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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神韵”：生命意识的审美散发（10）
谢灵运影响很大的另一位著名诗人谢眺，他的名作《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江路西南永，归流东北骛。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旅思倦摇摇，孤游昔已屡。既欢怀禄情，复协沧洲趣。嚣尘自兹隔，赏心于此遇。虽无玄豹姿，终隐南山雾。”在以审美对山水之中这也仍有着以玄对山水的意味，但也正如他的《晚登三山还望京邑》中的名句“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一样，呈现给读者的并不仅仅是刻画得如在目前的景色，引得读者咏味不已的更有诗人在大自然中仿佛找到了自身生命存在的隽永意味。
二谢的山水诗作，因其这种意味，都成为后来“神韵”讨论的赏析例证，但二人的作品都有“有句无篇”的弱点，尚未能做到风格完整，流注一气。这是由于“山水不足以娱其情，名理不足以解其忧”所致。谢灵运一生都不能忘怀政治权势，晚年也是因政治原因被捕被杀，谢眺也是任吏部郎时因事牵连，下狱而死。此时描写山水田园最为诚挚、最显本色、最有韵味的还是大诗人陶渊明了。（2938）
六．陶渊明：“怀抱旷且真”
二谢的山水诗作，因其这种意味，都成为后来“神韵”讨论的赏析例证，但二人的作品都有“有句无篇”的弱点，尚未能做到风格完整，流注一气。这是由于“山水不足以娱其情，名理不足以解其忧”所致。谢灵运一生都不能忘怀政治权势，晚年也是因政治原因被捕被杀，谢眺也是任吏部郎时因事牵连，下狱而死。此时描写山水田园最为诚挚、最显本色、最有韵味的还是大诗人陶渊明了。
南朝人一般不重视陶诗，嫌它质朴少文。《文心雕龙·才略》提到了当时很多诗人，但没有提到他；钟嵘《诗品》以他为中品，说“世叹其质直”。然而，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赞扬他：“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其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于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
“论怀抱则旷而且真”，这个把握是相当深刻的。陶渊明的归隐，无疑是基于一种深刻意识到的个体生命本身之可贵，一种精神自由的渴求。在二十九岁出仕后的十余年里，他以祭酒、参军之类的小官身份在官场周旋，所感到的就是“志意多所耻”和“违己交病”。“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夙好，园林无世情”；“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与当时相当多的士人一样，爱慕自然，企慕隐逸，愿意于其中找回自己的生命意义与价值，这种思想一直是他心中的情结。当他终于以一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的慨叹结束了八十余日的彭泽县令而归田时，心灵上的安逸，精神上的自由成为了最后的选择，此后虽屡有征召劝说，他也坚不出仕。“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他这种洁身自好，“委运乘化”的人生哲学发自内心、毫不做作、毫不勉强，丝毫没有将归隐作为“终南捷径”的意思。所以，在他的诗作中，那种人的精神获得自由后，人的生命与大自然相融，人对生命的领悟质朴而又深遂，由此而得的人生真意、人生滋味沛然而出。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习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饮酒》第五）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如何？”（《读〈山海经〉第一》
归隐的二十多年中，陶渊明的物质生活并不总是悠然自得，他也并不能总是“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也的确是心情的另一面（虽然鲁迅于《题未定草》中谈过陶渊明性格的这一面后，这一点似乎被过分强调了），但他的基本精神状态是自由而恬静的。尽管他没有用“神韵”之类的表述要求过诗歌，但他的诗作却是真正具备了后来诗歌“神韵”之说所要求的那种精髓实质：这一方面是由诗人所体味到的山水之“神韵”，山水景色那种仿佛也有着生命和性格般的活力和灵性，另一方面则诗人自身之“神韵”，那种超拔脱俗的生命意识，那种“手挥五弦，目送归鸿”的情思，那种流远飘逸的审美心态。
