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就要问一下这个问题，我相信以后我的孩子——他们那代人还会来追问这个问题。
我是个记者，《城记》这本书我理解它是个长篇的报道。这篇报道说，新中国定都北京之后，有两个读书人提出了一个保护老北京、建设新北京、新旧城市分开以使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方案，后来这个方案没有被采纳，这两个人的命运因此而被改变，这个城市的命运因此也被改变。城墙、牌楼等大量珍贵的建筑因此被拆掉，甚至故宫都差点被拆掉。
这本书主要就谈这么个事情，我就完成这么一个报道。这里边有很多我对当事人的采访，还有一些档案的整理。我这书里全是有根有据的东西，包括梁思成的工作笔记和私人日记，还有他在“文革”期间被迫写下的交待材料。
我想今天这个话题先从我个人的经验谈起，我作为一个记者，为什么一下子走到历史中去了？
小时候我在贵州，喜欢画画，就画天安门。来到北京看天安门的人，都会拍张照片。但仔细一看，问题就出来了。（大屏幕显示天安门东侧建筑景观）你看故宫的东面，这一块，是学术界争论最大的，北京饭店东楼，盖的那个高，这是“文革”期间盖起来的。后来大家都拼命向北京饭店东楼看齐，于是故宫的东面，王府井那一带完全形成了一道混凝土屏障，势压故宫啊。整个儿把故宫比小了。这是北京城很大的一个矛盾。
北京城就这样变化着——老的被推倒，新的起来了。大量人口被迁往郊区，老人往往是最不幸的，一旦离开了这个城市，一旦没有了周围的朋友，他们怎么过呢？他们没有那么好的适应能力。被拆迁的老人离开城市，到郊区以后，周围没有好朋友了，非常抑郁，健康受到很大影响，有的人在拆迁之后不久就去世了。
长安街一百二十米宽，几乎是世界上最宽阔的大街了，但它居然经常被堵成停车场，这是为什么？这么宽的马路，如同平躺的墙，使步行者难以穿行，街道逛不起来，商气也就没了。
（大屏幕显示宣武区观音院过街楼被拆除情形）这是北京城区内惟一一个古代过街楼，1998年北京市文物部门说把它异地保护，最后竟是用推土机直接铲掉。
看到这些事情，我始终在想：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然后就想到梁思成、林徽因，他们该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对，可因为北京城又是最痛苦的一对。他们为什么痛苦呢？他们的痛苦就是从这个方案开始的。这是1949年年底苏联专家提出的方案。在这之前政府已经在酝酿把新北京摆在五棵松那个地方，利用日伪形成的新北京的基础，把中央的行政区摆在那里。我最近在北京市档案馆查阅了一批档案，看到当时讲得很清楚，中共中央就在新市区了，政府委托梁思成做新市区的方案了。
后来苏联专家来了，就把这个事情改变了。他们认为应该以北京旧城为基础进行改造。莫斯科在上世纪30年代初的时候也搞过一个规划设计的国际招标，也有把老城、新城分开的设想，但斯大林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这种意识形态的东西很厉害。
当时苏联专家说要在长安街两侧进行建设，把中央行政区摆在这个位置。开会讨论时梁思成就表示了反对，为什么呢？他说这个旧城平方公里，130万人口，已经是密度很高了，盖满了房子，住满了人。要把差不多六平方公里的中央行政区摆进去，那么只能是大量的拆迁，国家没那么多钱来赔偿，而在新城盖的话，拆迁费就省去了，另外老城的社会结构也留下了。
他特别提出这里有很多小商业，靠着小门脸、老主顾生活的老百姓拆迁后何以为生？这是劳民伤财啊。另外，他还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一个城市最重要的是能够平衡发展。什么叫平衡？就是居住和就业在这个区域内大体保持平衡的状态。这样就能避免产生大规模的跨区域交通。把中央行政区摆进老城之后，势必导致大量人口外迁。外迁后在城外睡觉，在城里上班，每天进出城这个交通量就不得了。哪一天北京的交通出了大问题，这就是祸根。
我一看，他讲得有道理啊。你看东北郊的望京，三十万人口，就是个中等城市了，居然没有上班的地方。北郊的回龙观，三十万人口，也是个中等城市了，也没有上班的地方。大家都得跑到市中心区来上班。试问得修多少条高速路、城市铁路？记得城市铁路开通的时候，有的报道说老百姓特别高兴，赶着乘车，有一个人的鞋给挤掉了。这还被当作一个正面的例子。我说没把命给挤掉就算不错了。几十万人口要在一个时间段赶那几班车进城上班，这是一种理想的城市状况吗？所以梁思成先生说得很对，你不要都往旧城里面建，把上班的地方匀一匀多好。就好比把东方广场搁到望京行不行啊？让李嘉诚先生也别来故宫边上“捣乱”，让望京的老百姓也有地方上班。这样的话，郊区和市区之间就没会有那么多交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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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记：北京旧城改造五十年（3）
中关村要建商务区，干吗非要把海淀镇给拆了呢？你把商务区摆到回龙观行不行啊？回龙观的三十万人口也应该有个就业的机会。这样，海淀古镇就留下来了，整个中关村那种经过近一百年孕育出来的文化气氛也就留下来了。这样的话，老的也好，新的也好，对交通也好。
梁思成的这些思想很深地打动了我，我也明白了我们北京城为什么交通堵得那么要命。从陈希同开始，每个市长、书记都是以修马路为政绩，但这个城市的交通却越来越拥堵了，为什么？就是因为城市规划的理念出现了问题，这个理念从哪儿出的问题？就从这儿出的问题。
