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政策上没有结了婚还可回上海这一条。她让姚夫人放心，姚家对她这么好，她不会忘恩负义的。她还许愿，等他们退休了，便把他们接到上海享福。
姚副主任听过姚夫人的汇报，对小M的话将信将疑，可还是抵不住儿子去上海生活的诱惑。
办这种事不需要姚副主任跑路。他向知青办打声招呼，知青办便与上海频繁地联系上了。
半年后，一张准迁证到了小M的手里。姚夫人立即与小M商量结婚的事。小M痛快地答应下来，一边办各种迁移关系，一边与姚的儿子上街买结婚的东西。
就在准备登记的前天晚上，姚家突然发现小M失踪了。小M的一切物品都整齐地摆在屋里，连姚副主任送的罗马表也留在桌子上。姚夫人鸡炸窝似的，急得要给公安局打电话找人。还是姚副主任清醒，叫她不要声张。
小M确实是只揣着准迁证明、户口卡上的火车。她感到一场戏终于演完了。
姚夫人忍不下这口气，当她得到小M回上海确切的消息后，立即给小M所在的街道办事处写了封告状信。
事情算是捅出来了。不过，小M也有话，她说那个姚副主任对她早有不轨行为，就是他儿子不是驼背，她也不能做他的儿媳，否则，她算什么呢？
为回城，小N唆人持刀相胁，小M以少女之身假言相骗，她们的行为是多么有悖于道德。可在那法律遭践踏，人的尊严遭践踏的畸形年代里，一个弱女子又如何能用正当的手段去摆脱畸形的命运？不道德的到底是那一方呢？不过，从这两个事例中的确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这种社会氛围中，空喊道德，只会让不道德的人为所欲为。十九世纪末，车尔尼雪夫斯基痛心俄罗斯帝国的腐败，竭力召唤道德的力量，向公民们疾呼：“反抗诱惑吧，那样你才有更多的机会做出高尚的行为。”他的呐喊可谓振聋发聩了，可沙皇依然纸醉金迷彼得堡。今日如斯，要求小N小M们遵循雷锋时代的道德，是多么无力。穷原竟委，她们的行为只不过是社会造成的，为生存而生发的非理性的反抗而已。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八、离合两维难
八、离合两维难
嫦娥飘然飞去，
因为她的根在天上。
羿只有引项哀伤，
因为他的根在大地。
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政府停止上山下乡。
1980年，政府允许在农村务农的知青返城。
1985年，北京市政府发出通知：在外地参加工作的原北京知青，凡未婚或已婚有一方在京的，均可迁入北京市。不久，又允许外地已婚的原北京知青有一子女迁入北京落户，以保证他们老后可以回家乡颐养天年。
于是，各地纷纷效法。上山下乡运动终于成为了历史。
千百万知青从心里感激邓小平，许多知青接到返城通知后，流着泪高呼着“邓青天”。
遗憾的是，在落实知青政策的过程中都躲过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知青的配偶是农民，知青回城了，他的配偶怎么办？负责解释政策的人否认可以享受知青待遇。这等于说，与农民结婚的知青要么放弃回城的要求，要么过两地分居的生活。这种分居很可能是永无希望的等待。
这部分知青不得不继续面对命运的挑战。他们的面前实质上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与配偶离婚，付出感情的代价，换来后半生物质生活的宽裕；或者与配偶生活下去，艰难地跋涉终生。无论做何选择，心上都会有一道淌血的刀痕。
1968年底，三十个十八岁的女中学生来到山西的一个村子插队。半年后，有十个姑娘嫁给了农民。
托翁普照人类的名言——“幸福的家庭都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是不会遗漏这十个女子的。那么，她们境况是什么呢？做为实录，我写下她们其中三位的自述。
之一：刘淑梅
你问我为什么跟农民结婚？扎根干革命呗。其实，下乡时根本没想过和他们结婚，可事儿到那儿啦，也就身不由已了。
我那位的爹是生产队长，是他把我领到他家的。他说青年点太苦，住在他家能更好的接受再教育。屁，那教育没好的。他家有一小子。姑娘一到十八就发乱，在一条炕上大男大女的能不出事吗？这都是他爹的主意。
那事出了不久，我们就结婚了。结了婚就后悔。后悔什么？不是嫌他穷，是没话说。光剩下夫妻间那点儿事，在土炕上滚一个月就腻歪了。
和他绝情出在生孩子上。我生了个女孩子。我想，这下可有个安慰了，谁知只三天就死了。那土屋子又脏又黑，卫生那么差，能不生病吗？我抱着孩子哭。他妈死缺德，说孩子不满七天死了不能走门，他便听他妈的话，硬将孩子从我怀里抢走，从窗户扔出去埋了。
我哭了两天两夜，就这么得了精神病。同学们把我送回娘家看病。那段日子只要在街上看见孩子就哭就喊。整整病了十年，把婆家娘家都折腾光了。
你问现在病怎样？早好利索了。问他？离了。怎么离的？唉。
