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建柱还客气地请严宏昌和宋富豪吃了一顿饭，对小岗发展养殖业，他表示会给予一定的支持。
很快，就有消息传来，上海决定无偿提供一百头母猪，且均为优良品种，同时拨给十五万元，作为创办养殖场的启动资金，还专门安排了一位姓苏的技术员到小岗村传授经验，这位技术员的工资也是由上海市政府解决。
接到这个通知，严宏昌真的是又喜又愁。喜的是，上海方面提供了这么大的支持；愁的是，这一百头猪和十五万元资金，他不好处理。这些猪和资金，虽说是他和宋富豪跑来的，但上海市领导，实际是在帮助小岗村；他们成立的“小岗农工商实业总公司”，虽带有“小岗”二字，却是与小岗村毫无关系的。
严宏昌就同宋富豪商量，认为这一百头母猪和十五万元资金，还是应该交给小岗生产队。宋富豪也觉得应该这样做。
严宏昌回到小岗后，就把大家找到自己家开会，将这趟上海之行的事儿作了介绍。大家一听上海马上要送来一百头品种猪和十五万元资金，顿时，一片惊喜。都夸严宏昌能办事，为小岗村办了一件大事！
接着，让严宏昌感到悲哀的事情再次发生，猪和钱都还没到呢，会上，大家就为谁当场长，谁当会计，争得不可开交。
首先是严俊昌的三弟严留昌，往起一站说道：“十五万拿来给我，我干养殖场会计，这钱由我掌管了。”接着严俊昌的二儿子严德龙，马上提出：“我来当这个场的场长！”其他村民一看这个架势，心里都不高兴：难道说，严俊昌掌了队里的大权，今后小岗村有了啥好事，就都该摊到他一家人的头上？
就见严金昌挺身而出，自告奋勇也要当场长；他的话音儿没落，严美昌同样也是毛遂自荐，要掌这个权。
刚开始，严宏昌还在笑，他觉得好笑；但看着，看着，不对了，你争我抢，各不相让，热闹得就像一锅开水，他感到了寒心。
那时村里早派有蹲点干部，开会的时候，县农业局的副局长黄士尧也参加了。黄士尧见严宏昌冷着脸坐在边上不说话，就对大家说：“这个项目是容易搞来的吗？你们不听听宏昌有什么想法吗？”
严宏昌忙摆手，只顾抽他的烟。
黄士尧小声问：“你自己想干吗？”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住上了大房子（6）
严宏昌又摆了摆手，他慌忙低下了头。他真的想哭啊！
他见黄士尧把头凑过来，就对着黄士尧的耳朵颤着声说：“……这样下去，小岗还有什么希望？”
黄士尧一愣，小着声儿劝说道：“慢慢来，不要伤心。我来找他们谈谈，劝劝严俊昌，哪能一家人干，也要让别人干。”
争论了一晚上，没争出个结果，第二天上午只得继续开会。这时关友章和关友申怕大家再争论不休，就建议，干脆谁都别争了，养殖场也别办了，一百头猪一家分它几头，十五万块钱也平摊到各户。
往常村里开会，有严宏昌去，段永霞是从来不参加的；但今儿个会是在自己家里开，她就坐在一边听，越听，越生气。心想，这猪，这钱，虽说是严宏昌和他的朋友从上海跑来的，留给队里她也认为是对的，但是，严俊昌的一家人一个争当场长一个争当会计，这不是欺负人吗？惹得大家都争都抢，就是没人愿当饲养员。
她看出来了，大家都争会计、争场长，那是不想让严俊昌一家人吃独食，却又都不敢明讲。她知道宏昌不会干这个场长，他还想到外面跑跑，忙他和宋富豪办的那个公司；她其实也不想接这个“烫手山芋”——但是大家都不敢讲，这话怎得有人捅破，捅破了，才能知道严俊昌葫芦里装了啥药。
于是段永霞亮开了嗓门，接过话，说：“我喂过多年鸭子，养猪的事我承包了！”
一直没说话的严俊昌，见段永霞要把这事揽过去，终于沉不住气，拿出了当家人的口气问：“我不给你地，你哪有地建猪场？”
段永霞奇怪地说：“怎么没有？我用我自己的承包地！”
严俊昌一下站了起来，大声训斥道：“哪有你的地？你的地在哪里？地都是共产党的，队里的，你有屌地！”
严俊昌竟当众对弟媳说起了脏话，段永霞不愿意了，也立起身，毫不示弱地同他理论起来。不少人趁机帮助段永霞，一时间，会场上吵成了一片。
严宏昌只感到心口儿堵得厉害，连着猛抽了几口烟。他很想说上两句，却又觉得说不清楚。他听得出，堂兄今天的话不光是说给段永霞听的，他这是在敲山震虎。项目搞回来了，这很好；但是，由谁搞，怎么搞，那是队上的权力，有什么好讨论的？“地是共产党的”这句话，更是在提醒他严宏昌，堂兄现在不仅是严岗大队大队长兼小岗生产队队长，还是有了两年党龄的共产党员；而他严宏昌申请书递了不少，至今仍是个“群众”，党内、党外都轮不到他来召开这个会。
黄士尧昨天会后去做了严俊昌的工作，严俊昌听了，却一言不发。他见今天会上闹成了这么个局面，就咬着耳朵对严宏昌说：“宏昌，我看了，小岗你想搞好，是搞不好的了；你做了好事人家不领情，不如把这批猪拉到我们畜牧局去，等养大了，一家分给两头。”
黄局长的建议，严宏昌并不赞同，但黄局长在征求大家的意见时，大家竟然都同意。能不满意吗？反正大家都没出力，便宜也没被个别人抢了去，何况黄局长也讲了，赶到猪养大了一家还能落个两头，怎么会有意见呢？
严宏昌只感到一阵割肉剜心般的痛苦，但想想，不这样，似乎又确实找不出别的更好的办法。
没有几天，宋富豪就带着上海社科院王振民教授和苏技术员，拉着一百头母猪、三头种公猪，十五万元现金，来到凤阳，一齐交给了凤阳县畜牧局。
住上了大房子（7）
谁知，也只过一个多月的时间，苏技术员突然跑到小岗找严宏昌。严宏昌发现苏技术员的脸色不好看，连忙问出了什么事。
