柿子挂满了枝头，邻村社员问：“不怕被摘吗？”小岗人说：“不稀罕了。”如今外地讨饭的来了，他们也变得大方，大捧大捧的山芋干，大把大把的玉米、高粱拿给人家；要赶上吃饭，大米饭、白馍馍也毫不吝啬。他们说：“往年我们不也这样，谁有的吃会出外要饭呢？”
“削职为民”（4）
到小岗参观的人，日渐多了起来。他们想瞒包干到户也瞒不住了，家家户户满满登登的粮囤子，房前屋后圆圆鼓鼓的草垛子，让前来打探、看稀罕的人，看得眼睛发直。这时，有的小岗人就会忍不住自豪地冒上一句：“嗨！过去队里的仓库也别指望有社员家里今天的粮食多哇。”
由于“包干”比“包产”具有更加明显的优越性，因此，凤阳县“大包干”的做法迅速在全国许多省区产生了强烈反响、震荡。一时间，“凤阳经验”成为中国众多主流媒体竞相报道的重大新闻。由于它频繁地出现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报刊上，并都以显赫的版面打破了“农业学大寨”一统天下的局面，崛起的凤阳使得辉煌一时的昔阳黯然失色，这激怒了那些忙着“普及大寨县”的领导们，他们认为安徽在搞“资本主义”，方向路线出了大问题；说“凤阳经验”是“好行小惠，言不及义”，调动的是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丢掉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于是就指使一些人针对“凤阳经验”进行批判，将“大包干”看做是一股“祸水”，说成是可怕的“传染病”。
万里对这些突然冒出来的谬论，非常生气。他说：“把‘大包干’责任制说成是‘传染病’，你好，你为什么不能‘传染’别人，反而怕别人‘传染’你？我们不是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么，学什么，不学什么，广大农民心里有杆秤，强迫是强迫不了的。”
针对“反对学大寨”的帽子，万里表现得大义凛然，他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让实践作结论。都照搬红头文件，还要省委干什么？”
这是一九七九年十月初，小岗村获得空前的大丰收，严宏昌甚至还没有细细品尝丰收后的喜悦，就陷入到了巨大的困惑与惊诧之中。他真的想不通，“大包干”给农民带来了这么大的好处，却依然被横加批判，难道这些人说的社会主义就只能是让小岗人到处去要饭？他们批的还只是大包干到组，小岗人搞的大包干到户，岂不更是“死有余辜”？
那些天广播喇叭里成天哇哇叫“建设大寨县”，叫得他心烦意乱。
这天晚上，他从田里刚回到家，就听说村里突然开来了一汽车人，挨家挨户地只是问，只是看，看样子很神秘，他顿时感到紧张起来，莫非大难真的临头了？他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正想出去探听一下虚实，就见*个干部模样的人，走进了他家的院子。
走在前面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大个子男人，他一进门就问：“你是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