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竽辏诎蛩固沟蛋腹菁焖魑南资保榈搅耸潜痹�1943年12月17日写给爱因斯坦的一封信，第一句话是：“It is to be regretted that I have not had the chance of making your acquaintance。”许认为此句的中文意思是“我为无缘与您相识而感到遗憾”，并由此推断，“既然直到1943年还无谋面之缘，所谓1928年当过爱因斯坦助手只能是一个神话”。这是确凿的吧？当时《南方周末》继而对束星北为什么要“虚构”那样的故事，做出了分析：“是不是想通过爱因斯坦的法力再进一步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当年可能有某种特殊的环境）以实现自己出成果、出人才的目标，以此慰藉自己的余生呢？”这也是留给我们的疑问。
然而，与当事人有关的另一方，束星北的女儿以及束星北的另一些学生和浙江大学的老校友，提出反驳，不接受许良英的质疑和结论，并提出对这个的反证。我们来听，非常有意思。他们的证据主要有三：第一，当年采访束星北的那位口述记录者，曾在当年的采访笔记上记录过“爱因斯坦帮我弄了大半工资的研究助手职务”，研究助手工资很低，“每月120马克，不是正式人员，属临时的”。这个证据是说口述者在当初采访束星北的时候，束也跟他在说这件事。但束是口述，他是不是口述时就已经在编故事呢？
第二，束星北在1943年给爱因斯坦写的那封英文信，可以有另一种解读。解读的关键在那个英文词“making your acquaintance”意思的理解。这有两个意思，查英文词典，一个是“相识”，还有一个是“深交、熟识”。束的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开甲认为那句英文making your acquaintance的意思应是指“深交”，而并非简单的“认识”。上海理工大学的王伯年教授按《英华大辞典》和《汉英词典》对acquaintance有“相识”和“熟人”的两种解释，将那句话分别翻译成：“真遗憾，我至今还未有机会与你相识”和“真遗憾，我至尽还未有成为你熟人的机会”。如果是后者的话，意味着束与爱尚为达到“熟人”的程度。由这个一推断，就可能对了，尽管做过助手，但并不一定熟啊！到1943年还没熟识呢。没说谎啊！尽管如此，这位王伯年教授仍然认为，这并不能排除束曾短期内做过爱因斯坦的研究助手。
有意思的是，愿意相信束的，从acquaintance这个词的细节，来替束辩护。但我们现在一联想刚才1928年的那个叙述，能不能马上提出一个反问，就是“熟识”的译法是说不过去的。回头看，想当年1928年8月的情形，爱因斯坦“热情地帮我弄到一个研究助手的职务”；而且，“我帮他查过资料，进行过计算，也帮他改过学生的卷子。而且爱因斯坦基本上是一个人在那里工作，只有我在帮他做点事情”。难道不熟识吗？以后再看到这样的事情，得以这样的分析头脑去把它像剥葱头一样层层剥开，那样或许你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史学家。
第三，据一些老校友和同事回忆，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就分别从别人那里听说，束星北是曾作过爱因斯坦的助手，他是唯一与爱因斯坦共过事的中国人。但又有口述者在采访程开甲时提出疑问，问他束在40年代有没有可能就编造自己曾做过爱因斯坦的助手呢？束星北的学生程开甲回答，绝不可能，也没有这个必要。另外，还有一个理由，是设问，不是实证。这个事情最早的质疑者许良英推论，如果当年束星北真的作过爱因斯坦的助手，他为什么不在履历表中填写，而要“故意隐瞒”这段“光荣历史”呢？没有道理啊。
大家看，历史就是以这样复杂、多元、多角、多侧面、立体、超乎我们想象、纷繁、错乱地呈现在了我们眼前。面对历史我们是不是真的有点儿无所适从了？哪怕是刚刚发生或是刚刚过去不久的事情。在座的有很多中老年朋友，还可以联想，您长到这个岁数，肯定在单位遇到过很多事，比如曾经有人在您面前说“某某某说了你什么什么坏话”，您听了以后的第一反应是怒不可遏，还是说我冷静下来核实一下再说？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形？如果你去核实，那个人会告诉你，这话不是我说的，我可没这么说你，是谁谁说的。就又复杂了！如果你要跟那个人打架，一定要追本溯源，你怒气冲天地找他，“你为什么这么说我”，那个人也许会说，你冤枉我了，我才不会那么说呢。对吧？这样的事情可能现在依然在我们的身边天天发生着。如果我们从历史的层面认识这个之后，假如说我们再听到某个同事跟我说某某说你坏话了，咱就甭言语了吧。如果是谎言，不攻自破；如果是真的，你觉得你做人正派，那就让时间去证明吧。何必非要为自己去讨一个说法呢？有些事情，你既然觉得已经说它无用了，就由它去吧。我们听朱向前讲解读毛主席诗词的时候不是也提到，在向毛主席汇报林彪要叛逃的时候，毛说的那句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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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历史真实看“戏说”与“正说”（9）
关注细节，可能会把我们已经了解到的历史的判断给否定了。这里还有两个简单的例子。