苏技术员，一个大老爷们，说着，说着，眼圈儿竟红了起来。他说：“猪到了，钱给了，技术也掌握了，他们就要撵我走，不给我解决吃住，我在那里一天也没办法待下去了。”
严宏昌听了，感到巨大的震惊。当初上海市经委主任汪其说起县里的那些事时，他还半信半疑，现在，同样的事就发生在自己的眼面前，不容他不信。
但是这麻烦却是自己找来的呀——他怎么好向上海市委的孟建柱副书记，上海市社科院的王振民教授，以及为这事操了那么多心的宋富豪交代呢？
没脸去见上海市的领导和朋友，已使严宏昌后悔莫及，他更为小岗村失去一次发展的良机，感到极为痛心。想想上海无偿送来的那一百头母猪和三头种公猪，假如当时留在小岗，有苏技术员的精心指导，小岗村不仅很快可以拥有千头猪场，而且是能够发展到万头猪场的呀！结果，给了县畜牧局，而畜牧局本身也没有养殖场，最后被城西乡白白拣了个便宜。
小岗村丧失的，岂止是一个养殖场呢！他的为上海市直接服务的菜篮子工程和粮食基地的“大文章”，这是连上海市经委主任汪其也认为是很好的想法，也全盘砸了，谁还敢同你打交道呢？
“为什么到手的鸭子会飞了？”严宏昌思来想去，他感到不能不和执掌严岗大队和小岗生产队大权的堂兄严俊昌认真谈一次话了。
有些话，闷在严宏昌心里已经几年了，不说出来会把他憋死。
其实两家住得很近，严俊昌就住在严宏昌家的斜对门。这天，严宏昌走进严俊昌的家里时，严俊昌只是拿眼睛看着他，连一句热乎的话也没有。
严宏昌不介意，自己找个地方先坐了下来。堂兄这两年的变化，他看得很清楚，随着小岗村名声在外，堂兄越来越把自己的“身份”看得很重。平日，严宏昌一直觉得他是兄长，又没有文化，事事处处忍着让着他；今儿个，他却要当面锣、对面鼓，同堂兄打开窗户说亮话了。
他说：“我小哥，小岗村能有今天的名声，这是我们当年冒死包干到户赢来的。小岗搞得好与坏，大家都知道是我们严家弟兄在搞，搞好了，什么都好说，搞不好，就会被下代人落个骂名。你是今天小岗村的当家人，我从来没有想和你争当干部的念头。好有一比，你当你的赵匡胤，我只是杨家将，江山还是赵家坐，我在前面、外头挣命，搞得再好，也是‘挂角将军’。我搞到十块钱，你就能摊到一块钱。但是，小岗村不光是严家的天下，还有关家、韩家，当年不是十八户一条心，包干到户谁也搞不成，现在小岗村在外边风光，这是全体小岗人挣来的。你是当家人，自家要顾，也不能忘了大家；大家不能抱成团，不尽快把小岗村搞上去，你我脸上都无光。小岗光荣历史的那一页早翻过去了，看看人家农村，我心里不服啊，你应该比我更急才对。其实，我们不是没有办法，只要我们弟兄俩心往一处想，我相信就能把小岗村变个样。这是我此生最大的心愿。这么多年，我们坐下来彼此掏心窝子交谈的机会太少了。”
严宏昌不管严俊昌有什么反应，他一股脑儿把闷在肚子里多年的话，都倒了出来。但他注意到，严俊昌只是拿眼睛看着他，并不说话。
住上了大房子（8）
“我小哥，你说话呀。”
严俊昌依然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不说话。
严宏昌想，权力确实可以改变一个人啊。
“我小哥，你是当老大的，”严宏昌掏心掏肺地说道，“今后我哪儿做得不对，干错了，你揍我两下子，都无所谓，我只想说一句：小岗不发展，这比你天天打我都还难受呀！上上下下那么多眼珠子，在看着小岗，小岗人丢不起这个脸，小岗村已经落伍了呀！咱不能再仅仅守着包干到户时分到的田，不能只满足吃饱了饭、有了衣服穿，得想想办法，让小岗村变成小康村呀！”
严宏昌说得很激动，但严俊昌自始至终不讲一句话；严宏昌也就不好再往下讲了。
都说“血浓于水”，二人尽管是亲叔伯兄弟，当年可以“割头不换颈”、杀头坐牢也敢往一起站，现在面对面坐着，却没有了共同语言。
历史是需要某些强人或政治家强有力推动的。但历史的经验同时表明：仅仅靠强人或政治家一时推动，而不建立相应的制度，这种推动只能是暂时的，最终逃不脱“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宿命。要让改革的成果能巩固下来，只有依靠建章立制，通过法律的规定，完善相关的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才能保证改革成果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变化而变化。
显然，万里就是这样一位清醒的政治家。
他在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之后，一直积极主张人大常委会修改宪法，要把现行宪法中关于“人民公社”的提法删去，将“家庭承包经营”作为中国农村基本经营管理的体制，并长期不变。经过他不懈的努力，这一建议于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通过：由小岗人创造的“包干到户”——“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终于被载入了中国的《宪法》。
这就是这一年的春天，滁县地区易名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