“陶诗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右丞（维）有其清腴，孟山人（浩然）有其闲远，储太祝（光羲）有其朴实，韦左司（应物）有其冲和，柳仪曹（宗元）有其峻洁，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正如清人沈德潜在《说诗晬语》中所说这样，唐以后至宋元明清，陶渊明受到广泛重视，注陶、评陶风气大开，注本、评本之多，几与注杜相埒。人们对陶诗的理解和欣赏，会有各自不同的原因，包括在仕途、人生境遇各个方面的具体情况；但一个总体上的“接受背景”却正是陶诗那种在宇宙自然、山水韵律中感应生命之隽永的审美心态业已成为各个朝代士人们整体上的认同。陶诗那种悠远清隽的风格，那种于情致之中淡淡显露的人生哲思，那种本体论意义上的领悟，都融入到散发着“神韵”的诗美之中。生命意识作为一种内在的美在文学创作中真正体现出了“润物细无声”般的渗透性和融和力。历代诗人、艺术家虽然自身审美追求各不相同，包括并不重视审美的理学家，人们都会被此所触动，都会由此而引发情感和心理上的共鸣，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魏晋“神韵”：生命意识的审美散发（11）
主持人：王教授的《魏晋“神韵”》讲得也是很有“神韵”。神韵是个美学概念，也是一种审美标准，通过王教授的演讲，我们似乎触摸到了那似乎是可感而不可说的魏晋的神韵情致。某种程度上或许可以这么说，魏晋神韵就来自魏晋名士。没有魏晋名士，也没有魏晋神韵。真名士自风流！他们从人到文，都是那么的有“风”，有“味”，有“情”，有“调”，有“神”，有“韵”，有“致”。那种旷达、豪放、自由而充满了灵性神韵的人生况味，我们今人多少还是欠缺的。如果魏晋风骨、魏晋神韵像稽康的《广陵散》一样，成为遥远的绝响，该是多么可惜！感谢王毅老师！（掌声）
［演讲时间：2003年9月23日；演讲地点：大连辽宁师范大学音乐厅。］
鲁迅《野草》的生命哲学与象征艺术（1）
主持人：傅光明（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主讲人：孙玉石（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主持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大家请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鲁迅特别是研究《野草》的专家孙玉石先生。我得叫孙先生老师，大学一年级的第一学期，就是听孙老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课。20年之后，能把孙老师请到这儿来，再听他讲鲁迅，讲《野草》，自然感到非常荣幸和高兴。
《野草》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散文诗集之一，它的构思奇特、新颖，形式多姿多彩。作者的思想主要是通过诗的形象来表现，寓意深远，感情浓郁。但由于当时那样的环境，很多意思难以直说，作品大多比较隐晦。请孙老师来为我们解读《野草》的思想艺术。
一．《野草》的产生
薄薄的一本散文诗集《野草》，是鲁迅先生送给中国新文学的一份分量厚重的礼物。《野草》始终被认为是鲁迅创作中一部最美的作品。它有如《呐喊》、《彷徨》那些叙事书写作品所没有的幽深性、神秘性和永久性。它在整体上有一种难于破解而又可以永远引人沉思的艺术美的魅力。从20世纪20年代最初产生时候的出现的零散浮泛的感言，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众说纷纭的理论诠释，人们可以去做无数的言说又总觉得言犹未尽。一些难懂的晦涩篇章和一些有争议的抒情意象，语言，至今很难作出无可辩驳的解释。面对这本小书一代一代的批评家与学人好像面对一个美丽的斯芬克斯式的谜语。近实的阐释与过度的诠释难以分清，也不必要分清。但有一点却是大家公认的：到现在很难有人敢说我已经把一本《野草》都说得清楚了。可以这样说，《野草》已经成为鲁迅全部文学创作中留给后人的一个世纪性的“文学猜想”。
《野草》是鲁迅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零零星星写成的一组富有诗性的抒情作品的结集。全都发表在鲁迅参与创办的《语丝》杂志上，一共有24篇散文诗。（其中的《我的失恋》，是一首讽刺性的拟古的打油诗，应该算是一个例外）最早发表的《秋夜》，写于1924年9月15日，发表于12月1日；最后一篇《一觉》，写在1926年4月10日，发表于4月19日。前后经过了一年零七个月的时间。相隔整整一年之后，最后要结集出版时候，鲁迅又写了一篇代序言的《题辞》。这时已经是1927年4月26日。前23篇，都是写在北洋军阀政府下黑暗势力笼罩的北京，最后写《题辞》的时候，已经是在国民党实行所谓“清党”进行十分恐怖的大屠杀的广州了。写作时间与所处环境，虽然有所不同，而其中作者的思想心境与艺术手法，却是大体上一致的。
《野草》于1927年7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5年以后，鲁迅曾经这样说明自己写作《野草》时候孤独寂寞而又不倦求索的心境：“后来《新青年》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做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