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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罗斯曼的朋友伊莱恩·斯卡里（《痛苦中的身体》的作者）问桑塔格是否介意自己被写进格罗斯曼的小说。她对斯卡里讲，不介意，相反，那让她很开心。对记者佐薇·海勒，桑塔格将她在英国的短期逗留描述为有趣的插曲；在那里，她“身穿宽松的外衣，脚踏自行车，四处闲逛”，遇到“有趣的年轻人”。她称之为“使自己年轻的一种途径”，“以前我从未允许自己这样做——这是我第一次经历的合适的学生生活，尽管我当时已结婚，而且还是个母亲。事实上，在牛津的那一年＇实际只有四个月左右的时间＇意味着我婚姻的结束。”
到了巴黎，当然就意味着栖身《夜林》，这是“拙劣的嘉年华、一种人类动物园的巴黎。那些城里的徘徊者希望成为他们急欲成为之人，却不能如愿”。桑塔格做着人们或许能猜中的事情：恶补法语，凝望城中辉煌的建筑，追求感官刺激，逛书店。她在离巴黎大学不远的雅各布街拉丁区找到一个房间住下；在这里，她要继续做她的伦理研究博士论文。都市化的巴黎大学比起平静的、几乎是乡村的牛津大学来要适合她得多。严肃的巴黎学生吸引了她。这些学生住在破旅馆里，日常开支依靠家里拮据的资助（当时还几乎没有国家奖学金）。他们不打工——“当招待、洗盘子有失尊严。”他们有大量的时间在咖啡馆争辩，在最简单的事情上找到复杂性。那时候的思考路子是：“你说得对，但它要比这个复杂得多，” 因此，这一思路被誉为“矛盾的精神”。
记者欧夫·贾菲一九四九年起一直长驻巴黎，他在一九五八年除夕晚会上认识了桑塔格。他推测，因为性格不合，她已经与丈夫分手，她有个五岁的男孩和里夫及家人住，她似乎还与他们保持不错的关系，但已发现里夫对她来讲太学究气了，而且落伍、太过传统。贾菲知道，他们俩曾合作过一本书——事实上，他现在还记得桑塔格在巴黎的美国捷运公司取《弗洛伊德：道德家之心灵》一书校样时的情景。
桑塔格和贾菲下馆子，这不算什么大惊小怪的事情，还一起看过许多场电影。他记得她爱看西部片，会催他：“去吧，会很好玩的！”看电影是她主要的放松途径。她看好莱坞旧片的时候是她最最好玩的时候。是的，谁陪她看电影，谁就会讲那是个非常随和、非常贪玩的苏珊。
多年后，贾菲才意识到，桑塔格观看那些电影的快乐源自其对坎普感受力的兴趣——这个概念日后让她一举成名。他喜欢苏珊，因为她是如此轻松愉快、思维敏捷、长于观察。她法语讲得还算过得去，除了有点儿美国口音。他们一起去听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巴黎大学所作的讲座。他们印象很深，但对波伏瓦的观点，他们也有不敢苟同之处。她在巴黎呆的那一年结束的时候，与贾菲友好地分了手。
探索（3）
一九五八年，桑塔格联系上了她在伯克利最要好的伙伴、现供职于巴黎《先驱论坛报》的哈丽雅特·索姆斯。她们又成了一对，并结伴周游欧洲列国。
哈丽雅特记得，桑塔格人见人爱，无论是男是女。在德国，一名男子认为桑塔格像只外国猫。男人们尾随她。两个女人一起旅游比较省钱，有时搭便车，有时乘火车。她们投宿廉价旅馆；希腊那家似乎特别便宜，她们住了几天之后才发现那是一家妓院。从希腊返回巴黎，她们坐的是三等车厢，（她们挠头的时候）发现把小虱子带了回来，只好用毛巾把头发给包起来睡觉。
