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了，往后我们要左手牵着你们的鼻子，右手拿着无产阶级的刀、无产阶级的枪、无产阶级的鞭子，非把你们赶到社会主义道路上不可！”
结果，十八个工作组成员在小岗村翻江倒海地折腾了一年，没把小岗人“赶到社会主义道路”上，反倒粮食大减产，出去要饭的人更多了。
这以后，公社又把供销社主任、信用社主任、粮站站长和煤建公司经理派进来，这些都是有权有钱的主儿，但他们来了却没给小岗人带来一点儿实际好处，依然是“割资本主义尾巴”，一样的挑动群众斗群众，最后，人心斗散了，土地斗荒了，社员斗得更穷了，集体的财产斗空了。
当时小岗生产队队长严立忠，只因讲了一句“现在小岗村全队收的粮食还不如我家从前一家收的多”——其实他讲的是句实话，却被工作组五花大绑捆起来拉到公社开会批斗。
严立忠被五花大绑捆走的时候，严宏昌感到了极度的绝望。
随后发生的一件事，对他的打击更大，已有身孕的妻子段永霞，在外出讨饭时被警察抓到，强行遣送回家。为了这个家，为了未来的孩子，他终于下定了决心，选择了出走。
走的那天，他第一次真切地感觉到了心中的疼痛，强忍着，才没让在眼眶中打转的泪水流出来。走到村头时，心里发了誓：这一辈子，就是亡命天涯，也不再当农民！
他在余山的一个建筑工地上打工时，传来了喜得贵子的消息。这给他漂泊的生活平添了不少欣慰。按照严家的辈份，这一代应该是“德”字辈，妻子段永霞却破了祖上的规矩，说：“生他的时候，孩子爸在余山干活，就叫‘严余山’吧！”
严宏昌听说后，只觉得有一股烫人的热流，猛地从心间柔软处掠过，他很是感动。从孩子的名字上，他不光感受到一种牵挂，还清楚地知道了，妻子默认了他的这种选择，宁愿一个人留在村里苦熬苦拼，也支持他别再回头，就在外面闯荡。余山！——给了他人生第一份可以自由自在的、人模人样的工作！
一辈子不再当农民（4）
严宏昌算了算，一九七三年出生的严余山，和他一个属性，都属牛。严余山生下来时，把段永霞吓了一跳：“浑身就是些皮和骨头，细细的腿，弯曲着，盘错着，活像是一个蛤蟆。”因为先天性营养不良，儿子的肚皮跟塑料膜一样薄，几乎看得清里面的五脏六腑。但严宏昌却认定：这是个好兆头！
“严家一下有了两头牛，要是将来再来一头，严家就‘犇’（奔）起来了！”
他先是去当壮工，卖劳力，在石门山抬大土、码石头，边干边看边钻研，很快被提升为技术工人，学会了识图和绘图，接着就当上了“包工头”，在管店、临淮关、县硅厂承接工程。再后来，越干，越心灵手巧；工程，也越接越大，揽下了蚌埠铁路分局、凤阳县矿管局、县法院和县民劳局的一些工程项目。
人虽离开了小岗，严宏昌的心却时时牵挂着家里，也牵挂着村里的乡亲们。就在他愤而出走之后，和严宏昌一样，也是小溪河中学毕业的严金昌，被推选为小岗生产队的队长。
当了队长的严金昌，眼看着小岗人每到冬闲或是春荒，都要成群结队跑到外面讨饭，就决心干出一个样子来。但是，不行呀。他虽说是队长，队里种啥庄稼，怎样种，还是县里公社下来的“农业学大寨”工作组在当家，他也只有吹哨子下田的权力。小岗明明塘坝少，水利条件差，工作组却硬是要小岗人种水稻，结果落得个光种不收。不能再指望种田了，只有打别的主意，严金昌就起早贪黑，在荒岗上栽上十多棵柿子树，又省吃俭用养了三只羊和一头老母猪，还在自家分到的四分五厘大的小菜园子里种上了生姜、辣椒、大葱，这样一年忙下来，竟有了*百块钱的收入。看上去收入不少，可他是一个九口之家呀，一家人要吃，要喝，要穿，要戴，还要供几个孩子上学，那点钱也仅够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可以不再出去讨饭了，谁知他却因为个人的家庭副业收入超出了集体的收入，被工作组定为“资产阶级暴发户”，撤了队长的职务不说，还被拉到大队和公社批判了三四场，并被罚去“强劳”（指强制劳动）。
