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桑塔格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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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桑塔格传- 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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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流亡者——正如桑塔格自认为的那样——他们在消蚀自己,就像是夺走她父亲性命的“遥远的别处”一样。桑塔格的意思是,《魔山》使她不再相信母亲所说的肺结核是一种“羞耻的疾病”这种鬼话。在《魔山》里,“思想就是激情”,桑塔格如是说,这就为她自己将小说创作散文化找到了正当的理由,这种写法将在《火山情人》中“开花结果”。

别处的一个世界(3)
桑塔格是个“得过哮喘病、现已康复的孩子”,是“半个孤儿”。她认同曼笔下的“孤儿主角”——汉斯·卡斯托普,“一名合我那没有保护的心灵之意的英雄”。如果说她不像汉斯那样“简单”或“平常”,那她却有着他那极其认真和温顺的举止(她妈妈管她叫“好哇两只脚” )。他们都知道生活中如何以礼待人,同时又保留自己的一份孤独;他们均受到监护人的看管,而这些监护人都自以为知道什么东西对他们有益。但是,《魔山》最引人入胜之处在于那种在南加州很难听到的“自由而充满激情的谈话”。
  文学是苏珊别处的世界。“他'曼'在的地方,我都不在。我是指欧洲。”这不是她母亲收集早期美国家具、享受南加州阳光的世界。有一天,梅里尔打电话给苏珊,说他已安排好与托马斯·曼的见面。苏珊觉得与曼联系是一件不合适的事情,便盘问了曼一家对打电话去的反应。兴致勃勃的梅里尔声称没有任何问题,曼的号码就在电话号码薄上。但是,苏珊没有对任何人讲这次约会,心里对约会会有什么结果感到忐忑不安。
  拜见托马斯·曼的想法令人感到沮丧。她对文学的敬畏竟然降低为两个功未成、名未就的高中生和这位神圣作家之间的见面,这让她感到羞辱。她不希望生活与艺术之间有此交易——众多文学爱好者都不想有。这样的见面毁掉了一种理想,毁掉了阅读的纯粹性,是粗俗的。它暴露出对传记所怀有的一种低级趣味:对某些人来说,这是对书呆子实施的一种报复行为。
  托马斯·曼看上去的确像一位庄重的老文人。对苏珊来说,他很像他摆好姿势拍下的照片(曼传记里的照片上他在笑,没摆姿势,几乎与普通人一样)。他极为严肃,说起话来语速极慢,桑塔格还是第一次听人讲话这么慢。谈话经常冷场,尽管梅里尔和苏珊获得了机会,当面向曼表达了对其作品的酷爱之情。苏珊担心他会问到她没看过的他的作品。好在他没有问。他谦和、得体,也令人感到乏味。桑塔格记得,他讲话好象写书评。她更感兴趣的是他的藏书,不是他这个人。他将话题转到他们的学习情况时,苏珊快难以忍受了。这个身材高大威严的人对她那可怕的中学教育能够知道些什么呢?他知道驾驶员教育课程吗?他知道老师布置学生阅读《读者文摘》吗?知道乱扔在学校草坪上的安全套吗?他知道躲在隐秘处卖大麻香烟的奇卡诺 男孩吗?他知道她的一个同学持枪抢劫加油站吗?
