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庭元忽然严肃地望着他，说：“宏昌，我今天不谈你该不该办这个厂，听我一句话，算啦——你暂时回避一下。”
严宏昌越听越吃惊。他突然觉得自己一直由衷敬佩的陈书记，也一下变得陌生。他知道这不是一件小事了，但他不知道问题出在了哪儿。他依然搬出中央的“一号文件”，说明自己并没有做错；“发展商品经济”，这应该是各级领导的“一个历史性的任务”。
陈庭元在屋里沉重地踱了几步，才扭过头，再次认真地望着严宏昌，语重心长地劝诫道：“你讲的，文件上是这样，这一点不错。不过，你恐怕就没注意到，它有个前提，就是要求各地在继续抓好稳定、完善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同时，逐步发展商品生产。家庭承包责任制，安徽是带头的，小岗是有贡献的，全国都已经在实行了，为什么还要强调‘稳定’它呢？你想过吗？这说明，对这种承包责任制持怀疑、反对的，大有人在。有人至今还在怀疑、否认大包干真的那么好，你们作为包干到户的带头人，在这种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自身的影响。我对你们没有别的要求，至少，不能因为这样一个工厂，闹得上上下下都以为小岗出了问题！”
严宏昌终于明白，陈庭元书记就是为了“小岗村”这个大局，专程来做他的工作的。他当然感到极大的委屈。明明不是自己的错，可为什么要他做出让步，做出这个牺牲？
最后，陈庭元准确无误地，不容严宏昌讨价还价地道出了此行的目的：“你必须暂时把厂停下来！”
严宏昌听出了陈书记在强调“暂时”二字，但他仍感到了一种悲哀。他本不想答应，却又念及对方过去对自己的多次支持，竟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闹心的事不仅是要把厂停下来，就在这同时，他最小的儿子严德锦突然犯病，鼻血流个不止。其实，这是儿子的老毛病了，生下来不久，就常常流鼻血，一流就止不住，为这，严宏昌和段永霞伤透了脑筋。这一次，段永霞正在地里干活，突然发现儿子的鼻血又在一个劲地流，忙赶回家和严宏昌一道把他送到了凤阳县医院。谁知，县医院检查以后，说“治不了”，夫妻二人一下慌了神，连夜抱着孩子又赶往蚌埠市。蚌埠的医生说孩子是“血小板减少”，需要大量输血，而且最好是输新鲜的血。严宏昌只得去找长年给医院供血的卖血人，干脆把五六个卖血人包了下来，供他们吃喝和住宿，以保证能够及时地把血供给儿子。
仅包养卖血人这一项，就花去一万多元。之前，严宏昌已把准备盖新房的建材买回了家，原本打算拆掉茅屋盖上九间大瓦房，三个儿子每人三间，严德锦这一病，他只得托人把建材又退了回去。退回建材的那天，段永霞哭了，埋怨自己命苦：上次准备盖房子的积蓄，因为严宏昌父亲的去世花了个精光；这次严德锦的病，又使盖新房的计划落了空。
严德锦是个十分懂事的孩子，他知道父母一直要盖大瓦房的心思，哭着喊着不愿再治。每输上一袋血，严德锦就嚷着：“一拖拉机的稻子又没了！”儿子的聪明与懂事，使得严宏昌就愈发地难过，他要治好儿子的病的决心也就越强烈，赶到儿子的病情得到了控制，他辛辛苦苦办塑料加工厂攒的钱，也就花得差不多了。
就这样，严宏昌和段永霞寸步不离地在医院守了一个多月，二人才顾得上回一趟小岗。
严宏昌回到小岗，到工厂一看，他吃惊地发现，再生机上的动力线，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人破坏了，好端端的两台设备残缺不全。本来还抱有一线希望，以为时机一到还能继续生产呢，这样一来，这个梦算是彻底破灭了。
万般无奈，他只得把机器从租用严立华的草房中搬出，闲置在家。
严宏昌咽不下这口气啊！省电视台《社会之窗》把他办厂的事宣传得没人不知道，轰动大了，陈庭元书记让他“暂时把厂停下来”，这已让他很委屈，现在竟有人趁他不在，把机器破坏了，把他花了不少钱从小溪河变电所引过来的动力线也都剪了，钱的损失事小，面子上也过不去，再说这事做得太恶劣！
他找到严岗大队书记崔志祥，要求查清这事究竟是谁干的。
崔志祥为难地苦笑道：“宏昌，这事你找到大队没有用。”
“为什么？”
“这话我不好给你讲，我不讲你心里也应该有数。”
严宏昌听崔志祥这样一说，就不再往下问了。
他心里当然有数。但心里有数又能怎么样呢？大家显然都很在意小岗村的“声誉”，即便你比窦娥还冤，找到县里，找到地区，他们也会像陈庭元书记那样，不跟你谈具体的事情，最后提醒一句：“不能因为这样一个工厂，闹得上上下下都以为小岗出了问题！”
大家都在回避。为了小岗，严宏昌也只有当自己是哑巴吃了黄连。
祸不单行（1）
工厂办不成了，村里的事又一点问不上，庄稼活一完，人就闲了下来。严宏昌是个不安分的人，他又动起了脑筋，要为自己找点儿事做。这时候，他注意到，由于各地农村都实行了大包干，农民种田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粮食大幅度地增产，很快，就出现了他过去曾对陈庭元说过的情景：“个人富，集体富，国家还要盖粮库。”粮食增长得太快了，“卖粮难”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当然，严宏昌不知道，仅一九八四年，为缓解农民的“卖粮难”，国家就多收购了六百亿斤，即使这样，农民手中仍有四百亿斤粮食卖不出。他调查后发现，不光是小岗，也不光是凤阳，江淮一带很多农民打下的粮食囤积在家里卖不掉，愁得心急上火。