我刚得到知青可以回城的消息就跑回了婆家。我男人听说我要走，扑通跪在了地下，三十多岁的男子呜呜地哭。他求我别走。他说为给我治病，家里穷得除了破被子就是铁锅，我要走了，他这辈子就甭想再有个家。我看着四壁空空的屋子，鼻子直发酸。就在我忍不住要掉眼泪的空，他妈插上来冲我喊；走不拦着，可得生个孩子走。我在她眼里就是只会下仔的畜牲！我眼泪没了，我只有恨。可我不会像十多年前那么傻，我得让他们随着我转。我哄他们让他们放我走，说等我在城里立下户，再帮他们都迁到城里去。我没提离婚，要提了，我非进棺材不可。
我挺顺利地回到城里。然后就是离婚。在法庭上我不敢看我男人，他好像傻了。唉，这怨谁？怨我吗？再让我回到那又黑又脏的土屋里挨他妈骂？
之二：王芳。
我是十个人里最早结婚的。我的老刘一样，刚下乡时没房子，都分到老乡家住，住着住着就和那位有了感情。县委书记来村里视察，对我说，你要是和农民结婚，我多忙也来参加你的婚礼。还有什么说的，结婚扎根干革命吧。
结过婚才知道跌进了火坑。甭说干革命，连做个自立的人都难。
事也出在生孩子上。那是个男孩子，都快一个月了，不知怎么就抽疯死了。这不算完，他妈，那凶老太太不让我退奶，说我奶水好，让我……（她抽泣起来）让我给人家缺奶的孩子喂奶。喂一次能挣……两毛钱。她把我当奶妈使。我不干。可我动不了，成天吃人家喝人家，不干怎么行？
我麻木了，像个死人似的成天坐在炕上，等着那老不死的领着不知什么地方的没奶的女人抱着孩子来。接过人家的孩子一边喂，一边把眼泪往心里咽。唉，我还是人吗？
还是说说离婚的事吧。
我第三个儿子长到三岁时，传来务农的知青可以回城的消息，可有一条件，必须得是独身。我的心立时活份起来。要想回到爹妈身边去，就只有离婚。对这个家我没什么可留恋的，可一瞅俩儿子，又犯愁了。叫我丢下他们走，真比剜掉心头肉还疼。可我还是抵不住回城和爹妈团聚的愿望。再说我也穷怕苦怕了。城里的生活太诱人。我向他提出离婚的事，他不同意。他当然不会同意，我呢，也当然不会硬碰硬的和他上法院。我也像老刘那么哄他，对他说，这都是为了孩子的前程，我们离婚后，我就可以回城，然后再复婚，然后再把儿子和他办成城镇户口，一辈子离开农村。他说，如果我骗他，就别想要儿子，我说，为了要儿子也不会骗他，这么着我们离了。
我办回城里不久，他带着孩子跑了上千里路来看我。儿子见我就哭了，我也哭成了泪人。他要和我复婚。我挺爽快地告诉他，那是骗他的。他气得带孩子要走，我早让家里人把孩子藏起来。于是又闹到法院。最后，小的判给我，大的判给他，送老大上火车时，那孩子哭得真惨呀。我对不起他，我总有一天还得把他找加来。
之三：杨艳。
那段婚姻都怨我，到现在我也这么看。
我在青年点总吃不饱。一天，妇女队长见我无精打采的样子，就拉我到她家吃饭。她一下给我煮了六个鸡蛋。看着这六个鸡蛋，我竟哇地哭了。她劝我搬到她家来住，我就来了。
她家有一小子，挺老实。可那天夜里他不老实起来，就出了那种事。不知怎的我没挡他。你问他爹妈知道不？能不知道吗，都在一铺炕上睡。唉，回想起来，就为六个鸡蛋把自己卖了，有多贱！我才十八呀！
后来，我带他回娘家。那份儿惨！人家瞧他那土劲儿，以为我犯了什么事卖给人家了。到这时我才察觉出来，我俩不用说思想，就连生活习惯也隔着一重山。回到乡下，我就一人搬到低矮的厢房里住下，想和他离婚。他们一家人都那么老实，哄我，求我，让我回心转意。我知道对不起他们，常一人躺在屋里哭。
我不能再卖自己了，铁心拖下去。就这么人不人鬼不鬼地熬了十年。
政府允许知青回城的消息他比我知道的早，当我向他提出分手时，他知道再也留不住我，立时应允了我。我的心口感到多年来未有的轻松，但很快又沉重起来。我发觉他老了，我发觉他承受的感情压力比我还要大，我发觉他是个好人，我发觉良心的谴责搅痛了我的心。唉，如果他也是城里人，也受过同我一样的教育，他该是一个多好的丈夫。
临回城的那天夜里，我把他留在了厢房。
毋庸赘言，这几位已进中年的知青当年被呼喊着革命辞藻的浪潮席卷着与农民结合，十余年后，又倚重法律与农民离婚，这之中的变化确有跨时代的意义。虽然她们都含着刻骨的痛苦去继续人生，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力量终究战胜了愚昧。无论她或他，在没有爱情的婚姻解除之后，相互都有了重新创造新生活的机会。
毋庸赘言，这几位知青的离婚案发生在八十年代初，当时的社会舆论对她们无不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痛骂她们道德沦丧的有之，同情她们勇于冲破封建罗网的有之。笔者不再去评述孰是孰非，剖析婚姻观不是本文的目的。笔者只想再从下面两位知青坚守与农民婚姻的自述中给读者一个思考的天地。
之一，李杭，男知青。
我不能和她离，我是男子汉，和那些女的不同，她们嫁给农民立时成了三孙子。她听我的，她要和我犯刺，她爹也不答应。再说她家对我有恩，我不能没良心。
文革时我属于狗崽子范畴的，集体户出身好的都走了，最后就留下我一个人。下工回到那冷冰冰的屋子里，不想别的，就想死。就在这时，她爸亲近上我，隔三岔五请我到她家吃饭。她家没儿子。一天，她爸喝过几盅酒后对我说，你做我女婿吧。我哆嗦着告诉他没钱娶老婆。她爸笑了，说就看中我没钱。倒插门，女婿加儿子，怎样？我当时就哭了，没想到世上还有人对我这么好。
糟糠之妻不下堂，您说我能和她离吗？
问我还想回北京吗？这不明摆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