（大屏幕显示1950年梁思成、陈占祥所作中央行政区方案图）1950年梁思成和陈占祥提出这么一个方案。大家看得很清楚，这是故宫，这是三海，这是城墙，这是公主坟和月坛之间的开阔地带，梁思成和陈占祥建议在旧城外的这个地方集中安排中央行政区。
这样安排的好处在哪里呢？第一为国家少花钱，因在城市外边建，没有太大的拆迁量，像今天在旧城内搞建设，拆迁费就占项目投资的百分之六七十呢。第二，周围可以配套足够的住宅区，这些人就没有必要加入远距离的交通了，走着路就可以上班了。第三，老城可以留下来，它是一笔巨大的文化遗产。
梁思成特别强调中央行政区的建筑风格是现代主义的，不是后来的那种大屋顶式建筑。后来梁先生为什么去搞大屋顶了呢？是因为他和陈占祥的这个方案被否定了，中央行政区的房子全要到故宫边上建设，他就特别着急，说要把建筑的高度给控制住，这样从景山上看，还是一片绿海。可苏联专家又反对他说，你不让盖高了，怎么能证明人民民主国家的成就呢？于是就往高处盖。梁先生就着急了，因为故宫周围全被这种方格子大楼围着怎么办？他没有办法，就建议把中国式屋顶给扣上去，这样从景山上一看，这个城市还是中国建筑的轮廓。
盖大屋顶他实际上是很痛苦的，因为他是追求现代主义建筑的人。可他的退而求其次，却引发毛主席的不满，1955年官方就搞了一次批判，批判了大屋顶式建筑。实际上，梁先生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他是希望新北京的行政中心用现代主义的手法来设计，以表现新中国首都的新气象，可没想到这个行政中心却要被搬到故宫边儿上来。
他还在行政区以南相当于今天北京西站的位置，规划了一个商务区。他认为这个城市由这三块构成市区，即旧城区、行政区、商务区这三块。他认为城墙留下来很好，好在哪儿呢？各个功能区之间需要一个隔离带，城墙可以摆花草，大家可以在上面下棋喝茶，这样老城区和行政区之间就有了这样一个隔离的空间。
他也强调这个城市要为它的环境容量所限制，这个地方摆满了，够环境容量了，就不能再往里面摆东西了，要跳到另一个合适的距离来建设一个新城，有机地进行跳跃式的疏散和联系。梁思成和陈占祥把这个方案完成后，还想做一个大北京的区域发展规划，可方案交上去后，没有了下文。
你看这是巴黎的“梁陈方案”。巴黎也是一个老城，后来也遇到要大发展的问题，怎么办？巴黎在1958年开始，就把新的中央商务区放到距离老城五公里的地方，由于避免了大规模拆迁，它的建设成本得到控制，后来发展得特别快，变成欧洲最大的商务区，老城也得到完整的保护。
在“梁陈方案”被否定之后，北京市聘请苏联专家为顾问，由他们指导做出了一个方案。（大屏幕显示1959年北京总体规划方案）这就是老北京城，这个方案是以老北京城为单一的中心，一圈圈环路不断往外扩张，这是一个典型的单中心加环线的结构。
大概在三年前，我在北京见到了俄罗斯建筑科学院的副院长劳夫维奇。一块儿吃饭的时候，我问他，北京的方案和莫斯科的方案特别相像，都是以老城为单中心，一圈圈的环路向外扩张，你们莫斯科有没有遇到像北京这样的中心区非常紧张的状况？
他说，这是必然的，只要单中心加环线，中心区就非常紧张。
我说，那怎么办呢？
他说，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了。
我说，但还得想办法来改变它啊。
他说，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中心区的功能搬出去。
后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称“有感于俄罗斯学者的诚实”，他们现在还在想办法来补救，而我们呢？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值新一轮拆旧城的高潮，还在不断地把城市功能往二环路以里集中，结果就是：老北京、新北京都被毁掉了。
为什么说新北京也被毁了呢？因为那么多城市功能集中在旧城这样一个弹丸之地，城市的交通与环境必被拧成一个死结。二环路以里的旧城区占规划市区面积不到6％，却集中了那么多功能，这城市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主要功能都在这里，导致三分之一的交通量都在这里边发生，能不出问题吗？假设没有老北京这个城市，就是在一块空地儿做这样的规划，也是有很大问题的。你看中心区多紧张啊。
北京市区的绿化隔离带这些年来被蚕食得很厉害。近郊区的清河、南苑、北苑都成了大的住宅社区了，这些地方的房地产搞得越火热，给这个城市带来的问题就越多。因为这些人到那儿去居住，解决不了就业，还得回到城市里来上班，交通能不拥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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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记：北京旧城改造五十年（4）
（大屏幕显示莫斯科规划总图）你看这是莫斯科的方案。这是一个老城，一圈一圈的环路围着它。苏联专家做完北京规划后，发现莫斯科这样搞会出问题，就采取了一个办法：把郊区成片的森林和绿化带，跟打楔子一样打到中心区来，就把中心区的密度稀释了。今天到莫斯科去看，还会感觉到很舒服，因为它的城市规划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有一次改变。
而我们呢？没有改变，还在不断地加剧这样的现象。（大屏幕显示1982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图）你看这是1982年的总图，还是这样子：这是老城，一圈圈环路，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