严金昌不服，他说：“你们光见鱼喝水，不看鳃里漏。”他把全家九口人的花销一笔一笔算给工作组听。没人听他的申辩。当时的政治口号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房前屋后可以长荒草，绝不允许种出一葱一蒜来，他严金昌不是“贼胆”太大了么！
严金昌的队长职务被撸后，工作组任命关友德接任。关友德是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单身汉，他既不要自留地，也不曾养猪喂鸡，赤贫如洗，年年就靠唱“莲花落”四处乞讨为生。工作组却表扬他是全队的“无产阶级典型”。
严金昌气愤地说：“就我一家人不讨饭，还定成了‘暴发户’，往后家家户户全喝西北风，就都成‘无产阶级’了！”
其实，批判严金昌，这是“杀猴给鸡看”。因为小岗村偷偷摸摸在搞家庭副业的，大有人在：严俊昌和严学昌都弹得一手好棉花；严立学、*、严凤鳌全是炸馓子、磨豆腐的高手；严家太逮鱼摸虾那是远近闻名的；韩国云、关友申早就被大家唤作“小石匠”和“小炉匠”；严美昌和严立华则凭着拉二胡、唱小曲卖艺就可养家糊口。现在，这些人一个个噤若寒蝉，都不敢再干了。
一辈子不再当农民（5）
工作组说：“无产者，就该一无所有！”
小岗人不服气，有的赌气说：“我们啥都是社里的、队里的，长在嘴巴里的牙，总是自个的！”
工作组立刻纠正道：“牙也不是你的，想拔就拔！”
严宏昌听到村里的这些故事，越发为自己的出走感到侥幸。当然，他也发现，自打安徽省委被改组，万里成了省委第一书记，农业学大寨那一套被丢开了，特别是随着省委《六条》的下达，小岗生产队有了自己的自主权，还开始实行了“分组作业、以产计工”，小岗人的日子好过多了。
眼看着小岗人刚过了一个喜庆的一九七八年的春节，三月旱象便悄然而至。五六月，正是小麦需要灌浆的时候，连刮了十天干热风，温度一下上升到摄氏三十四度。早稻正待扬花呢，又刮了半个多月的西南风，气温就停留在了四十到四十二度下不来。八月，旱情便开始笼罩安徽全境。及至九月，百年不遇的大旱在持续了六个月之后，就将所有的沟塘围堰都蒸得干涸了，大别山区五大水库全处于死库容以下，新安江、清弋江、秋浦河相继断流，偌大的一条淮河，也眼见就要枯竭。田野上一派肃杀之状，不时会发现有麻雀、野兔甚至老鳖渴死在路上。
老书记王光宇在为我们回忆那段艰难岁月时，虽事隔三十年，却依然满脸惊悚。他说，当时他刚出访日本归来，一点不敢耽搁就投入抗旱。他站在嘉山县明东公社的山岗上，看到一大片长势良好的春玉米刚刚出穗，却在高温袭击下枯焦了，由金黄色变成了霜白色，他不禁落下了眼泪。他说：“从未见旱得这么厉害，巢湖都干了，可以走汽车了。”
小岗村本就在“江淮屋脊”之上，平日便严重缺水，现在大秋作物成片枯死，远看还好像是青绿色，用手指一捏尽成粉末。田地龟裂，麦子点不下去；晚稻因为没水更无法插秧。很快，人畜用水也变得十分危急了。
严宏昌震惊了。
还让他意外的是，这时家里悄悄给他递来个口信，说梨园公社党委书记张明楼，正在到处打听他的地址，已经知道他正在县城的轧花厂承包工程，这两天就要到工地来找他。