在巴黎，哈丽雅特把苏珊介绍给她所有的朋友，苏珊妩媚极了。她也害羞。她思念大卫，但也很享受假期。哈丽雅特认为，她在尽情地享受这种远离母亲责任的时光，她年纪轻轻就生了孩子。她也帮哈丽雅特做好新工作——为一家技术杂志做翻译。她很喜欢翻译。在哈丽雅特眼里，苏珊似乎还是非常年轻、非常脆弱，情感上与她九年前就认识的苏珊没什么两样。哈丽雅特记得听见苏珊说：“我得学会更愤世嫉俗。”
对苏珊·桑塔格来说，欧洲大学的课程设置不当。她已经有了像伯克和陶布斯这样的文学和思想导师，但她尚未结识能帮助她沉浸到当代文化领域之中去的同龄作家。于是，哈丽雅特向她介绍了三十岁的阿尔弗雷德·切斯特。于是，桑塔格拜倒在他脚下。
切斯特出版过一部短篇小说集《龙在这里》（一九五五）、一部长篇《杰米是我的心上人》（一九五七），此外，还有奥林匹亚出版社出版的、以笔名马尔科姆·内斯比特写的*。用辛西娅·奥齐克那生动的话语来说，他正腾飞到“文学名流的空中花园”里。自一九五一年起，他就在巴黎，所以，可以把桑塔格介绍给在《评论杂志》、《党派评论》以及《巴黎评论》上发表文章的一些作家。他还真认识《巴黎评论》和《纽约书评》的创办人乔治·普林顿和罗伯特·西尔维斯两位编辑。后者是芝加哥大学的又一奇才，曾支持切斯特的处女作在法国出版。
切斯特长着一张娃娃脸，秃顶，红扑扑的脸蛋，像个布娃娃。小时候，他生了一场病，结果全身体毛掉光，所以，看上去胖乎乎的。他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的秃顶，便戴上被说成是有点黄的橙色和姜黄色的假发。他似乎养成了一种肆无忌惮的同性恋…犹太人的炫耀习惯，以与他奇怪的样子协调起来——抑或是要对立起来？他雄心勃勃，这是出众的。
他是布鲁克林人，讲起话来像一挺加特林机枪 ，“第二句句子的脚趾头绊在第一句的脚后跟上。”他是个波西民，生活就围绕着当作家来安排。除了写作，他什么都不做。他想出了聪明的法子，让他母亲在经济上资助他（编了个自己结婚的谎话，通知她，这样她就会送他一件结婚礼物），躲避房东（保住一套不易得到的要交租金的公寓房，办法是穿上晚礼服，装扮成一个百万富翁，和一个准备翻修那房子的建筑师一起出现）。只要是切斯特觉得为躲开非文学的工作而有必要做的事情，他都会去做；他做的这些个乱七八糟的事情多年来为作家和编辑们提供了茶余饭后的谈资。桑塔格向来认为，没有教席，或者不与某些大学确立某种关系，要想好好写作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对桑塔格来说，切斯特的例子倒让她大开眼界。
探索（4）
许多人都看好切斯特，认为他似乎注定是要成就一番事业的，可他从来都不会成为文学泰斗。相反，他喜欢在纽约有一种耀眼的沉浮。他追求的声名让他感到厌恶。看到桑塔格成名、变得显赫而她本人对此又非常珍视的时候，他便越发感到厌恶。
诗人爱德华·菲尔德写过一篇关于切斯特的未刊稿，标题是《要娶苏珊·桑塔格的人》，为恢复切斯特的名誉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他约过桑塔格，向她征集切斯特写给她的信札，并请她回忆他们之间的交往。她一直保持沉默，只有一次回答说她不能合作。桑塔格没有提供证明，好在我们读到了辛西娅·奥齐克出色的*《阿尔弗雷德·切斯特的假发》。一九四六年，奥齐克和切斯特在纽约大学同听一门写作课。他才十八岁，却已经满怀“文学激情”。她是以一个大胆的说法开始回忆的，即切斯特——实际上是切斯特的思想——是不朽的。他“坚定地站在”好象是她心灵的“无法渗透的一个纯精神岛屿上”。