  北好莱坞中学有一条漂亮的拱廊和一个院子,因此有点大学校园的味道。一九四七年,苏珊入学时,全校有两千多名学生。苏珊当了一年校报——《拱廊》——编辑,同时也担任“出版总干事”。她以政治和校园生活为题撰写社论,同时写影评。她主张一种得到两党支持的外交政策,主张致力于发掘新的联合国的潜力,这是一个机构,旨在避免“侵略与绥靖政策之极端”。有些人认为应当“在别人向我们扔炸弹之前,先将炸弹朝他们扔过去。”桑塔格痛斥这种心态。有人认为每个*者都是共产党人,她对这一歇斯底里的*表现表示痛心。她非常理解读者,向他们推荐奥利维尔(Olivier)的《哈姆莱特》:“如果你们哪个人认为它令人感到厌倦,或者学术性太强,那么,你很可能会改变主意。……在这部片子里,有大量吸引人的情节和动作,足以填满一百部好莱坞片子。”她也喜欢《红河》(Red River),说该片“展示了一个魅力无限的西部……有'蒙哥马利'悬崖和一万头牛的特写镜头。”她还发表了一首谜样的诗,令人想起她孤独的感受力:“凝眸静谧……/再吸气呼气。”

别处的一个世界(4)
但是,她别的投稿没有什么美学的或者土星式的味道,相反,它们是清醒、真诚、关心公益事业的。与桑塔格合编《拱廊》的琼·库兰记得和她合写过一篇社论,提议学校附近安装交通灯,引起了地方当局的关注,并采纳了她们的建议。罗伯特·洛记得,苏珊在一节课后,会来他的教室,与她的导师、校报顾问、二十五岁的塞达·加拉佩迪安认真讨论很长时间。苏珊和加拉佩迪安小姐似乎忘了时间,一直讨论到第二节课——洛和他的一些同学开心死了,他们巴不得英语课推迟上课。苏编辑在代表毕业生所作的告别辞中盛赞加拉佩迪安:“让我们将粉红色矮牵牛花献给加拉佩迪安小姐——我们那白里透红、光彩照人的师长。我们大家都极其粗心,都具有恶魔般的幽默感,她一一照单全收。”
  苏珊知名度越来越高,使得她在总干事位置的竞选中胜出;她是三个候选人之一。这也让她在学生会有了一席之地,是范·赫斯特提的名,因为她注意到苏珊的功课是全优,而且《拱廊》记者的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她愿意为你们的利益而辛勤工作,我相信,苏·桑塔格是这个工作的最佳人选。”她几乎一直被称作“苏·桑塔格”,她写文章也是这样署名的。
  苏·桑塔格没有掀起什么波澜。她任期内的学生会主席——阿特·索尔——不记得她。其他学生只模糊地记得是有这么一个非常舒服(如果说不太友好)的同学。但是,那些记得她的人则记得非常清楚。梅尔·罗斯曼回忆说:“她是我的初恋情人,尽管我是单相思。”罗斯曼见到桑塔格的时候已是北好莱坞中学毕业班学生,他并不知道她比他小,她看上去是那么成熟。弗雷德·马戈林(除了校报上的文章,苏珊·桑塔格别的作品他一个字都没有读过)记得“好看的”桑塔格是学校少数几个犹太女孩之一,她这个人“总是独来独往,从不随大流”。当时,她常常见马戈林、梅尔·罗斯曼,以及其他一些同学,包括一位马戈林记得是名直率的共产党女孩。“不管是什么原因,”马戈林说,“我对苏珊的记忆一清二楚。苏珊笑的时候,那可是满屋生辉啊!”他记得,只要天气允许,她总是穿雨衣。“她会大步流星地走过,而不是漫步。她不需要趋附什么人,她非常自信。”她不打情骂俏,没有男朋友,不出去约会。用马戈林的话讲,她保持了“一种男性般的独立”。当问及是否见过桑塔格家别的什么人的时候,马戈林说没有,“认识苏就足够了。”
  桑塔格是学校管弦乐队的小提琴手,是一个世界友谊协会和滑稽戏俱乐部的会员,十五岁的时候,她就已经是一位出色的演讲者了。她发表过关于亚伯拉罕·林肯的演讲,参加过论题为第三党的必要性的辩论。她代表学校参加了世界友谊演讲赛的半决赛,就“我的邻居是谁?”的主题发表演讲。不过,尽管她才华出众,没有哪个同学认为她是个怪人。大多数同学几乎就没有注意到她。她看上去傲慢吗?没有人记得有个叫苏珊·桑塔格的学生有一丁点讨嫌,除了体育老师——简·萨利文。简记得苏珊“狂妄自大”,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如何逃避体育锻炼上。