一个是我前不久看某本书的时候一滑就过了的，我竟忘了书名，太可惜了。关于“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历史事件。当看到任何书中对此描述的时候，我们可能想象自己年轻的时候也热血沸腾过。“五四”学生游行，最后“火烧赵家楼”。说到游行学生领袖的时候，常会提及一位叫傅斯年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位著名学者。在描述历史的衔接上，常常是这样的，至少我看到傅斯年展览馆的介绍是这样讲的，说傅斯年是当年五四学生运动的领袖，然后文字就跳到“五四”运动和“火烧赵家楼”。如果我们把这两者联系起来，“五四”学生运动的领袖傅斯年跟当年参加学生运动的学生一起去火烧了赵家楼。这个联系是必然的吧？不会有错吧？至少我也是这么想的。然而，我前不久看的那本书里写道，傅斯年确实是学生领袖，而且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也去了赵家楼。但当学生们要火烧的时候，他劝阻，不让烧，认为是过激行为，认为不能用这种火烧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愤怒。当学生们执意要烧的时候，傅斯年走了，没有参与。但现在又没有任何史证来证明这个描述是真的。如果我们相信这个描述是真的，那我们对于傅斯年的判断，可能因为这一个小的细节而做出非常不同的评价。傅斯年作为一个学者，一个知识分子，他在这个瞬间做出了离开而没有参与的行为，这对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的态度、想法，并由此牵引出他的知识背景，受教育的背景，等等，就都可以做纵深的分析和探讨。
还有一个，是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所的研究员欧建平先生给我们讲过一个很有趣的细节，大英博物馆马克思读书的桌子底下到底有没有坑？至少我小时侯看对马克思读书破万卷的描写时，都说马克思天天去那儿读书，读的时候不停地思考，脚老在地下蹭，时间长了，底下就有一个坑。这当然对于鼓励学生像革命导师一样，去贪婪地读书，贪婪地汲取知识，是再好不过了。然而，欧老师告诉我们，他去了大英博物馆，问了大英博物馆的图书管理员，并亲自到那个椅子底下去看了看，没有坑。图书管理员告诉他，当年常来这儿看书的享有一种优惠，不是说每次坐在某一个固定的位置上，而是前排。前排是一排，不是某一个座位。
另外我们还见到过书上的画儿，画的是马克思在那儿读书，边上是大窗户。欧老师又告诉我们，边上没窗户，窗户离地面多高呢？好几米呐。看看，我们所接触到的艺术的真实，或者叫文学的历史真实，可能离那个历史本真细节的真实差得太远了。可是这样的历史真空，怎么样来填补呢？很多种情形下，根本无法也无力填补。我们常是被动的，甚至被动到了毫无还手之力。人家告诉你，就是这个，你信吧！
再比如，我小时侯从报上看到过很多这样的报导，比如说英雄人物救了人，记者第二天写出报道，他要描写英雄人物在救人之前瞬间一系列的心理活动：想到了谁，想到了什么语录，想到了小时侯受到什么教育，想到了父母曾经以什么什么话告戒我要如何如何做人，等等。但当时很少有人在看报导的时候想一想，他要是在救人之前想这么多，那个被救的人会不会早就死了？现在再有这样的报导时，大多数情况下已经是相对真实了。而且，很多救人者也跟媒体很真实地说，我当时什么都没想，根本顾不得想，这是真实的。但是事后我们可以附加上一些东西，就是为什么这样的人，他可以在那个时刻不加思考地挺身而出。我们在分析他为什么这样做时，可以联想到后来说的那些什么教育，成长，背景之类的。因为他受过这样的教育，所以他才会在那个时刻这样做；而不是把后天的东西安到他救人之前的那个瞬间。这应该是历史还原的做法吧。
大家都知道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它是一部文学作品。但文学作品当中，有关于古希腊历史的真实痕迹吗？美国有两个口述史学家，是师徒俩，师傅叫米尔曼·帕里，徒弟叫洛德。他们经过多年的研究，认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部被后人称为伟大史诗、总数约达28000诗行的叙述作品，远非荷马一人所能作，而肯定是希腊人集体的遗产。他们经过前往当时还流传着很浓厚的口述传统的前南斯拉夫地区进行探察，并把探察的录音带回来加以详尽的分析，认为史诗中高度程式化的固定的“特定形容词”当中、背后掩藏着他们的一种发现。第一，发现这种演唱风格有着悠久的传统。第二，他又发现，正因为是这样的演唱传统，所以荷马史诗是历代地、叠加地、不断地创造、再创造形成的。
其实，早在“荷马时代”稍后不久的岁月，关于“谁是荷马？他是何时创作出那些我们惯常归功于他的诗作的”这些问题就已经成为悬而未决的公案，很像《红楼梦》。“荷马问题”变得扑朔迷离。由于没有留下关于荷马史诗创作者的确切记载，后世的学者们只能根据零星的线索，来做各式各样的主观推断。就像现在，对《红楼梦》的作者，我们也有很多人做出了不同的推断。有的说是曹雪芹，有的说是曹雪芹的父亲，还有的说根本就不是他们写的，而是一个抄书者——这个也当成一个笑话，有一个红学家，好像是陈维昭吧，在某次讲座时说有人提出质疑说“曹雪芹”这个名字是“抄写勤”的谐音。当初因为《红楼梦》的流传版本很广，很多人抄啊抄啊，流传了不同的本子，其中有一个抄书的人抄得特别勤，抄一部给人一部，后来人们就把抄写《红楼梦》的这个人叫“抄写勤”，“曹雪芹”是这么来的。这已经是笑话了。其实，这说明学者们也常是在没有实证的情况下，根据很多的、零散的、支离破碎的资料，来推断荷马史诗是多人写的。当然也有认定《荷马史诗》是一人写的。这两个截然对立的学术派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