换言之，他代表了纯粹的文学写作理念：“他劲头十足地撰写唐突无礼的评论，妄自尊大，吓唬人——五六十年代许多年轻男性（以及极少数女性）都写，目的是为了成名。”以下是摘自切斯特发表在《纽约书评》上诋毁约翰·雷奇《夜之城》的一篇评论：“段落写得是如此粗俗、笨拙，艺术上是如此的板滞、凝重；雷奇是存心要靠*烧干诗的最后一滴诗意，结果，他什么都拿不出来，除了一锅黑莓散文。”看完这篇评论，戈尔·维达尔称切斯特是魔鬼——但也是大师，是“黑色艺术”的实践者。正如奥齐克意识到的，“每隔五年，一批文学新人就会茁壮成长，同样地浸泡在勃勃雄心的欲望之中，同样地因嫉妒而令人厌恶（或者受到激励）。
切斯特与桑塔格关系恶化后，在给一个朋友写信时，他厉声喝道：“你竟敢说‘你的朋友S·桑塔格’？你这卑鄙小人，她是我的敌人！她是大家的敌人！她就是敌人！”
奥齐克的文章提到切斯特未完成的长篇——《脚》——已发表的部分时，间接地涉及到桑塔格。这个残片包含了把他的文友写进小说的内容。比如，保罗·鲍尔斯变成了彼得·普拉特。奥齐克也提到玛丽·蒙黛，但没有明确指出其生活原型，其实显然是桑塔格，她的姓在德语里指星期天。 奥齐克指出，在《脚》里，玛丽·蒙黛有个酷似她的人，同名同姓，也叫玛丽·蒙黛。切斯特在信里将桑塔格描写成具有双重人格者（高贵的文人和“玩世不恭的*”）。桑塔格后来写了个题为《假人》（ “ The Dummy ” ）的短篇，有着同样大胆的构思：一个人有第二自我，别人能够看到他在过一种生活；而同时，这个自我的原身可以过着完全是另一番模样的生活。
一九七0年，切斯特在以色列去世。那些认识他的人对他有生动的记忆，因为他始终有棱有角，动辄大发雷霆。他从未变得老成过。奥齐克得出结论说，他一辈子“全心全意地奉献给了文学”。
一九五八年，对阿尔弗雷德·切斯特和哈丽雅特·索姆斯来说，桑塔格似乎还是个纯朴的少妇。但是，桑塔格已经在研究安德烈·布勒东及其超现实主义同仁；这些人对艺术家这个人物，即作品背后的创造者感兴趣。他们为桑塔格提供了与瓦尔特·佩特和奥斯卡·王尔德之间的联结；这些作家她在芝加哥的时候和内德·罗森海姆讨论过，他们创造出一种与美学个性观无法分离的风格。对布勒东来说，“作者与作品是捆绑在一起的，无法分开……艺术家的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作品……就是他自己。”
在战争一结束的岁月里，与生活在巴黎的其他美国人相比，桑塔格更深地浸润于法国思想界和电影界。像诺曼·梅勒和詹姆斯·琼斯这样的小说家当然也与法国作家交朋友，并从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中获益匪浅，但是，桑塔格实际上是惟一一个努力在那里讲着法国哲学家、小说家和影评人语言的美国人。她引发了法国思想界对美国大众文化的兴趣，并开始形成自己的美学观，此观点打破了由德怀特·麦克唐纳和克莱门特·格林伯格这样的美国评论家提出的雅文化与俗文化的范畴。六十年代，她动笔写她那些标志性论文的时候，把欧陆的复杂带进了美国评论界，改变了思想和文化争论的表达方式。她的前辈（如莱昂内尔·特里林和爱德蒙·威尔逊）将自己的视野局限在文学、历史和一般文化讨论的范围里，而桑塔格则表现出对所有艺术门类的了解；这得益于她那训练有素的哲学头脑，这种头脑为她所谓的“新感受力”而辩护。她把她讨论文学经典的严肃认真劲儿也带进对当代一些领域的讨论之中。
但是，桑塔格着迷的法国