  库兰、洛和其他人都记得这所进步学校里有一支生机勃勃的、大多年轻的教师队伍。学生们享有充分的自由去选择课程和老师。他们记得当时不存在偏见——最近一次老同学聚会上一个墨西哥裔美国学生的话证明了这一点。

别处的一个世界(5)
但是,梅尔·罗斯曼的回忆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青少年的世界完全不同于当今世界”,前者是一个让人感到孤独的世界。
  当时没有青少年文化。我们每人都生活在各自的地狱里。我们谈论许许多多让我们心往神驰的事情;我们讲到许多我们关心、恐惧和希望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谈论与我们家庭的关系。那些事情,还有性,完全属于个人隐私,我们从来就不会考虑去讨论,连和我们最要好的朋友也不谈。那些话题完全是禁忌,我们自己也常常连想都不敢想。也许,我们因此才对我们看的书、听的音乐那样充满激情。
  偶尔,老师也会闯进这个私密世界。对于罗斯曼和桑塔格来说,这么一位老师就是索菲娅·莱辛。苏珊听莱辛的英语课,莱辛曾邀请苏珊上她家作客。多年后,在桑塔格一次签名售书会上,莱辛向她作了自我介绍。“我无法告诉你那个时候她对我意味着什么,”桑塔格回忆道,“我们俩聊了很久,都哭了。我到现在还记得她的起居室的样子。壁炉上挂着一幅保罗·克勒 作品的复制品。”
  弗朗西丝·加纳,一位受欢迎的英语和法语老师,戏剧教练,经常旅行,她同时也是老道的先锋文学读者,是她另一个重要的智性导师。她女儿琼·加纳·泰勒说:“妈妈成了桑塔格的第二个母亲。她和苏珊一见如故。我是进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才听说的。妈妈一个劲地夸她,她们俩经常呆在一起。”苏珊去加纳家拜访过,发现欢迎她的弗朗西丝是个为“非传统”所吸引的老太太。弗朗西丝·加纳曾对女儿讲过有个叫苏珊的有点儿反叛,她没什么朋友,她不是一个双手合叠、坐在课堂里机械地听着老师布置作业的女孩。平日里受到管束的桑塔格此时畅开心扉,加纳太太得知她与母亲的相处有问题,与家人并不亲近。加纳太太断定苏珊·桑塔格会取得巨大的成功。“苏珊在芝加哥的时候,她们俩通信,”琼·加纳·泰勒回忆道,“妈妈是芝加哥大学毕业生,这成为她们之间联系的纽带。”
  苏完全有别于她的同班同学。她不是孩子般的娇小可爱,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漂亮。不是那样的,比桑塔格低两级的作家贾梅克·海沃特记得,“她俊俏得令人赞叹:皮肤黝黑,表情严肃,眸子里流露出超常的智慧,一头乌黑浓密的头发比现在的短,卷曲得厉害些,精致的双唇随时准备张开,娓娓道出一套又一套思想,这既让我着迷,又让我愤慨。”苏的眼神表明她完全能将心比心,替人考虑,但是,海沃特在后来与已成为作家的苏珊·桑塔格几次紧张而又匆忙、有冲突的相遇中,再也找不到她的那种品质。海沃特曾与桑塔格一起担任笔会管委会成员,他发现桑塔格不友好。就像笔会管委会主任卡伦·肯纳利告诉海沃特的那样,苏珊经常对朋友大发脾气,“当着大家的面一甩手,‘砰’的一声,将他们拒于她的生活大门之外。”
  杰克(当时,收养他的人家叫他“杰克·马克斯”)与苏有共同之处,即爱争辩、爱思考。即使在那个时候,“她也很强硬”,崇尚理性。杰克是个浪漫主义者,非理性的辩护人。“苏想把我拉回到天真的现实主义世界中去。她偏爱莱昂内尔·特里林那种男性的、直率的风格。”她年长几岁,而且博览群书。她向他提出挑战,看他能否证实他的观点,能否找到更具有说服力的观点——但一般总是她赢,总以一句类似“正如T· S·艾略特所说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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