粮站不收购，严宏昌却从中看到了商机。
他想，在去浙江瑞安联系塑料制品加工厂的业务时，就注意到，那边的社队企业、家庭工厂，遍地都是；正经种庄稼的已不多，为何不把这边的粮食，卖到那边去呢？
为此，他专门又跑了一趟温州地区。一深入调查，信心倍增，那儿对粮食的需求量大得很。既然“商品生产”做不成了，那就改做“商品流通”吧。
他准备要做的其实是“长途贩运”。当时 ，“长途贩运”还像当年他搞“包干到户”一样，属于禁区。但他想，既然中央提出要“引导农民进入市场”，这么好的一个市场就放在那儿，而国家一时又解决不了农民的“卖粮难”，农民为什么不能自己解决问题呢？况且，中央下达的第一个“一号文件”，就要求各级干部思想要更解放一点，改革更大胆一点。
严宏昌决心试一试。
既然政策还不允许公开地干，那咱就像当初分田到户那样，不声不响，偷偷地干。他把收购来的粮食装上车后，在上面盖上几层塑料布，把粮食盖得严严实实，这样一伪装，还真灵，十分安全，一路绿灯，没人查，没人问，于是他一门心思地跑起了温州的粮食长途贩运。
然而，随着粮食的生意越做越大，县里又来了人。来人最初还是和颜悦色的，给严宏昌讲道理，说自一九五三年开始，实行统购统销以后，粮食一直是由国家统购，农民除按国家规定的标准留下口粮外，其余粮食全部要按规定的价格卖给国家。
严宏昌说：“农民是想把粮食都卖给国家，可国家的粮站不收购了呀。”
来人一听，很不高兴，就说：“收购不了，那也是国家需要考虑的事，不是你可以乱来的！”
严宏昌一听，也有些不高兴，于是说：“这边‘卖粮难’，那边正缺粮，我这不是为国家分忧吗？”
来人正色道：“不说你这是在投机倒把，但有人已反映你‘不务正业’、‘一心只想发家致富’，‘资产阶级思想十分严重’！”
严宏昌不服，反问道：“想发家致富，错在哪儿？中央不是希望‘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吗？”
“小岗的其他人不是还不像你这么富吗？”来人严肃地告诫道，“你毕竟曾是小岗村大包干的带头人，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小岗村的形象，你自己的形象！”
来人走了以后，他老是在想对方丢下的最后一句话。他真的有些搞不懂了，难道就因为自己是大包干的带头人，就这不许干，那不许干，一干就会影响到小岗村的声誉？他做梦都想让小岗人富起来，可他什么也不是，有劲使不上呀！难道就因为大家都只愿种田，安于现状，他也就必须与他们保持一致？难道大家都共同贫困，才是小岗的形象？
祸不单行（2）
严宏昌再也不信这个邪了。他想，县里干预他做长途贩运，只是认为这会影响到小岗村的形象，可并没说这事犯法，干了该抓；他认为，自己做这事并没损害国家和集体的利益，自己赚的仅仅是智慧钱、辛苦钱，名正言顺，用不着怕别人议论。这样一想开，严宏昌就觉得自己没必要停下来，还应该继续干下去。
严宏昌告诉我们，直到了一九八五年，他背的这个“黑锅”才落地。那时，中央第四个“一号文件”正式下达了，为活跃中国农村经济，颁布了十大政策，首要的一条，就是取消粮食、棉花的国家统购，同时宣布：“生猪、水产和大中城市、工矿区的蔬菜，也要逐步取消派购，自由上市，自由交易，随行就市，按质论价。”
严宏昌从这新颁布的政策中，强烈地感受到党的这些政策，越来越贴近农民的心，真是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这使他兴奋不已。
这期间，还有让他的心为之一动的，就是梨园公社党委书记换了人：张明楼走了，徐学友接替了他的公社书记的职务。这消息使他忽然有一种难言的冲动。
这些年来，他一直都在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他也早已经把自己看成是党的人了。只是因为张明楼还在梨园公社当书记，他才迟迟没把入党申请书递上去。他看得出，自从张明楼将他“削职为民”，即便后来的事实已经证明，当年他带头搞的包干到户是正确的，但直到张卸任，可以把严俊昌委以严岗大队大队长兼小岗生产队队长，也不愿恢复他当初小岗生产队队长的职务，更不会帮助他实现这个多年的梦想。
现在，他盼望的一天，终于到来了。他甚至相信，他的一个多年的夙愿，即将要实现了。他把自己的入党申请书，珍重其事地递给了严岗大队书记崔志祥。不久，公社党委分管组织的周善忠就找他谈了一次话，严宏昌激动得不行，他等啊等，等着批准他入党的消息快点下来，可是，时间一天天过去，他入党的消息却没有了下文。
到了一九八六年，中央的第五个“一号文件”，再次重申：“一定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批判了“平均主义的办法只会抑制生产发展，导致共同贫困，是不可取的。”强调指出：“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必要补充，在农村允许它存在并有所发展。”
读着这些为农民松绑，替农民说话的新的政策规定，严宏昌打心里往外地感到提神，长劲，顺心，痛快。他知道是万里在主管农业，这些好政策都是在万里的直接领导下制定出来的；想到万里来小岗时，他同农民有那么深厚的感情，党在他的心目中就一下变得十分具体而亲切。
他提笔又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这次不光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