他当然清楚，农民进城，一直就被看做是“盲流”。承包工程，更是非法的，被称作是“黑包工”。公社书记亲自出面，准没有好事，只能说明问题的严重。
他心慌意乱地躲了几天，让张明楼扑了空。
可是，紧接着，家里又带话过来，生产队将他每月缴队里的十五元，涨到了四十元。只隔几天，又涨到一百元。他猜想，这还是公社书记在起作用，使出这一招，也是在“逼”他回村。
他自打离开小岗，压根儿就没想过要回去；他这是哑巴吃秤砣，铁了心，发誓一辈子不再当“社员”，除非把他五花大绑硬抬回去！
小岗队发现严宏昌仍没动静，很快又将上缴款涨到了一百五十元！而且，停了他全家人的口粮供应。
当时部队的战士，一个月只有六元钱的津贴，生产队却要他一个月上缴一百五十元！并且停了全家人的口粮供应！得知这一消息，严宏昌忍无可忍了。
当然，这时的严宏昌，手头上已经宽裕了，即便就是把缴队里的“管理费”再提高，他咬咬牙也还是能够承受的。停了口粮，固然会给他全家造成一定的困难，但那时有钱也是可以买到粮票的，这些都已难不倒他。他困惑气愤的是，自己凭劳动致富，不仅背着“黑包工头”的恶名，公社书记在找麻烦，小岗队的父老乡亲也这样不近人情。
一辈子不再当农民（6）
“他们到底要干什么？”严宏昌不得不分外小心，他让妻子段永霞摸清其中的缘由。
得到的消息，却让严宏昌大为愕然。
原来，正值八月天，秋粮已收，小岗生产队又到了“算盘响，换队长”的时候了。梨园公社党委书记张明楼，考虑这年的旱情太重，全公社最穷的小岗队，自然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他需要赶快找出一个能干的当家人，领着大伙度过灾荒，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四海为家”去到处讨饭。张明楼就想到了严宏昌。他想的其实很简单：严宏昌这小子，多年在外闯荡，承包工程，手底下最多时能有四五百号人，最忙时伙房的炊事员就有十五六个。跟他干的，不光有瓦工、木工、电工、焊工、钢筋工、起重工，这些都是要有一定技术的，还有各种出气力活的壮工。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全能被他捏巴到一块，把活干得漂漂亮亮——小岗生产队不过二十户、大人小孩算一起也只是一百一十人，他能搞不好？小岗人这时同样也有了公社书记张明楼的想法，队里提高严宏昌的上缴款，停了他全家人的口粮，就是要把他“顶到南墙”上，“逼”他回村，希望他把在外面操练出的十八般武艺，都用在队里，让大家在大旱之年都有饭吃。
当严宏昌了解到事情的真相时，他的心动了。父老乡亲的期待，组织上的信赖，动摇了他发誓不再回小岗的决心。
当然，最后促使他放弃挣大钱的工程承包回到小岗，是他发现形势真的变了，埋藏在他心里的一个多年夙愿，开始让他浮想联翩，夜不能眠，这就是：他死也不信当农民的小岗人会饿肚子，生下来注定该是讨饭的坯子！
小岗人饿饭，他认为那是因为上面的瞎指挥。一九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当年就闹大跃进，那时他九岁，到今天他也想不明白，政府会要种地的农民去炼钢炼铁。小岗人没东西炼，就要求到“土里挖、水里捞、屋里搜，院外找”，把家家户户做饭的铁锅都敲碎投进小高炉子里。后来，让农民种庄稼了，却不是按照庄稼人的办法种，而是搞“大兵团作战”：公社改编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